问　题

在第一章概述了王弼《老子》本的一种新的批判性版本将建构在何种基础上之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王弼《注》的各种通行本的可靠性，以确定是否需要一个新版本，而如果确实需要，那么可以用哪种文本为资源。我的论点是： 除岛邦男《老子校正》中的文本以外，王弼《注》的所有现存版本都基于1445年前后刊印在《正统道藏》中并在明万历年间由张之象承接的文本；更好的文本可以从出自11—13世纪编撰的各种《老子注》的摘引的合集中绎出来；但由于没有一种完整的早期文本可以代替通行的本子，王弼《注》的一种批判性版本将不得不为每一条注释选择最好的读法作为底本，批判性地加以编校，并注明其他相关的文本传统的不同读法。这一工作将在本编的第四章完成。

这一章将通过王弼《注》传承的可确证的历史呈显证据。在此过程中，我希望给出的是一种可以被称为文本的社会史的叙述，它关注的是王弼《注》引起的那种特定类型的兴趣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王弼《注》的保存；在防止这一文本随着它的载体的残毁而消失这一点上，二者都是有作用的。

1927年，王重民汇编了早期书目和藏书家的著作中与王弼《老子注》相关的材料。 (1) 后来的学者（直到波多野太郎和岛邦男）又进一步增添了些资料。 (2)

然而，我们仍缺少将各类记述整合而构成的有关这一文本的可靠历史。像《文子》、《淮南子》或《太平经》这样的独立文本，已经有了此种历史 (3) ，但也许是由于对注释一直以来都不够尊重，迄今还没有为采用注释形式的哲学著作撰写的这样的历史。

各种观点变化的范围极大： 从不加批判的假设（认为被置诸通行的王弼《注》之上的《老子》本就是王弼《老子》本、通行的王弼《注》就是可能有的最好的版本）到洪颐煊（1765—1833年）的激烈主张——他从法琳7世纪早期的《辩正论》中的王弼注引文与他手中的王弼注文本之间的差异推断“今本王弼注明代始出，或后人掇拾为之” (4) 。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是对钱曾的呼应（1629—1701年），钱曾指出：“惜乎辅嗣注不传，而独传此（指河上公注），书之日亡，惜哉。” (5) 事实上，王弼《老子注》要在儒家的怀疑中存留下： 儒家认为它的意识形态影响造成了晋的灭亡和中国的内乱。它既要与那些道教群体偏爱的注释竞争，又要与那些有能力让自己的注释流行的帝王撰写的注释竞争。因此，这一文本不可能依靠中国文本收藏的主线确保自身的传承，甚至不能让抄写者在业报簿上得分。

撰写关于王弼《注》的历史的困难源于方法的开端。绝大多数讨论这一文本的历史的现代学者，都将王弼《老子》本的历史与王弼《老子注》的历史联在了一起，因此他们一直在寻找二者共同出现的最早的单独版本。这导致了对被收入《正统道藏》和《四库全书》的这类文本及其变体的采用，直到1980年楼宇烈的《王弼集校释》。 (6) 然而，正如前一章表明的那样，王弼《注》上的《老子》本有其自身的历史。这一《老子》本逐渐依河上公本改窜，而王弼《注》中的《老子》引文却基本没有随之改变。因此，我们不得不走上另一路： 研究独立于王弼《老子》本的王弼《注》的传承。岛邦男在其《老子校正》中，又一次率先尝试这一进路。与其他人依循明代的版本不同，他寻找的是王弼《注》现存的最早文本，并在11—13世纪的各种“集注”本中找到了它们。尽管他关注的是《老子》的不同文本系统，而非王弼《注》的。因此，当他在引用他认为是最好的注释文本时，他没有为收入其著作中的各种注释（包括王弼《注》）建构一种批判性的文本。这些集注中的王弼《注》引文又被转而附着于出自其他统系而非王弼《老子》本归属的统系的《老子》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