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含的读者及其教育
在界定了作者、主题以及用来处理这一主题的语言以后，我们接下来研究作为作者的奇想的牺牲者、他的批评的承受者以及他的洞见的接受者的想象的存在——隐含的读者。读者不是一张可以在上面任意书写的白纸。他是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存在： 除了有不可剥夺的因此也不容置辩的误解、选择、反对、厌弃的权利以外，他还有记忆、知识、思想习惯和偏见以及对作者潜在的批判甚至敌视的态度。这一隐含的读者与王弼同时代的真实读者可能有亲缘关系。在作为王弼的一种虚构的同时，他还可以被看作是对实际的同时代读者的一种虚构化的抽象；因此我们应该将出自历史资料中有关实际读者的信息与王弼的文本中有关隐含的读者的信息处理为互补的关系。
这两种读者在王弼《老子注》（或《老子》本文）中都没有直接出现。但从《老子注》和《老子旨略》的一些做法以及这些文本内的压力的某些痕迹，我们可以重构这一隐含的读者的某些特征；反过来，这也将有助于勾画王弼的著述的意图，因为很明显，他一直在试图对他的特定的、历史性的隐含的读者说些什么。
在考察王弼强加给其隐含的读者的《老子》的知识水准之前，我将首先呈显出这一想象中的人群的基本教育程度。王弼的《老子注》中包含有出自《周易》、《论语》、《左传》、《孝经》、《庄子》和《淮南子》的未加区分的逐字引文。其中也许还有更多未被辨认出的出自其他文本的引文。这些引文的性质随着读者期待的不同而不同。对于隐含的读者而言，看到《老子》在某些问题上与《庄子》和《淮南子》一致时不会太过惊异，而看到儒家的“六经”与《老子》有相同的政治哲学这样的假设时情况就不同了。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引文的上下文会告诉我们某些关于相应文本在一个文本等级秩序中的地位的信息。如果某段引文被作为一个论点所依据的权威来引证，那么它的地位就显然高于被引用的也出现在别处的那些表达或比较，而它在不必回溯其原本的上下文以及其原来文本的地位的情况下也是可理解的。
《老子注》中的某些引文，如出自《淮南子》和《庄子》中的那些，即使对于原来的本文没有任何知识也能理解。在对《老子》49.5的注释中，王弼说：
［如《淮南子》14.138.9所说： ］
夫在智则人与之讼 在力则人与之争
引自《淮南子》中的话完全被整合进了王弼的议论中。这一论述的真理性的证明源自议论本身的逻辑，而非来自记忆宝库中唤起的《淮南子》的权威。在对《老子》20.1的注释中，王弼从《庄子》8中借用了一个句子，它同样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权威，而无需读者有任何关于其来源的知识。在对《老子》49.5的注释中逐字引用的独特用语也同样如此。这些文本在《老子注》中的可引用性基于它们共享《老子》的基本取向的假设。
在对《老子》24.2的注释中王弼对《左传》的含蓄提及则具有不同的性质。王弼写道：
其唯于道而论之，若
郤至之行，
盛馔之余也。本虽美，
更可薉也。 本虽有功而自伐之，故更为疣赘者也。
首先，要想理解这里对郤至的提及，需要对王弼暗示的这则故事有完整的知识。读者必须在心中多少知道些《左传》（以及《春秋》）的内容。其次，在这则暗指的《左传》的故事中，引用了《尚书》中的这句话：“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将慎其细也”。这一故事以及这一格言的内容适应于引用它们的注释所对应的《老子》本文。相应地，《左传》和《尚书》被用作一个权威的文本整体的部分，它们有共同的哲学并相互发明。对《尚书》引文的暗示揭示并证明了《老子》与“六经”是对同一哲学问题的探索。在对《老子》32.3的注释中的第二条对《左传》的含蓄提及处理的是用社会规范控制社会带来的反面结果。 (79) 这一提及再一次预设了《老子》与《左传》有共同的哲学基础。
在王弼对《老子》25.9的注释中未指明地引用了一句源自《孝经》的话，它预设了这样的知识准备： 知道“天地之性人为贵”这句话是孔子本人说的。隐含的读者在内心必须了解《孝经》。这句话是通过其作者、而非其逻辑获得权威的。对它的引用巧妙地解释了为什么人类最高的存在——“王”在《老子》中可以与四大中的其他三个“道”、“天”、“地”并提。这一引文又是在《孝经》这样的文本与《老子》有共享的哲学这一基础上被引用的。
