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的生平
据说海德格尔在回应学生们要求他介绍亚里士多德的生平时，在随后一次讲授中以这样的话开头：“亚里士多德生活、工作，然后死了”。接着便继续讲授这位哲学家的哲学。
海德格尔的态度是在回应将思想化约为社会史，将哲学追求化约为特定的经济、政治或个人利益的上层表述的风尚。这一风尚对应的是某些关于人性的共同假设，但它还必须证明社会利益转译为特定的哲学或宗教构造的特定方式；同时它也必须解释这一事实： 这些构造通常在它们一度维护的社会群体消亡后好像仍然存在，并对后世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程式的群体发挥深刻的影响。在我此前发表的一些关于王弼的研究中，我基本没有受到此种化约主义的干扰。但最终，这一关联既不可证实也无法证伪，尽管事实上王弼在以后的数百年间（在发生了实质变化的环境里）始终是一种有效的思想力量。海德格尔的隐含论述——在一个哲学家那里只有他的哲学值得一提，是有其指向的。它反对的是一种古老的、影响广泛的倾向： 通过将某个哲学家的思想化约为“学派”教条、政治偏向或他所属阶层的社会经济利益的合法化，来回避思想本身的挑战。
另一方面，许多中国哲学家卷入了他们时代的政治和宗派论争，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然而，他们的著作在后世的流传和声誉却并不能归因于他们在这些论争中的政治姿态。而且问题仍是，他们有什么样的哲学贡献，使得对于一个现代读者来说，研读他们的著作是值得的。
按照海德格尔的方式，那么，王弼（226—249年）也同样活过，工作过，而且很年轻就死去了。 (1) 他死的时候还不满24岁，而已经撰写了《老子注》和《周易注》、两篇分析这两部著作的结构的论文（《老子微旨略例》和《周易略例》）、一部对何晏编撰的《论语集解》的批评性补充（《论语释疑》）以及一些其他的哲学论文。两种注释和结构分析在对文本赞助的激烈争夺中存留了下来，而且被一致描述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分水岭。他的《周易注》在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中成为标准的注释，他的《老子注》的主导地位只在唐代一度失去。
王弼生活于其中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当然促进了他的哲学的发展。他出生在汉王朝刚刚灭亡、一个漫长的分裂时期才刚刚开始的时代里，成长于有数个正试图建立新的制度和正统的国家的战后世界里，其中，思想和社会力量变动极大。那是一个突然间没有了严厉的、权威的教师的世界，因为在公元2世纪曾如此显要的国家和私人学院的系统（其中有官方的“经学博士”和马融或郑玄这样的私家教师）已经崩溃了。尽管现在有人抱怨那时的教育极为糟糕，但它无疑是一个有良好背景的个体天才有机会享有盛名的罕见时刻，而且王弼那一代人中少年天才的数量受到了此后数个世纪的企羡。在一个他们的祖先还没来得及记住某一经典的第一种注释的年纪，他们已经撰写出了经久的著作。它是一个原创性的甚至是无法无天的思想、言说和行为能带来声名的时代；一个王弼这样的年轻学者不仅为中国哲学做出杰出贡献，而且自信地认为他们正在这样做的时代；一个以特有的浮夸来行为的时代。王弼这一代人的成员并不怀疑他们的原创性，而是珍视和发扬它，并使之风格化。
王弼无疑是既有天分又有良好的家世背景的。尽管生于洛阳，但他出自今山东省山阳县内的高平王氏。 (2) 这一家族属于东汉的豪族，这些豪族在此后数个世纪将构成统治上层集团的“贵族”的核心。 (3) 范晔明确称高平王氏为“豪族”。 (4) 这一家族随着王龚（卒于140年）成为三公之一而声名显赫，王龚与当时对抗阉宦对朝廷的把持的清流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儿子王畅（卒于169年）又受到王龚门徒的提拔，并继续与清流关系密切。他是“八俊”之一。“八俊”与“三君”和“八顾”（其中包括以“清谈”的创始者闻名的郭泰）类似，都是一种对人的性格和品质的极具典故色彩、同时也极为简化的刻画，这些群体的成员以此相互描画，或者说相互奉承（在某些当代人看来）。 (5) 尽管“八俊”中有五人在169年的党锢之祸中被杀，王畅却没有受到影响，这也许是由于他的家族地位的保护。
