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版本的说明
所有现存的印在王弼注之上的《老子》本文的前现代版本都不是王弼本人所用的文本。 (1) 通行的王弼《老子》本必须从整体上放弃。此处对王弼《老子》本重构的尝试是以对王弼《老子》本所属的文本族的辨识为基础的。出于这一目的，我们将王弼注中的《老子》引文与现存的文本传统进行了比较。其结果是得到了包含如下四种文本的文本族：
1. 傅奕，《道德经古本》，收入《正统道藏》，施舟人： 《道藏索引》665号（上海书店，1996）。本书引作“傅奕古本”；
2. 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收入《续古逸丛书》，引作“范应元本”；
3. 马王堆《老子》甲本，收入《马王堆汉墓帛书》（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年）卷1。引作“马王堆甲本”；
4. 马王堆《老子》乙本，收入《马王堆汉墓帛书》卷2，引作“马王堆乙本”。
在这一对王弼《老子》本的重构中，王弼的注释构成了基础，这是因为注释中的《老子》引文没有接受它的《老子》本文的绝大多数变化，同时也是因为许多其他的文本特征可以从注释中推论出来。在没有王弼的直接指引的地方，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某些注释以及文本族（其中最重要的是傅奕古本和范应元本）的共同的读法会被采信。文本族内部的所有异文都被罗列出来。马王堆的异文常常基于字音或字形相近，在那个时代，书写还只是一种使用少量标准字符的极不稳定的交流方式。郭店出土的三种《老子》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00年，它们支持了相当数量的马王堆本的读法，特别是在虚词方面；但也提供了许多与已知的所有文本传统都相当不同的读法，以致需要完全不同的处理。我注意的是那些给以王弼注为依据的、但又缺乏文献证明的读法以支持的地方，但我没有给出它们与我重构的《老子》本的所有差异。
我的工作极大地受惠于岛邦男《老子校正》所开启的进路。他将现存的《老子》本组织成文本族，并试图为每一个文本族建立一个批判性的文本。他的王弼《老子》本是以王弼《老子注》里引的《老子》原文以及文本族成员的读法为基础的，他所使用的王弼《老子注》是《正统道藏》中有王弼注的《老子》单行本。偶尔也添加严遵和想尔等文本传统的材料，在他看来，由于年代的相近，二者与王弼较为接近。基于他开启的视域，我达到了不同的结果。他组织在一起作为王弼的文本族的那些文本，都是明代的本子，而且他常常被迫在他批判性的王弼《老子》本中反驳这一文本族的共同读法，而绝大多数场合都是依照傅奕和范应元本的方向做出改变的。对这些关联的细致考察表明，这两种文本（即傅奕本和范应元本）与马王堆本（关系稍远）一道，构成了王弼的文本族。因此，我完全放弃了通行的王弼《老子》本。对于王弼《老子》本的每一句话，我都在引文及文本族中寻找最佳的文本（“底本”），并以此底本为基础，标出所有异文。底本中那些不得不加以改变的要素，则标注“取x而非y： aaa本”，表示底本中的“y”不如aaa本的“x”好。凡是有必要的地方，我都给出了简要的解释。
今天通行的王弼《老子注》是以十五、十六世纪的版本为基础的。正如前面谈到过的那样，与宋元的集注本中的王弼注相比，它们提供的只是次好的基质。大体上说，后者代表的不只是时代的早，而且是更好的文本保存状况。波多野太郎在其《老子王注校正》中，收集了各种中文版本和中日学者的批判性注释中的王弼《老子注》的读法，然而，他没有进而给出王弼《老子注》的批判性版本。
另一新的进路也同样由岛邦男开启。对于王弼注的每一部分，他都在宋元的集注中选择看起来品质最好的。尽管这一进路开放出了重构一种更好的王弼《老子注》版本的道路，但岛邦男的关注点在于《老子》，所以他没有进而建构王弼《老子注》的批判性版本，而只是留下了他发现的片断。下面重构的版本将试着填补这一空缺。这一版本放弃了迄今用作王弼《注》基础的那些文本，将自身建基于王弼《老子注》现存的最早文本之上。尽管这些刻印的文本也出自明代（绝大多数在《正统道藏》中），但它们的累积性质——许多注释被汇集进一个单个的文本，使得它不太可能依照某些后来的单行本来改动。对于每一注释，我的版本都选取看起来最佳的现存文本，并进而建构起一种批判性的文本。这一早期的核心文本群中的异文，被标注在脚注中。下列文本是最为重要的依据：
