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万物之“所以”的有局限但足够可靠的命题可能性的演绎
在与裴徽的著名对话中（发生于243年前后，因此在其撰写《老子注》之前），王弼道出了极端的论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无”这个词在王弼的思想里是表现“所以”的绝无特殊性的概念。与此同时，王弼嘲笑《老子》无休止地谈论无：“故恒言其所不足”。 (114) 王弼暗示圣人有其他的表达方式。在真正深入探究了《老子》以后，王弼发现这一文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陷阱，而它在役使语言来表达哲学洞见方面做了尝试。从《老子注》中可以看出，在与裴徽讨论时粗糙和莽撞的论述变得纯熟了，因为王弼本人的事业聚焦在挽救语言上——通过对《老子》这样的文本中重要的哲学洞见的推演，挽救作为一种有局限但又不可或缺的哲学表达方式的哲学语言。
王弼这一关于语言在本体论讨论上的生命力的论断同样不是以《老子》对语言的实际运用的权威性为基础的。这一生命力必须植根于同时也阻止语言界定“所以”的那种本体论关联。那么，在万类中，指示“所以”的可能性的条件是什么呢？
王弼在《老子旨略》中继续写道：
然则，
四象不形，则大象无以畅； 五音不声，则大音无以至。
大象和大音的概念作为引自别处的“建言”与道一起出现于《老子》第41章：
［建言有之曰：……］
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
［这就是说：］
道隐无名，夫唯道
善贷且善成。 (115)
王弼注曰：“凡此诸大，皆是道之所成也。在象则为大象……在音则为大音”。《老子》这里重复了无形无名的道的双重特性：在作为万物之“所以”的同时，“善贷且善成”。因此，万物与作为万物的“所以”的道之间有某种相互作用。道不是作为一个超越其他存在者的单独存在者（如天地）而“存在”，它只是作为存在者的宗或主而存在。因此，它在万物多样的特性中而且通过它们“畅”和“至”。在某种意义上，它“依靠”具体存在者的特殊性，以便作为它们“无”特殊性的“所以”；没有具体存在者，它将“无以”“畅”和“至”。
这一相互关系的结果既是本体论的也是认识论的。万物，就其存在而且以某种秩序化的方式存在，显示了它们的“所以”的印迹。万物的“所以”不是作为万物之一，而是作为它们的根本差异出现的。
存在者自身是被结构的。其中有“大”的存在者，只在某一个方面是特殊的，如天——它“覆”万物，或地——它“载”万物。它们的特殊性的缺乏使得它们可以在所有具体存在者上发挥作用。它们本身的特殊性程度越低，它们就越接近超越所有特殊性的东西。但也有更低次序的存在者，在与更特殊的多样性存在者的关系中，重复“所以”与万物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
王弼因此为何以可能从具体的、可界定的存在者中认识这一“所以”提供了一个本体论的理由。这一认识不能以第一序列的语言，即定义性的语汇和语法严密的论述，而是以第二序列的语言，这种语言以试验性的、启发性的以及语汇上不可靠的方式言说。在王弼的解读中，他注解和分析的文本包含的存在者以及知识/知觉/语言领域相当系统地闪现着这一“所以”的隐秘印迹。它们被读作指向一个无可捉摸的中心的权宜标示。这将系统的论文排除在哲学的有效形式之外。《老子》和《论语》的文字结构及其简短独立的论述，《周易》的形式化组织以及结构、象征和语言表达的复杂层次，被读作一种自觉的尝试：建立一种可行的、尽管技术上不可靠的言说“所以”的方式，焦点在于《论语》和《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