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论

王弼的《老子注》并非此类注释中的第一个。在他生活的时代，市面上充斥着各种其他的注本，而王弼的读者很可能已经通过这些早期注释中的某个注本读过了《老子》。残存下来的这些早期注释表现出了对领会《老子》的主旨和意义的强调，而极少关注文本的语言及其对语言的阐述。 (2)

在这一方面，王弼从根本上区别于早期的注释者。他非常重视《老子》中使用的形式和结构上的设计，同时也更关注《老子》对语言及其在处理道时的局限所作的论断。他对《周易》和《论语》的语言及陈述结构的分析表现出了相同的关注。这三个文本通过它们高度精练的形式结构以及对表达的超言方式的运用（特别体现在《周易》的卦象中），表明了对清晰的语言在讨论道、宇宙和圣人的神秘中的有限作用的高度自觉。它们对表达的非语言方式（如形式风格模式、卦象或自我矛盾式吊诡的语言）的运用可以被看作一种旨在扩充超言的表达手段的自觉努力，而它们对语言的明确陈述表明这是一种有意识的策略。

在他对来自不同学派的《老子》注释者的批评中，王弼指出他们没有理解《老子》对语言的用法；他们不但忽视了《老子》语言的实际特征，而且也忽视了文本中对语言的明确阐述。他声称，他们是在“随其所鉴而正名焉，顺其所好而执意焉”。 (3)

针对这一对文本字面的拘泥，王弼引证了《老子》的明白告诫。他对各“家”《老子》读解的批评暗示了他自己的策略： 王弼将从文本自身提供的或隐或显的提示绎出他自己的读法。《老子》本身一定提供了正确读解的方法，而王弼则将道出并明确这一方法的特点。在王弼提出与所有其他人都截然相对的解释学方法之前，汉代的其他文本（如《孟子》和《楚辞》）的注释者早已开始转向这一方向了。赵岐（？—201年）正是将《孟子》读《诗经》的策略理解为引导读者如何阅读《孟子》本身的忠告，这一忠告还没有引起此前的《孟子》的读者的注意。 (4) 同样地，这些读者也只触及了文本的字面，而错失《孟子》的本旨。从文本自身的指示中绎出读解该文本的策略的解释学方法主张一种真正的读解的权威性，并从这一立场出发将其他的读解拒斥为任意强加的解释。与此同时，在将自己的读解可证伪地筑基于文本本身的标准之上的过程中，它自身也受制于一套严格的规则和程序，从而大大减少了注释者的解释余地。这一更学术化的进路有时似乎会降低使用某个文本以迎合当代需要的活力，而这一点无疑使它更适合当代解释学的进路——可以将这些注释作为某个关于如何读解中国的经典文本的现代学术讨论中值得重视的参与者。换言之，王弼对《老子》的处理在方法上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的历史限制；他对《老子》或《周易》文本规则特征的那些发现具有被现代文本研究的学术方法检验并证实/证伪的可能。

本章从王弼的《老子》的解析的边缘开始，即从他对《老子》的一个重要文体特征（我称之为“链体风格”）的分析开始。由于《老子》在玄学家中的既有权威，这一特征也成为有关玄与道的话语的基本文体模式。从边缘而非中心开始，在强调王弼的文本处理的某些核心要素时有其便利之处。对《老子》及王弼本人的文体的形式要素的关注，有利于消除某种整体歪曲的危险，这一危险总是与一个像《老子》这样富有影响且注释众多的文本的核心内容相伴。

这样，我们对王弼《老子》注的分析就从对他从《老子》本文中绎出来且在他自己的著述中复制的链体风格的研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