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圣人思想的不可言说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6)
这一《系辞》里著名的常见征引的论述不是关于书写和言说语言的不准确性的一般论述。紧跟在这一句之后的是一个反问：“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因此，孔子这句话中的“意”指的就是圣人的思想。“圣人”是为数极少的个体，他们的出现必须被视为一个有世界意义的大事。他们因其对给世界和社会以秩序的终极事物（常以“道”来命名）的洞见而获得进入这一范畴的资格。孔子（被视为这些圣人中的最后一个）说：这一洞见不能在言说中被充分地表达，同样也不能在书写的字符中完全表达出来。 (7)
王葆玹曾指出孔子这句话不是一个全新的论断，而是在《系辞》的上下文中对某个广为接受的真理的确认。 (8) 实际的论辩在这一段之后，它处理的是《周易》用来回避言说和书写的困境的方法。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讨论。由此，孔子这句话更为明确的译文应该是：
夫子说：“［的确，］书写无法充分表达［圣人关于道］的言说，而言说也无法表达［圣人关于道的］思想。”
《系辞》的这一段话并没有给出关于言说和书写语言的缺陷的理由，仅仅是通过对某个广泛持有的假设的再确认。《老子》也是同样。《老子》中的那些论述同样是众所周知的。对于“道”，《老子》说（在王弼的解读中）：“道可道，非常道。”［1.1］而《老子》第41章以这样一个干脆的论述作结尾：“道隐无名”。在32.1中，《老子》重复了对道的无名的描述：“道常无名”（译为：道之常是无名性）。在这些陈述中，《系辞》中对书写和言说语言所做的区分被混淆在“名”这一共用的语汇中。
圣人因其对“道”的知识而能够在社会中发挥“道”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宇宙中所发挥的作用。结果，语言在处理“道”时遇到的麻烦在涉及圣人的问题时又一次出现。《论语》（在王弼的解读中）相当明确地谈到了语言在“命名”和界定圣人时的缺陷。它记述孔子的话说：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9)
这里的“大”意味着“绝对”、“无法衡量”，因此也“无法界定”。对于天和道也是一样。结果，尧作为圣人，只有天本身才能衡量，是语言无法界定的。孔子在他的同代人和后来的景仰者的眼中，也是如此。在王弼的解读中，《论语》9.2这样开头：
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 (10)
王弼注曰：“譬犹和乐出乎八音乎，然八音非其名也！”在这一语境里，孔子成了无法界定的。他本人的自陈也如此：“莫我知也夫”，这一段以自我描述“知我者其天乎”结尾。 (11) 与《庄子》中被归于老聃的陈述“知者不言”相同，孔子本人最终宣称“予欲无言”，在回答他的学生“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这一由震惊而生的问题时，他说：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12)
从王弼对这一段的注释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于王弼对圣人言说的理解的枢纽作用。王弼注曰：
予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夫立言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既求道中不可胜御 (13) ，是以修本废言，则天而行化。
以淳而观，则天地之心见于不言；寒暑代序，则不言之令行乎四时，天岂淳淳者哉？ (14)
王弼使我们明确，孔子这句话是一个听之任之的叹息。他可能想要无言，但实际上却终日在言说，而且他知道自己不得不这样。由于事后回顾的优势，王弼可以正确地指出：孔子的“教化”中的洞见承受着反复无常的诠释和变化着的应用环境的双重危险。充分地意识到了语言可能是哲学表达不可靠的媒介，但同时又承认它是不可替代的，孔子不断地言说和行动。因此，这一陈述就成了孔子本人的一个警告：他的话不应该被具体为某种教科书的教条；它同时也是在指导如何把握夫子的言行。然而，“以淳而观”，对万物真正意义上的“御”是不能通过干涉（即言说）达到的。
对于王弼的《老子》，体道的圣人同样轻视语言。“大上，下知有之。” ［17.1］（译为：如果大人在上位，那些在下者［只］知道他存在）“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15.1］
由此，这些文本中就贯穿着这样一个共识：圣人之道不能仅仅用语言来表达。这里假设经典中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而在继续使用它的过程中回避语言的局限，则成了圣人的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