《老子》49.5的注释通过含蓄地指涉《论语》里孔子关于“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的论述来解释《老子》中圣人“为天下浑心焉”的论述。 (80) 只有在读者识别了“适”和“莫”这两个词汇的暗指的情形下，这一注释才有意义。隐含的读者必须对《论语》了然于胸。孔子和老子又被理解为共享相同的哲学。通过这一注释，圣人与君子的同一化没有被进一步证实，而是被预设为前提了。奇怪的是，它依赖于这两个词在另一个文本（《周易·乾卦》“文言”注）中可以互换使用这一事实。 (81)
正如已经指出的，大量可辩识的引文出自《周易》，并且在王弼的注中被当做权威的资源来引证。引文及其原本上下文的分辨对于把握王弼的诠释而言是关键的。隐含的读者熟悉《周易》，并将它看作圣人的权威性哲学论述。
从当时人的传记中，我们得知《老子》和《周易》在公元230—240年间的曹魏是基本哲学教养。 (82) 《庄子》在这一背景中并没有被提到，也许是因为它极为有限的可利用性。就我所知，直到正始末年，仅有的几段出自《庄子》的引文也只能在王弼和何晏那里找到。 (83)
由此可知，王弼的隐含的读者应该熟记《周易》、《论语》、《孝经》和《左传》，但并不需要对它们有巨细靡遗的知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葛洪《抱朴子》（一个由比王弼晚两代的、有汉学传统训练的南方学者撰写的文本）的隐含的读者则要求对几乎整个汉以前及汉代文献有完整的知识，只有这样他才有望对《抱朴子·外篇》有所理解。王弼的读者追求的是哲学；王弼考验的是读者的思考能力，而不是他的教育水准。王弼的隐含的读者是罕见的天才和哲学家，他通过细读圣人和亚圣的著作寻求对万物的根据以及社会秩序的理解。他不是一个意在掌握有关各家宗旨的广博知识的博闻多识者。
我们现在从《老子注》中对其他多少有些经典性的文本的指涉转向注文中《老子》自身的各分章间的相互指涉，这种情况几乎在每一章里都有。王弼对《老子》中单个句子的注释常常使用将在文本的随后部分出现的表达，这样，对于一个初读者而言，那将是无法识别的。在他对第10章的注（作为一个极端的例子）中，有六处这样未标明的出自后面分章的引文。 (84) 引文如下：
［治理者］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注释：
载，犹处也。营魄，人之常居处也。
一， 人之真［性］也。
言人能处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无离乎？则“万物自宾”也。
在注释里，“乎”后面的整句话是对《老子》32.1的未加引号的逐字引用。其文如下：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宾。
如果读者不能辨别出它是对《老子》另一章的逐字引用，并且它前面的句子与这里“乎”前面的句子在内容上非常相近的话，那么王弼对由感叹词“乎”开启的一个空间的阐释将显得毫无意义。
《老子》10.1没有指明这个句子的主语是谁。注释为它插入了“人”作主语。然而，这个句子不是对任何人都有效的，而只是对那些处于某个可以使万物为宾的位置上的人而言的。这个句子通常出现在劝告治理者尊崇贤人以达到万物将自宾的结果的政治性论述中。实际上，《老子》10.1的真正主语是王弼从《老子》32.1引文的前半句中暗中引介过来的，那一句的主语是万物将宾服于他的“侯王”。我通过在括号中置入主语“治理者”而将它插入《老子》10.1的译文中。这一做法的正当性可以由《老子》10.6的王弼注中出自《老子》37.1—3的引文得到证实。在那里，引文中包括了“侯王”。
读者如何理解句中的“乎”呢（在这一句中，它表示尽管“侯王”若能“载营魄抱一”便会天下宾服，还是很少有侯王能做到）？要想理解这句话批评性的、绝望的意味，他必须留意稍后的《老子》22.6中的另一个句子，那里提到“圣人抱一”。对于圣人而言，这是他行事的自然方式，而对于侯王来说则是一种罕见的成就，只能以表明这一选择的唯一性（甚至是不现实性）的假设性的“若”（或“若唯”）来讨论。
