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论

自唐代初年以来，《老子》主要是通过王弼和河上公这两个注本传承下来的。绝大多数石刻和抄本中的唐代的节录，如魏徵（580—643年）的《群书治要》，都以河上公本（或河上公本的不同传本）为底本。 (2) 然而，至唐初，仍有某些学者试图推广王弼的《老子》文本及注释： 陆德明（556—627年）、傅奕（554—639年）等人努力使其免受河上公本的窜乱。陆认为后者是伪书，他说：“河上者，非老子所作也。” (3)

尽管有上述种种努力，河上公注仍然普及，到宋代已经实际上取代了王弼本。在宋代，陆德明的工作被范应元等学者承续下来，出于保存“古本”的目的，范出版了一种明确比较当时通行的各种传本的版本。 (4)

近年来，饶宗颐教授已经出版了带有详细注释的两种《老子》残本的敦煌抄本。其一是断代为公元270年的索本，内含《老子》第51~81章；另一种是想尔本，含《老子》上篇，关于其年代的问题尚多分歧，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在2—5世纪之间。  (5)

这两个抄本都源自道教的天师道一系。1973年长沙附近马王堆两个西汉初年的墓葬中两个《老子》抄本的发现，在总体上确证了在那样早的时代《老子》文本的稳定性。 (6) 1993年在湖北荆门附近的郭店村1号楚墓中发现的三组《老子》片断的竹简现已出版，编者将其年代定在“战国中期”，即公元300年左右。 (7) 郭店本与马王堆本相当接近，也许是因为它们都出自楚地。

这些发现使我们可以更精确地追迹《老子》的历史，并证实了一些先秦和西汉文本中的《老子》引文的读法。然而，还有一些读法没有得到证实，我们有理由假定在同时并存的几个文本统系中，郭店和马王堆抄本同属于其中的一个。

这些考古发现继踵姚鼐（1732—1815年）、徐大椿（1693—1771年）以及近人马叙伦（1884—1970年）的文本研究，他们都在重申河上公本作为道教伪书的激烈主张，将“王弼本”作为“标准本”。 (8) 然而，这一“王弼标准本”并不可靠。各种可用的最早复本只能回溯至明刊本，而最早的现存本出自明中叶（《正统道藏》本）。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王弼注中引用的本文与该注注解的《老子》本文之间的差异。马叙伦早在1924年就提到了这一点。 (9) 刘殿爵和William Boltz提出了相同的看法，但他们仍在使用、甚至翻译“王弼本”。  (10)

同样奇怪的是，波多野太郎在其对王弼注释各种读解的编辑中没有考虑王弼《老子》本的问题，甚至楼宇烈的《王弼集校释》也没有质疑印在通行本王弼注之上的《老子》本文。 (11)

 据我所知，唯一致力于重构王弼本《老子》的是日本学者岛邦男。他的《老子校正》一书在马王堆帛书公诸于世之前出版，给他带来了相当大的便利。这为他的假设和猜想的精确性提供了一次独立的验证。可悲的是，在马王堆帛书发现之后的躁动中，这一著作基本上没有引起注意，楼宇烈在其《王弼集校释》中没有用到它。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