1. 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正统道藏》（《道藏索引》724）。这一巨编现存的只是第一部分，处理了《老子》第1~11章。它包含这些分章的王弼注的全文，而且通常保留了最好的文本。因此岛邦男以之为这些分章的底本。引作“刘惟永《集义》本”。
2. 王雱，《道德真经集注》，收入《正统道藏》（《道藏索引》706）。此书编成于1070年，其中收入了唐玄宗注、河上公注、王弼注以及王雱本人（王安石之子）的注释全文。其中的王弼注文本没有刘惟永本好，但无疑优于明代的版本。王雱的文本是第12~81章的主要底本。引作“《集注》”。
3. 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收入《正统道藏》（《道藏索引》718）。有1172年金代的一篇序文，这一文本试图为《老子》的每句话找到它认为最完“善”的注释。有时选择的即是王弼注。引作“《取善集》”。
4. 董思靖，《道德真经集解》，收入《正统道藏》（《道藏索引》705）。这一集注本最早出版于1246年，收入了某些王弼注的引文。引作“董思靖”。
5. 《永乐大典》本。王弼注的一种本子被收入了编成于1403—1425年间的《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该部分现已不存，但四库全书《老子》的编者手里有该文本的第1~37章。他们标注出了该文本与他们自己的版本（基于张之象本）的所有差异。由于四库版的编辑水准颇高，我们可以假设这等于给了我们第1~37章的《永乐大典》版，同时假设那些没有差异的部分与四库版相同。引作“《永乐大典》本”。
6. 《道德真经注》，收入《正统道藏》（《道藏索引》690）。这一王弼注的单行本有四卷。尽管这看起来是受了河上公注的安排的影响，但实际上是《道藏》的编辑路线决定的，它导致所有的卷数都翻了倍。该文本很接近张之象本。我们以“《道藏》本”来指称它。
7. 张之象本。这一《四库》的编者认为出自万历时期的版本，可以回溯至《道藏》本，而且没有增加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四库》的编者以它作为王弼《注》的整个文本的基础。正如它们在第38章注中指出的那样，对于第1~37章，他们用《永乐大典》本来核对，而由于《永乐大典》本的下部“无注”，他们只是简单地复制了张之象版。他们指出，“张之象所录王注脱误甚多，今无别本可校，姑仍旧文”。 (2) 这实际上给了我们完整的张之象本。
有大量学术性文献讨论了王弼《老子注》。其中的绝大部分已由波多野太郎不辞辛劳地搜集起来了。通过校核，可以看到他的引文是精确的，因此，我不再给出每一条引文的来源。如果没有特别的标注，我们可以与其《老子王注校释》中相应的句子一道找到这些文献的来源。注释家的策略各不相同。有些人，如魏源（1797—1857年） (3) ，处理文本不是文献性的，而是随意地补充他们觉得王弼可能或者应该写下的东西。其他一些人，如陶鸿庆 (4) （1859—1918年）、东条一堂 (5) （1778—1857年）和宇佐美灊水 (6) （1710—1776年）贴近文本，并给出重要的建议。对于我这里建议的批判性文本而言，这些建议都是极有价值的，因为相当多的地方文本需要修订。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的比较表明在何种程度上字形或字音的相似性促使誊写者不自觉地变更一个文本。在根据早期的现存记载之外的选择做出的改变我仍然相当慎重，因为有些修订也常常是因误解文本而产生的。《老子》1.5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对文本的误解导致了相当多完全不必要的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