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分章内部的分子关联性
在许多关键性一般陈述中发现的《老子》基本教义的整体上的哲学一贯性没有反映在某些分章内的观点及修辞的关联性当中，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为解决这一谜题提供的种种假说可概述如下： 文本的误传——承载文本的竹简散裂后又以错误的次序重新组合（严灵峰）；问题出在对文本结构的错误理解，即《老子》的本文实际上是相当松散的，更像一系列不相关联的箴言（如刘殿爵和木村英一）；或者，文本的深意根本上拒绝常识性的理解。
最后一个假说只是一个信仰上的问题。而在郭店楚墓（墓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10—前300年 (10) ）最近发现的三个《老子》残篇和长沙附近的马王堆汉墓中的两个近乎完整的《老子》抄本（都成于公元前2世纪初）已经否定了第一个假说，并使第二个假说被根本地动摇了。郭店《老子》残篇显示出的序列表明与通行本的各种版本中保存的序列（这个序列在马王堆甲乙本中已有雏形）之间没有或者只有偶然的关联。 (11) 这可能表明，通行的序列只是在公元前300年后才基本固定下来。然而，保存在郭店楚简中的《老子》文本已经在总体上肯定了通行本《老子》的令人惊异的高度稳定性，这样一来，也就无助于解决这一文本既定的章内单个的句子之间关联的问题；当然也不会给我们提供一堆后来被联结为今本的《老子》的松散的箴言性句子。 (12) 最重要的是，《老子》中分章的稳定性已经被郭店本中的标点以及各章的不同次序证实。郭店的三种《老子》残本呈现出两个不同序列，这两个序列都与通行本毫无关联。郭店《老子》A本和C本在复现通行本《老子》第64章的同一残片上是重叠的。在A本中，这残片出现在46、30、64、37、63这一序列中；而在C本中的序列则是35、31、64，而C本中的残片正是A本同章残片余下的结尾部分。换言之，尽管郭店《老子》有着不同的章次，但其中A、C两本的第64章残片显然具有相同的结构，除了些许细微的差别之外。马王堆《老子》文本的章次在某些地方也与通行本不同，其中还有道篇和德篇次序完全相反的情况。但各章大体完整地出现在新的序位上，反而证实了它们作为独立的文本单位的稳定性。 (13) 在如此早的时代，整章在新的序位上的移置证明这些文本单位的稳定性是相当高的，甚至在抄本中没有逗点之类的标记来分隔的地方也是如此。这就给我们留下了理解各章内在结构的修辞特征的课题。
在我看来，上面引述的假说是许多学者不了解关于《老子》既定的分章内单个句子的特定关联的产物。而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看起来相当一贯的哲学思想体系内部的分子性关联的问题。这一误解导致了这样的翻译策略： 即假定《老子》由箴言和类似的俗语组成，后世的编者将这些箴言和俗语用或多或少随机性的“是以”和“故”与某个偶然的结论胶合在一起。 (14) 新近的《老子》的重译（常常以马王堆《老子》为底本、刘殿爵的译本也包括在内）没有重提这个问题。 (15)
试图以箴言的理论深入并消解分章内部的关联性困境，还并不成功；原文的音韵迫使木村英一和刘殿爵保留分章的部分完整，即使在内容方面他们没有发现句子间关联的地方也是如此。看起来，刘殿爵并没有始终坚持他自己的分析。他一方面说“每个独立的分章通常由更短的段落组成，这些段落间基本没什么关系” (16) ，同时又说“如果读者能在我划分的部分间看到关联，那么他可以简单地忽略我的区分标记” (17) 。
除了箴言假说的分析性困境之外，这一假说的实际作用也值得质疑，要知道，《老子》是一个在中国传统的各种支脉中传承、阅读、再阅读了两千多年的文本。即使我们假定《老子》“原本”就是一个联系松散的箴言的汇编，只是由某个有作为的编者为它增添了超出文本所能支持的关联性的“故”和“是以”，我们仍将面对这样的事实： 在历史上，没有一个读者以这样的方式读解这一文本。对于理解作为中国传统一部分的《老子》，箴言假说将是毫无助益的；我们仍不得不以它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注者、传统和群体中被读解的方式来重构《老子》。这一重构将不得不基于一个共同的想法： 该文本无论从整体的主张，还是从各章内细节的关联看，都是一贯的。本章将指出，王弼将《老子》读作一个由某种固定的模式——骈体风格写成的文本，对此风格的了解有助于理解各章内部句子的关联；而且，王弼以及其他一些《老子》热切的追随者在他们自己的写作中仿效了这一风格。