正是王畅建立了家族的思想声望。他最出色的学生是同样出自高平的刘表（卒于208年），一个后来成了领荆州牧的皇族成员。在汉王朝覆亡期间，刘表吸引了许多名士来到荆州，并在那儿建立了一个学院。在王氏家族的政治权势和思想声望的基础上，王谦曾拒绝与皇后的兄长大将军何进的女儿通婚。何进兄妹的家世出身为屠户。出身于高平王氏的人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联姻。王谦的儿子王粲（177—217年）得益于这一家世。在190年董卓将都城移至长安，尚且年幼的王粲作为随员同往。在未满15岁时，王粲与著名诗人蔡邕（132—192年）有一次值得纪念的、命运性的见面；蔡邕对于会见高平王氏的子孙极其兴奋，倒屣出迎。
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6)
这批藏书中一定包含了大量的汉代经学文献，而且也一定反映了蔡邕的先祖蔡勋对黄老思想的兴趣以及蔡邕本人对音乐和诗歌的兴趣。 (7) 当蔡邕最终在192年作为董卓的同党而被杀时，这一约10000余卷的无价收藏被载以“数车”，赴荆州转交给王粲。这是我们清楚知道的唯一一批在汉末的内战和洛阳190年的焚毁中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的藏书。它对于刘表在襄阳的荆州书院一定是一笔重要的财产。王粲到襄阳后，他的家庭地位几乎使他为刘表选为女婿，但由于他其貌不扬，他的表弟王凯最终被选中了。在曹操的军事优势日益明显的时候，王粲劝刘表停止抵抗。作为回报，曹操授予他一个荣衔。他成为一种宫廷诗人，并且是曹丕的朋友。这一非常私人性的关系在建立于220年的曹魏宫廷成员中间的盛行，可以通过一则轶闻突显出来：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8)
看起来，王粲在荆州期间结了婚。他的两个儿子——藏书的继承者，被卷入了魏讽之乱，在219年被杀。 (9) 然而，曹操为了避免整个王氏家族的殄灭，让王凯的儿子作为这一显赫家族（Miyazaki将其分入贵族的第二等级）的嗣子。 (10) 对于藏书的继承者——王业，只有如下一些记载： 中等的职位，与裴徽（另一豪族的后裔，这一家族对于265年西晋的建立有定鼎之功）的友谊，有二子——王宏和王弼。
王弼的教育可能很类似于同为豪族的钟氏或颍川荀氏（自称是荀子的后人）的后人的教育——在钟会为母亲撰写的传记中曾有动人的描述。 (11) 到王弼成年的时候，曹魏知识分子的立场和风格是由夏侯玄（209—249年）、何晏（190—249年）等人决定的。夏侯玄和何晏的著作留传下来的极少，但足以让我们理解他们为同代及后世设立的新的经典——它们是由《老子》、《周易》和《论语》组成的，这一选择拒绝了汉代流行的学派倾向。因此，王弼他们将在母亲的引导下学习这些经典，对于自己的天分和对于年轻人成为无比辉煌的思想家的特权有着坚定的信念，他们没有太多知识的负担。仅仅十几岁的时候，王弼就开始以这一新经典的老到的阐释者而闻名。他不必成为一个独来独往的人，有许多相同家世和兴趣的年轻人，更重要的是有许多上一代人乐于同他讨论。他受到了他父亲的同僚裴徽的接纳，并与他讨论哲学； (12) 他与荀融有过激烈的辩论； (13) 与王沉有过往来； (14) 并与傅嘏（另一最终支持司马氏集团的世家的后人）交谈。 (15)
