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其他读法的强调性拒绝

我们继续处理第二个有待澄清的问题： 何以有如此多王弼的注释以“故”“故曰”或“故谓”等表达后接被注句的逐字引文来结尾。

也许有人会主张此种对本文的重复，是在通过重复来固定《老子》的文本。这一方向上的尝试在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中已经可以看到，其中列出了文本的两部分各自的确切字数。事实上，这些引文已经被用于文本的固定了，因为保存在它们当中的是许多王弼《老子》本的文字，这些文字长时间以来已经叠加上了出自河上公本的各种读法。 (4) 尽管这种固定理论有某些优点，但仍不是很具说服力。总的看来，还是只有一小部分《老子》文句被这样重复；注释者不可能期望自己的注释有这样高的地位： 抄写者会在叠加其他《老子》本的同时，原封不动地保留他的引文。这种在一般都相当短的注释里对本文的不简约的重复，一定另有原因。

正如我们在本章引言中所说的，王弼的预期读者对《老子》了然于胸，而且知道一种或多种其他的注释性构造。他对某些句子的正文的读法自然会根据他最初所读的（或是他最欣赏的）注释本的构造进行。因此，王弼注就有了双重的功能： 清除读者对待注段落的构造，使其信服自己的新注释给出的构造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这一双重过程以“故”“故曰”或“故谓”结束。在我看来，它的调子显然是反驳性的：“［并不是因为你们从前读过并追随的注释者提出的奇异构造］，这就是［《老子》］说……的原因。”对接下来引文的翻译必须以感叹号（！）结束。

王弼并没在他的所有注释里都给出这样的逐字引文，只是在相当有限的章节里这样做。我认为此类对某一段落真实意义的重新确认是在他觉得其他注释严重地误解了《老子》的情况下出现的，当然，这无法证实，因为他的批评所针对的那些注释现已不存。这也将可以解释王弼选择引用某些段落而对其他部分全不留意的原因。在描述对其他构造的强调性拒绝的同时，这些文句的重复就成了曾有一个或多个反文本存在的考古学证据，王弼是在与它们在读者头脑中的影响抗辩。用特殊的证据穷究这一论辩，对本研究的品质和长度都会有所贡献。然而，这些反文本现存残片的缺乏以及众多注释年代的不确定，迫使我放弃了这一尝试。从他在《老子旨略》中对各种其他解释的批评中，我们可以假设王弼反对的不只是一个而是众多异类的读法。

这些出自《老子》的引文还完成了另一种功能。假设读者在接触王弼注之前以不同的观点阅读《老子》。然后阅读了王弼注。王弼注不仅从其表面结构和哲学意义两方面来解释《老子》，有时还会以确定的、同时代的语言给出某个段落的译文。注释以出自正文的引文或有少量补充的译文结尾。在这里，引文是在要求读者根据已经给出的解释重新阅读原文，从而彻底摆脱他开始的解读，理解王弼的构造。

他的注释的结果是一个对其预想读者（对于现代读者并不一定）而言没有矛盾、完全一贯的文本。由于王弼进而构造出了《老子》各种论断由以产生的共同的哲学根基，他就不仅将《老子》呈示为一个同质的文本，而且将它构造成了一种系统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