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中国学研究发生在一个多语言的世界。除了中文以外，学者们还在用日语、英语、法语、德语以及其他语言撰写重要的著作；而相当的历史资料则在另一宽泛的语言跨度里传布，从梵文到吐火罗文，从拉丁文到葡萄牙文，更不用说日文和韩文中对古汉语的运用了。几乎没有学者敢于声称自己在用所有这些语言中的哪怕一小半来从事研究，而与此同时，这样的学术原则却依然有效： 关于一个课题的所有重要的资料和研究均需要顾及，不管它们传布在哪种语言中。

在过去的25年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研究在中国大陆经历了实质性的复兴，在海外出版的以及以其他语言撰写的学术著作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某些影响广泛的著作得到了译介，以便于致力于中国学研究的学生和其他领域中那些关注比较视野的学者阅读，比如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然而，这中间仍然存在着令人痛心的不对称。当以汉语、英语、日语和法语等三或四种语言从事研究在海外中国学研究者中已经相当普及之时，在中国大陆，即使对于年轻一代学者，这也仍属罕见。其结果是，他们的大多数讨论被割离于国际学术的主流之外，这一事实受到了图书馆采选政策的强化——甚至在中国大陆最好的大学的图书馆里，人们也能发现那些最重要的中国学研究的外文刊物付之阙如。

将外国的学术著作译为汉语，至少能部分地弥补这一状况。我很高兴我关于王弼《老子注》的研究受到了关注，并被翻译为中文出版。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主编，刘东教授不仅是翻译此书的建议者，而且也是此项翻译计划的每一步骤的积极推动者。我无法想象没有他的努力，此书的翻译能够完成。

翻译是真正多语际的工作。一个以德语为母语的学者，用中国学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学术语言——英语，分析和翻译一部以3世纪的汉语写成的，从语法、修辞和字义等方面解释某个六百年前的文本的注释。这一三卷本的研究包括对王弼在其注释中所用的解释学方法的分析，王弼《老子》本及注释的批判性版本及“推论性翻译”（即通过王弼的注释解读《老子》的文本），以及对作为王弼《老子注》核心的哲学问题的分析。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杨立华教授慨然承担了这一译介工作。为了形成一个翻译规范，我们两人有近两个月的时间，每天在柏林的国际科学中心逐字校阅部分译文，剩下的部分则通过信件交流和讨论。这相当有趣，但也非常艰难——尽管杨立华的译文草稿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水准。

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德国和法国学习期间，我关注的是古代汉语。那个时候很多研究古希腊的学者在学习古典的希腊文，但连在现代希腊的雅典餐馆叫来一杯水这样的事情也压根儿无法做到。我那时既没有学习现代的白话文，也没有看到这样做有什么必要。那时候，社会主义阵营外的世界，与中国大陆没有任何实质的学术交流，而少数在台湾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讲的都是英语。直到1979年，我年近40的时候，我才学会了第一个普通话的单词。对于充分发展我用现代汉语表达和写作的能力来说，这实在太迟了。当然，我知道我的每一句话在说什么，也能看出译文是否准确地翻译出了我的意图，而杨立华则不得不一次次给出一个可用的现代汉语词汇或句子。我非常感谢他容忍我无休止的细碎“唠叨”的耐心。至于结果，则留待读者的裁决。

这一研究并非凭空而来。它在与中国学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倾向和实践进行着或明或暗的争辩。在现代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开始的时候，人们可以期待它们会从欧洲古希腊和罗马的经典研究的那些给人深刻印象的文本批判或文字学的方法论中汲取方法论的指引。在相邻的领域——梵语研究中，情况正是如此。然而，西方学者在中国发现了有众多学者参与其中的清代考据学传统，其中的许多领域（如音韵学），达到了极为精深的水准。这一中国学的传统迅速吸收了某些西方的文本批判方法，尤其是与辨伪问题相关的那些。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顾颉刚等人编辑的七卷本《古史辨》。而其他一些重要的西方文字学的要素，如批判性文本，则没有成为中国学学术实践的部分。除极少数例外，日本或西方的外国学者并没有进入这一在质、量和历史等方面都拥有如此优势的领域的意图。这一可悲的结果，致使时至今日，甚至那些最为基本的中国经典文本也没有值得信赖的批判性版本。连可以和Oxford、Teubner或Loeb的西方经典著作系列相匹敌的东西都没有，就更不用说有关《旧约》、《新约》的研究了。