曹魏政权对于这些豪族后裔的经济和文化权力越来越警惕。随着战乱结束后的经济恢复，这些家族在公元3世纪30年代又开始重新聚集；它们的年轻人又一次在那些夸示他们的天才的名字下面构成了一种松散的联合，这些名字中也包括像何晏这样的新贵。何晏是在曹操家中长大的，但他的曾祖却是一个屠户；这个家庭的兴起是由于他的女儿成了皇帝的宠妃，而他的儿子何进因此成为大将军。这些出自豪族的年轻人为在政府中充任角色而扰攘。魏明帝（公元227—239年在位）将他们视为相当大的威胁，因此颁布了一道特殊的选举令，以确保有这一思想倾向的人无法通过。明帝死后，他的臣属用阴谋将其幼子拥上皇位，并让与这些群体关系密切而且是皇帝叔父的曹爽及大将军司马懿共同摄政。随着这一变化，随着何晏成为吏部尚书，从正始年间开始，豪族群体的成员开始被大量吸收进政府。 (16) 何晏试图通过委任大量杰出的豪族成员在豪族集团与新贵家族之间打造一种巩固的联盟，比如让王弼进入他直接监管下的官属。《世说新语》保留了何晏与王弼初次见面的故事：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文章叙录》曰：“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 (17)
何晏比王弼年长甚多，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官员。崇尚王弼这样杰出的年轻人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新风气，而何晏的不朽主要不是通过他本人的著述、而是通过他乐于将最高的名望让给年轻的天才。另一则轶闻表现了何晏造访王弼，来检验自己将要完成的《老子注》：
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18)
何劭在《王弼传》中告诉我们：
弼幼而察惠，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于时，何晏为吏部尚书，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 (19) 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 (20)
在这一突然取代尊敬年长学者（在开始阐发自己的观点之前，他们花费了大量时间来记忆经典）的对年轻天才的崇拜中，何晏比时人走得更远。以他成长于曹操门庭、并且以罕有的才智令其养父震惊的社会声望，以其吏部尚书的权位，以其作为玄学领袖之一的名声，以其玉人般优雅的外表，以其对刺激心神的寒石散的使用，以其对年轻人优秀的才智和原创性保持谦逊的公众姿态，何晏成为正始时期的时代风尚的奠基者，而非追随者。 (21) 不断地借用孔子及其弟子的话，不仅表明玄学家们对他们的企羡，而且是一种声称他们具有与孔子或孔子所喜爱的学生（特别是颜回）相同的地位的尝试。
与此同时，正始时代标志了一个在治理哲学和实践上发生了根本变革的时代。没有多少材料可以让我们理解这些变化，但似乎在司马氏通过政变取得了实际的控制以后，他们杀掉了绝大多数杰出的领袖（首先是何晏），但基本上延续了这些人的政策。 (22)
何晏、夏侯玄以及年轻的王弼这样的哲学家在从事于构造一种新的贵族生活风格（这一风格将在此后数百年间被追随和效仿）的同时，也在试图用他们的政治哲学承担时代的问题。何晏除了作为正始时代的《论语集解》的编撰者，还撰写了一些批评朝廷奢靡的诗； (23) 王弼曾“数次”诣曹爽“论道”，换言之，对治理中的原则问题提供建议（令曹爽惊愕和嘲笑）。 (24) 何晏看到了一种三头监管的新政体。3世纪的一段文字记载了他以“清谈”常用的方式对那个时代的某些杰出人物的评价：
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预焉。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 (25)