要达到对作为我们的例证的《老子》10.1的王弼注的一种简单的把握，读者也必须能够辨识没有引证标记的引文以及这些引文的未经述及的上下文，并将《老子》对同一问题的其他论述一并考虑在内。如果对《老子》的文本没有这样高水准的把握，读者将无法理解王弼的论述，这些论述的可靠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事实： 它用《老子》本身来解释《老子》并由此达到了对整个文本的一以贯之的读解。
第二个例子，《老子》33.4如下：
强行者有志也。
王弼的注释如下：
“勤能行之”，其志必获，故曰强行者有志矣！
要想弄清这一行动的对象，读者必须意识到注中用来解释“强行”的“勤能行”出自《老子》41.1，其文如下：
上士闻道，勤能行之。
通过对《老子》41.1的间接指涉，王弼注给《老子》33.4提供了三个关键的信息。它告诉读者“强”的意思不是“横暴”，而是“勤能”；它将告诉读者“强行”者是“上士”（在那章里似乎被等同为圣人）；它还将告诉读者这一“上士”如此投入地付诸行动的是“道”。经过这一构造，《老子》33.4的意思就成了这样：
强行［道］者［，即上士或圣人］，［将］得［其］志也。
读者在阅读41.1时，也有必要想到《老子》33.4。在《老子》41.1中，上士实践道的结果并不清楚。王弼通过简单地引用《老子》33.4补充了这一结果，即“有志”。在某些场合引文显得非常明显，如在《老子》20.1的注释中，王弼以“下篇云”开头，后面跟着一段逐字的引文。 (85)
隐含的读者熟知《老子》。王弼的《老子》注没有假定他的读者是头一次阅读《老子》，并因此而渴求指引。在某种意义上，对于一个3世纪的知识分子来说，不可能有所谓对《老子》的初次阅读。这一文本的思想以及许多词汇已经成为文化的背景声音，甚至对那些从未看过《老子》的人也是如此；它们中的某些东西已经成为谚语库的部分，就像许多现代的“成语”一样。作为权威的、可引证的文本，《老子》至少从公元前3世纪就开始被引用。这里有一个文本构造的“金字塔”： 从个体读者的理解和误解到某些被特定的知识圈普遍接受的解读；到隐含在某个引证《老子》的论述中的构造——这一构造再次预设了对当下段落的某种一般理解；到某个教师对整个文本的口头解释；到文本性的注释；最后到关于“《老子》本义”的分析性文章。所有这些形式在公元3世纪同时存在。在理解了注释只是可以构造这一文本的多种类型的“金字塔”的顶端以后，我们目光也会转向在给定时代的特殊的哲学、政治和社会背景下重构对这一文本的理解的其他资源。有可能从《老子》中引证某个段落的断代史中的政治言论和奏章、发展完善的“论”文本以及对诗及历史著述的注释等，对《老子》的构建的历史而言，都是潜在的、未经利用的资源。由此可知，曹魏时代的年轻人要想了解《老子》，会有比阅读注释更多的渠道。
那些成长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出身于氏族的年轻人（如何晏、钟会或者王弼本人）的传记中，常常提到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阅读了《老子》——通常在10岁以前。他们常常能够在对这一文本的理解上胜过那些年长的同伴。 (86) 这种读解还包括对该文本的全部或者是主要部分的记诵。在何晏与王弼关于《老子》的著名讨论中，没有记载提到两个人手里拿着某个抄本，而那些分享青年王弼的胜利的客人，更是肯定没有文本在手。王弼和何晏是在讨论《老子》中某些段落的意义；这一讨论对那些没有对整个文本了然于心的人而言没什么意思，因为否则他没法在两人就某个段落进行讨论时考查论辩双方在何种程度上是以整个文本的术语和宗旨为依据的。 (87) 这一证据表明，隐含的读者与王弼的真实读者在对《老子》的纯熟程度上有相象之处。
整篇《老子》在读者头脑中的同时呈现对于《老子》的时间结构的知觉有其重要的影响。阅读是一种依时间轴展开的行为，迄今未知的文本依据时间、空间和论述连续地展开。在许多文学和哲学著作中，这一阅读过程的时间结构被作者用来逐步构建一个论述、调动所有悬疑的要素讲述一个故事，并且诱发读者对将要到来的发展的预期。王弼对隐含的读者熟悉《老子》本文的预设消除了这一时间结构的部分，并暗示了在阅读它的每个部分的每个瞬间整个文本的同时在场。我们下面还要回到这一点上。 (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