对某个文本的历史性读解的重构是一种有根据的诠释学努力，这是毋庸置辩的。然而，现代学者在关注文本的“本意”时，却忽视了历史上的读解者、特别是他们自身的先驱——注释者。英国汉学家Arthur Waley在其《老子》译本跋中以其特有的直率总结了这一观点：“从王弼降及18世纪的所有注释者都是‘布道式的’；也就是说每个注释者根据自己的教义重新解释文本，却没有意图或愿望发现文本原来的意指。因此，在我看来，它们都是没用的。” (18) Waley表达了一个在今天广为接受的观点，这一观点对中国思想史上最精微、最有哲学价值的资源之一——注释的糟糕研究状况负有责任。历代的中文注释被当代学者（包括当代中国和日本学者）至多用作材料源，他们从中发掘关于某个不易处理的文段的某个偶然的注释。当王弼这样的注家被有关玄学的研究当做对象，从而使他们自己的理论呈现出来时，他们的陈述大都被视为独立的句子来引证，剥离了其原本的注释语境和目的。
这一态度并非源于对这些注释的学术研究史；我们几乎找不到此类研究的证据。因此，它的根源只能在西方思想史上寻找。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一个标志就是拒绝教会的注释权威，并建立作为唯一有效的参考点的原文本（Urtext）。作为在文本中并无根据的二手的经院气思考，这一反对注释的欧洲偏见源于欧洲的神学竞争，并最终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主流。正是这一偏见为中国的注释文献带来了Arthur Waley的刺耳言辞以及学术上的总体漠视。
这一偏见中隐含的现代学术与前现代注释之间的根本差异是对现代的过高估价。在另外的地方我会试着指出王弼以及其他注者的确是在他们自己的哲学、政治与意识形态关切和斗争的背景下阐释《老子》，但是，随着汉末学派和宗教团体的权威陷入低潮，一种对文本高度学术化和理性化的处理对于将这些新注释者的地位提高到“古人”的高度是关键性的。如果这些注释只是随处匆匆记下的札记，它们早就在忽忘中消失了——不会有任何影响。在王弼的时代，各种政治派别间在究竟谁要承袭从《老子》中分有的权威这一点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因此，新的注释受到细密的审查和评判。王弼的注释能始终有其影响绝非由于他所代表的政治立场，而是由于这一事实： 他引入的是一个对《老子》的切近细密的阐释，它的纯粹的分析性品质为他赢得了尊敬——甚至从他的对手那里。
下面的分析将把这一点暂时悬搁起来： 即我们分析的这一重要的修辞特征究竟是王弼想象出来的呢（对理解王弼本人的思想仍然重要），还是确实可以在《老子》中找到、由此而成为王弼的一项可证的学术发现呢？只有到结尾时，我才会试着给王弼的假说一个结论。这就要求读者保留自己的判断，并先对我们提供的证据做出评定。
我的整体计划主要关注的是王弼的政治哲学。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障碍就是他自己的作品和主张的结构；其次，是他注释的文本的结构。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从王弼自己风格的范型——《老子》开始。
在一个文本中，依照对应问题的不同，可以有几个层次的一致性。它可以是在一个既定的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讨论框架内的一致；可以是与同一个作者的其他著作的一致；在呈现为一个综合的、或多或少一贯的整体上是一致的。还有在一个文本的既定段落内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的关联性问题；正是在这个分子一致的领域里，出现了《老子》里面的那些最重要的困境。王弼在《老子微旨略例》中处理了《老子》哲学的整体一致性。在这里，我只关注分子一致的问题。
《老子》的所有通行本都是分章的。古抄本如郭店本和马王堆本有时用空行或逗点作为章与章之间的界限， (19) 据我们考察，各章的长度大体上取决于内容以及像发语词和结语词这类的要素。相应地，从公元前3世纪最早的抄本起，章就始终是相对稳定的文本单位，并且大体上没什么改变。在这儿，我们关注的是它们的修辞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