何晏以最后一句出自《论语》孔子的话来标榜自己。在孔子的弟子中间，有许多关于孔子是否是圣人的揣测。在对这些讨论的间接回应中，孔子回答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26) 这一直被注释者读作对自己有资格作为这样罕见的圣人的一种谦虚但事实上的认可。何晏将自己放在与孔子本人同样的言说地位，并在一个普遍同意孔子的确是最后一个圣人的时代里重复其中的最后一句话，司马光（1019—1086年）指出何晏是想表明这一最高的“神”的角色就是他本人的，这并非全无根据。 (27) 这里指涉的《系辞》段落是在概括圣人何以能透达这世界的秘密。《系辞》里引用“子曰”（即孔子说），指出了“圣人之道”的三种品质，即深、几和神。在这三种品质中，司马师运转天下，夏侯玄领会世界的隐秘机制，而何晏则以新政体的最高精神自许。因此，何晏不是要自己占据新圣人的角色，而是假设三人中的任何一人都没有做圣人的资格，但三人合在一起却是可能的。司马师无疑证明了何晏对他的评价。在他父亲的推动下，司马师秘密地为249年的政变（何晏这一自诩的“神”在这次政变中被杀）积蓄力量，这次政变为晋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这重视年轻、原创、风度和才华的环境里，年轻人彼此间的关系也改变了。在这一激昂的思想和政治气候中，传统的对赞助者的尊敬的预期——对身份和年岁以及其他形式的自我控制的尊敬，不是正始时代主导精神的内在装饰的一部分。无论思想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如此。王弼被何晏委任以官职，但在撰写自己对何晏《论语集解》的校正时却无丝毫不安，而且还给了它一个相当刺耳的标题——《论语释疑》。当时的资料充斥着哲学抗辩的记载，这是从240到249这些年间不受束缚的表达自由的一个标志。王弼是由何晏提拔的，但当他在何晏被杀的同年死于洛阳之时，正是司马师为他悲叹——当时是以孔子的外衣来表达的，将王弼当成他过早死去的年轻的天才弟子（如孔子之颜回）：
弼之卒也，晋景帝嗟叹之累日，曰：“天丧予！” (28)
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可能会预期王弼会选择一种文学的形式来表达自己，这一形式将反映出给予年轻人和天才的新的空间。但恰好相反，他选择了一种对作者有更严格约束的哲学反思的形式——注释，以及概括《老子》和《周易》的行文和论辩结构的分析性文章。这些形式的使用，迫使作者将他的主要精力花在理解另一文本、从中展开统一的意义，而非探索他自己的思想。与此同时，一种对《周易》或《老子》这样的文本的解释性控制的成功尝试，将给注释者带来与最早的经典编辑者和解释者——孔子相同的地位；这一权威来自于成功地给那些当时被当做哲学基础的片断的文本以统一的解释，来自于在所有其他人都未能达到的地方找到了某些有说服力的解释。在这一方面，王弼是保守的，他追随的是汉代的传统。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辩论家，但却固守书写语言和保守的注释形式，尽管他的许多同侪通过短小的口头感慨和警句式的评论获得了他们作为深刻的哲学家的声名；这些口头感慨和警句式评论具有口头语的鲜活和环境的实感，是对孔子表达“微言”的形式的效仿；孔子对于书写语弱点的深刻领会的最明显标示就是他没有撰写任何一本书。
然而，通过在传统建立其根基的地方（对经典的注释）挑战传统，王弼在偶像破除方面做到了那个历史时刻的人所期待的极致。他的注释是对汉代传统的最具毁灭性的批评。他在《周易略例》中一个有所掩饰的段落里攻击了郑玄——郑的注释支配了东汉的最后几十年。 (29) 一则关于王弼最终与郑玄的鬼魂遭遇的轶闻，被许多试图撰写王弼传的人漏掉了。它突显了王弼对郑玄的挑战。它也表明了撰写挑战精神权威的注释可能带来的危险。这则轶闻收录于刘义庆（也是《世说新语》的编者）的《幽明录》：
王辅嗣注《易》，辄笑郑玄为儒，云：“老奴无意。”于时夜分，忽闻外阁有著履声，须臾进，云郑玄，责之曰：“君年少，何以辄穿凿文句，而妄说诋老子？”极有忿色。言竟便退。辅嗣心生异恶，少时遇病卒。 (30)
郑玄的鬼魂追逐他，直到他死去。
《三国志》注中引用的何劭《王弼传》的摘录，简单地指出因为公元249年的政治事件，王弼“以公事免”。这年秋天，他死于某种传染病。无子。他的墓在洛阳郊外，是以后几百年间鬼魂出没的地方。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