带有王弼注的《老子》本的通行本就是一个例证。它直接回到了带有印在王弼注之上的《老子》文本的一个明代单行本，而这一《老子》文本显然不是王弼手中的本子，因为王弼在注释中引用的《老子》本文一再偏离它。而且，这一文本已经被广泛地用作“王弼《老子》本”，甚至在那些将不同抄本并置起来的版本中也是如此。这一状况在许多年前已经在实质上被岛邦男教授的杰作改变了。他的《老子校正》是最早为《老子》传承的不同世系建立批判性版本的。在他的著作之后发表的抄本，如马王堆帛书本，在许多例证中证实了他对这些文本族中的两个文本族的读法。对马王堆帛书本的盲目追随，使得他的著作被绝大多数学者当做过时的东西而忽视。岛邦男也是第一个将注释中的引文用作这些注释者手中的《老子》文本的资料的人。通过从他的著作中汲取重要的方法论暗示并将其推展为更系统的方法，我开始着手建构王弼手中的《老子》本和王弼注释本身的批判性版本，对于后者，明以前的资料尚存，而且在质量上也要好些。

我自己的方法论背景内在于解释学传统。1961年读了伽达默尔（Gadamer）的《真理与方法》以后，为了学到更多的解释学方法，我决定前往他当时任教的海德堡大学。尽管我尽力带入这一视角来丰富我自己对中国学的研究和教学，我还是没能说服伽达默尔把中国哲学作为哲学课程的常规部分。如果没有在海德堡那些年的刺激，对王弼用于其注释中、并使他的注释为原本不同意其哲学宗旨和分析的学者信服的复杂方法和程序的分析，是无法想象的。这些分析构成了原本三卷系列的第一卷，亦即本书的第一编。这一分析的出现，包含了对忽视中国学研究中的注释传统的含蓄批评。一直以来，注释者常常被学者们当做方便的参考书，用来检索某个东西的意义，某个地方的古地名和位置以及某个汉字的罕见语义。如果注释者被纳入思想史或哲学史，他们就会被分配到这个或那个学派；他们的著作将被当做独立的哲学论文，而几乎完全忽略了这一事实： 它们是作为另一有更高权威的文本的注释来展开其论辩的。其结果是，它们与本文的互动关系、它们的注释策略并没有得到研究。这一部分力图呈示这些策略及其暗示的研究的实质性哲学旨趣和一般性思想趣味。其中的一个结果是上面提到过的对文本的现代翻译的深层策略。针对某种颇为时兴的假设（它假设《老子》和王弼注都具有多种可能的意义，读者可以自由发挥），我指出： 王弼注的诉求是去除《老子》本文的所有可能的多义性。在王弼提供某种“翻译”或以3世纪的语言详尽阐发本文的内容和语法功能的地方，这一对多义性的去除是相当明确的。但在文本本身只有唯一一种合理选项的场合下，仍然存在着含蓄性。如果在某个句子中，不知名的主角的行动对“百姓”具有普遍的影响，那么，这意味着这个不知名的主角是统治者或整个政府，而非尊敬的读者或我本人。对于现代的读者，这些暗示不再是自明的了。因此，我把它们补充进括号里。其结果是，带有明确性和可证伪性这两种相互关联的品质的一种现代汉语翻译。对于学术探讨而言，这样做带来的优点是： 把我的翻译开放给任何尖锐的批评性阅读，容许发现和校正错误，而非隐藏在文本假定的多义性背后。

关于哲学的第三部分承担了也许不可避免、但也令人遗憾的部分工作。例如，致力于研究新发现的竹简或帛书抄本上的文字的学者，倾向于关注这一方面，而只对文本的修辞、叙事结构或它的政治、哲学意涵做极少量的评注。很明显，此种专门化是有其理由的，而且他们指派给技巧和纯形式解决的特权位置避免了让某个人对内容的解读呈报出文本中的某个字得以辨识的方式的危险。与此同时，书写符号与修辞和内容的分离，是纯然表面性的。我的梦想是涵盖从文本的版本到翻译、从注释策略的分析到哲学和政治意涵的研究的整个过程。我试图保持三个部分的特质，并把它们设计在一种使之独立停下的方式中。我也试图整合它们。依据玄学家中的文字学和哲学实践，我相信它是王弼力图将文字学与哲学的迫切性结合起来的关键点。

研究王弼，整整用去了我23年的时间，这与他活过的年头正好相当。不过，我要高兴地说，我对此没有丝毫遗憾。我非常期待看到中文读者对我就这一年轻而骄傲的天才所做分析的反应。

2006年6月5日于海德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