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系统

王弼的传记作者以及他的对手将他描述为一个致力于通过注释和论文建立一种系统一贯的论辩的哲学家。在“王弼传”中，何劭写道：“弼注《老子》，为之《旨略》，致有理统。” (1)

王弼的批评者、《晋阳秋》 (2) 等几部历史著述的作者孙盛（299—369年），在题为“易象妙于见形论”的论文中写道： 

《易》之为书，穷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况弼以附会之辨而欲笼统玄旨者乎？ (3) 故其叙浮义则丽辞溢目，造阴阳则妙颐无间，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虽有可观者焉，恐将泥夫大道。 (4)

这一段落中的核心问题在于“附会”一词。这个词常以贬义出现，指将一种外在的系统和结构强加到文本之上。孙盛认为王弼强加了这样一种结构，由此摒弃了传统的、已经建构起来的后汉的解释——在他看来是解读《周易》的自然方式。然而，这个词的本义是指一种阐明某一文本的结构核心的解释技巧。刘勰（465—522年）在《文心雕龙》中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为此，他专门写了“附会”一章。其中写道： 

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樆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凡大体文章，类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是以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扶阳而出条，顺阴而藏迹。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此附会之术也。 (5)

在刘勰看来，“附会”指的是写作过程中文本组织的同一性的建立。何劭也在这个意义上将“附会”一词用于王弼本人的著述： 

性和理， (6) 乐游宴，解音律，善投壶。其论道，附会文辞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 (7)

在孙盛的论述中，“附会”一词指的是一种解释手法： 注释者借此从文本中提炼出结构性的、系统一贯的核心，并通过自己的注释来阐明它。孙暗示王弼摒弃了文本本身的指引，构造了他自己的意义；因此，实际上王弼就像在撰写自己的文本一样，给他注释的文本叠加了一个严格的结构。如果撇开孙盛的论述的驳斥性质，我们将看到他实际上确证了那一时期的其他作者也在陈说的东西： 王弼试图在《周易》的各部分间建立系统的行文和论辩性解释，以达到某种统一的意义。孙盛提到了王弼的论辩所围绕的核心，即“玄旨”。通过指涉这一出自《老子》的核心概念，他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王弼的哲学筹划是通过对一些文本（如《老子》、《周易》和《论语》）的细读来关注某个核心的哲学问题。这种做法的隐含预设是，这些文本讨论的都是同一问题，因此系统地阐明这一概念的方式就是注释所有这些文本。

王弼讨论的文本的结构似乎与这一系统的目的相左。王弼本《老子》是由81个短章构成的。每一章都是独立的。尽管可以在其中的许多分章中辨识出共同的哲学关切，但它的表述无论如何不是系统的。《论语》包含20卷，每卷又包含许多独立的章。《周易》则含有64卦，彼此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次序或直接的联系， (8) 对于每一卦，都有大量先后附加上去的解释性资料。此类附加中的最后一个，是王弼本人的《周易略例》，到唐代，它已成为《周易》的第十章。 (9)

如果说单个文本似乎阻止任何哲学系统化的努力，作为一个群体的经典文本——在表现主题、成篇时间以及哲学背景上各不相联，更使任何一种系统阐释的努力显然毫无指望。然而，从汉初以来，许多最杰出的心灵都曾试图处理经典系统的问题；尽管王弼在哲学和文字学的精深上独出一格，但他无疑并没有发明经典中存在某个“系统”的观念。这一观念在西汉就已经确立了。这可以被看作汉王朝的国家统一及意图建立的思想同一性在思想领域里的反映。王弼的贡献是将这一“经典系统”的共同假设建立在哲学根基之上。他的尝试将被依据他所挑战的既成观念来解读。只有通过将他的直接论述和注释解读为隐含的讨论和辩驳，我们才能重构他自己的文本在其中运作的环境。

汤用彤关于王弼与东汉末年荆州学派的关系的研究，强调了荆州学派学者（以及王弼）与众多东汉的经典解释（特别是郑玄的）之间的根本断裂。 (10) 余英时则积累了大量证据来表明对朝廷赞助的经典解释的对抗，暗中贯穿了整个东汉时期，郑玄是其倡导者之一。 (11) 这将把荆州学派的学者纳入郑玄的传统。我们下面将简要回顾这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