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前的翻译的说明
我的翻译并非是第一个。此前的三个译者Paul Lin（1977） (7) 、Ariane Rump（1979） (8) 和Richard Lynn（1999） (9) 的译文都以现代通行的王弼《老子》本及注释为依据。Lynn已经注意到了这一文本的一些问题，但基本上仍受限于波多野太郎收集的注释以及楼宇烈的版本。这些译者都没有注意到岛邦男的潜力巨大的著作。这标志着与我们这一工作的关键区别。由于没有尝试构造出一种批判性的版本，所有这些翻译也几乎没有参引各种抄本。
前两种翻译是从王弼给有着固有意义的《老子》作注释的观念出发的。因此，他们相当随意地依附既存的《老子》翻译（比如Rump，他用的是陈荣捷基本上与王弼注无关的翻译），他们将译文及王弼的注文附于其上。没有人试着通过王弼注推论出他的《老子》读法。这一方法论上的缺陷有着非常糟糕的结果，因为注释似乎是极为随机的，而且与文本的“意义”不相协调。Lynn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他的翻译是在推论性努力的方向上前进的，而且在很多地方做得相当成功。他没有澄清他的翻译策略，因此我们只能根据他的实际程序来判断。这导致了一种推论性翻译、对自古以来的读法的依附以及个人信念和偏见的混合品。
与此前众多翻译所做的那样，他会这样翻译《老子》第5章第1句：“天地不仁，它们以万物为草做的狗。”而此句的王弼注为：“天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显然，王弼读的不是“草做的狗”，而是“草和狗”。由于读者对此昧然无知，他们会奇怪王弼何以会写出如此愚蠢的注释来。总体上看，这一译文似乎缺乏对文本意义的历史的理解。
Lynn固执地认为《老子》是一个给每个人提供如何行事的忠告的文本。无论这种看法对还是不对，都不是王弼解读这一文本的方式。如果说王弼的注释有一个隐含的读者的话，那就是统治者。王弼从《老子》中提炼出的对稳定统治的哲学基础的反思，不是对其他人讲得明白的。事实上，在王弼的解读中，整个《老子》中没有一个规定性的句子。Lynn的翻译提供了出自某个解释传统（他对此未做批判性反思）的规定性句子。例如，对《老子》第5章王弼注，他这样翻译：“天地并不有意对万物有所作为，因此每一个事物有其所适用的东西，没有任何事物不受照料。只要你使用出自个人视野的恩惠，这就表明任事物自然的能力的不足。”尽管这给出了朴实的劝诫，但它是通过引入一个新的主语“你”做到这一点的，而王弼并没有给出这一主语。第二句只是简单地延续了前一句的主语，即天地，应译为：“如果它们［即天地］让恩惠由它们自身［发起］，它们将无法任万物自己。”认为《老子》给每个人提供了明智行为的教说这一观点对于Lynn是如此确定，以至于他有时乐于丢开文本自己杜撰。《老子》第8章结尾的王弼注可以作为例子。此章的最后一句具体地罗列了上善（王弼将其读作道的别名）与水之间的相似性。注文为“言水皆应于此道也”。Lynn的翻译读作“这是在说，人应该像水一样始终与道呼应”。在这里，Lynn在一个脚注里警告读者他可能走得有点太远了。遗憾的是，他的翻译一再地受困于这一对王弼《老子》的教说性质的毫无根据而又确定不疑的信念。
三个译者都通过忽视我在前面分析过的《老子》和王弼共有的修辞特征来追随传统。 (10) 尽管将这一风格特征视为我本人的幻想的怪异产物当然是Lynn的权利（在他的参考文献中列入了这一研究较早发表的版本），但出自《老子》本身、王弼及其同时代人乃至后世的景仰者的著述的大量证据提出了对他的反驳。甚至在《老子》第22章这样的场合下（在那里王弼公开表明了此章的链体风格），这位译者仍然选择忽视它们。这导致Lynn的译本在准确性上的实质缺失，因为一个分章内句子间的联系常常陷入它们传统的泥淖中。
翻译和学术分析并不必然关联在一起，许多学者都是在其中的一个领域更为擅长。对于王弼写作的这种哲学文本——其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哲学语言，将翻译与分析分离开来就不太顺当了。据我所知，上面提到的这三位译者都没有深入研究过3世纪的哲学，特别是玄学。他们的导论仍然处于极为寻常的层次，其脚注表明对玄学讨论的生疏，而参考文献则更是令人惊讶地发现他们甚至不熟悉这一领域最好的著作，更不要说大量关于专门问题的论文了。尤其可悲的是最后提到的这一翻译，因为中国大陆在近20年来已经涌出了大量的专门研究。这一对玄学思想的生疏有其代价。译者在他们所认为的“道家”共享的语境下解读王弼的哲学论辩。尽管这有时是有帮助的，但大多数时候它都最终模糊了王弼思想的明晰标志，根据“道家”（如果使用这个词有什么意义的话）概念消解了它。这三种译本对于理解一种《老子》的玄学性解读最终提供的只是些边边角角的帮助，因此它们也没有做到本来打算做的事——提供对《老子》的一种专门化、语境化的历史性解读，以区别于声称译出了《道德经》的“原”意的那种一般性的随意翻译。
我在此试图追寻另一道路： 它包括一种文本的批判性重构和版本；一种试图通过深入王弼及其同时代人的哲学语境，给理解带来丰富性和具体性的翻译（通过将意义的“开放性”减少到最低而保持其可证伪性）；对王弼注所追寻的特定技巧和分析性策略的分析；以及最后，对我认为这一著作中阐发的核心问题的哲学分析。我对此前几种翻译的批评不应被视为对阅读它们的阻止。正好相反，我非常愿意鼓励读者将这些翻译与我本人的著述加以批判性的比较。无论最终的判断的是什么，这样一种比较都一定会给深入理解这些翻译所涉及的问题和它们的可靠程度带来帮助，对于一种将不得不与此类翻译并存而又不能根据文本掌握它们的分析来说，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