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众
存在者的两个领域是由特殊性规定的。“名则有所分，形则有所止”。王弼引入了唯一没有得到认真检讨的观念——万物之“所以”一定是一。这是到他那个时代为止所有思想者的共同假设，问题只是这个一是什么。它是天、气、太极，或道？它的特征是什么？在王弼之后的一代，向秀和郭象质疑了这一基本假设，主张存在者都是“自尔”和“无主”的。
在王弼的视角里，问题在于这个一的“必然”特征是什么。一是所有不同存在者的一的前提是，它必定没有所有各类存在者的特殊性。“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 (98) 存在者的特征以温凉这样的对立面出现。作为二者根基的东西不能由任何一者来界定；否则它就不能成为另一者的基础。
在存在者的等级中，对应各种不同的多有不同的一。上面已经提到过橐、籥和陶人的例子。在这一等级的最高层次的，是那些面向存在者整体的范畴，如天，覆盖一切；地，承载一切。天（或天地）曾被从前的哲学家描述为万物的根基。《老子》已经通过引入作为“天地之先”的“道”，拒绝了这一观念。王弼为这一拒绝提供了论证。尽管天地面向存在者整体，它们仍由某一具体特征系缚：天能覆，而不能载；地能载，而不能覆。 (99) 在《老子微旨略例》的一系列论述以及他的注释中，王弼依靠对《老子》的系统化、论辩性的阐释，精练了万物之一这个观念的所有具体性。《老子》41.13，41.14：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这里的“大”意味着“绝对”，超越大和小的阈限。王弼将这些词读作“所以”的名号之一，即“道”。他对“大音”注释道：
［正如《老子》所说］：“听之不闻名曰希”。［大音］，不可得闻之音也。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而商矣。［假如大音有］分则不能统众，故有声者，非大音也。
他以相同的方式处理了大象：
有形则亦有分，有分者，不温则凉，不炎则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
《老子》为王弼提供了引向“所以”之非特殊性的丰富的、实质性的否定语汇。“道常无名”（32.1）、“无为”；道“隐无名”（41.15）；“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也”（35.3）；一系列表达“道”的含混的象声词，如“惚怳”（14.3，21.2），“窈冥”（21.4），“混”（25.1），“微”、“希”、“夷”（14.1），以及谈及它的“常”、“汜”（34.1）和“生”（42.1，51.1）。王弼将所有这些表达都并入他系统的新语汇“无形无名”之中。 (100)
“所以”的必然特征是所有具体特征的缺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弼用了“无”这一最重要的哲学词汇。这一冷静的、分析性的构造，没有任何虚无主义或贬弃基本价值的色彩。《老子》中的不同语汇，诸如“道”、“常”、“始”、“母”、“本”、“一”、“宗”、“奥”以及王弼的语汇“至物”、“至真之极”等，被合并入“无”的概念，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做过详细讨论。 (101) 它们共享三个特征：没有任何特殊性；它们是存在者整体的“所以”的观念；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正是由于“所以”的观念。作为以隐喻形式出现的“所以”之不同方面的启发式名号，它们突出不同的因素。
“道”这个语汇是某种“周行”的东西（亦即属于所有存在者的东西）的隐喻。在《老子》32.1中界定的道之“常”，在王弼的解读中作为“无名”，被描述为《老子》37.1中的“无为”；并被用于存在者的永恒本质，在王弼对《老子》16.6及55.4的注释中，它是没有任何具体特征的。“始”这个词指的是某种发起宇宙的功能；“母”指的是存在者从“所以”那里得到的持续的支撑；“根”既是末的源起，又给“末”以持续的支撑和营养。后面这两个隐喻都指向“子”或“末”对“母”或“根”的持续依赖，离开后者它们将饥饿和枯萎。
“一”作为“万”由以开始的基本单位，但它不被看作其他数字中的一个。作为与众相对的“一”，在其单纯性中是非特殊性的，因此既是所有数字回溯的焦点，又包含于所有数字。“宗”与“始”的概念与家族的隐喻相关，在家族中，许多当下的成员将他们的起源回溯至一个祖先，并将其作为共同的源头来纪念和尊崇。作为最严肃和分析性的名称，“无”最终成为王弼偏爱的语汇；它强调“所以”的无特征，以及与“有”的根本差别。因此，尽管“母”和“始”这些词可以被合理地并入“无”这个词，但因为它们强调不同的方面，所以仍保留了自己的分析价值。在其注释中，王弼进一步对这一隐喻和分析价值做了细致的分析。
王弼将这一“无”与某个同样重要的对等语汇“有”对置起来。王弼以相同的方式将《老子》中提到的各类存在者（如“物”、“功”或“事”）组合为一个完全抽象的概念——万物，在《老子》中，万物只是作为“物”的一个子范畴出现的；他进而时常以更为抽象的概念“有”来展开讨论。由于语言在精确描述万物之“所以”上的无力，将众多不同语汇化减为某个单一的严格概念将不会有任何收获，反而只会错失引出这些陈述和语汇中所包含的特定洞见（尽管是局部的）的机会。王弼用“称”的概念为如下理解铺平了道路：一方面，所有这些语汇和陈述谈及的都是相同的东西；另一方面，它们从不同的方向和语境“指向”这一同一者，因此描述的是它的不同方面。
我们将分三步来展开：首先，从王弼的著作中提炼出他本人关于处于与存在者关系之中的“所以”的讨论；其次，将这一记述纳入一种哲学的分析，在其中，汤用彤宇宙论/本体论的范式将得到检讨；第三，通过突出他本人的贡献，在历史的上下文中定位王弼的语言和论辩。
王弼将《老子》中众多关于“所以”的论述分组为两个主要方面，他分别用《老子》的语汇——“道”和“玄”来标识它们。这两个语汇都是“所以”的某个方面的“称”。在《老子微旨略例》中，王弼写道：
道也者，取乎万物之所由也；玄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 (102)
王弼用这一朴素的定义，改变了话语的规则。无论“道”还是“玄”都有其漫长的历史，在此过程中，它们的意义范围变得非常丰富：从神秘直觉到饮食之道，从生命哲学到治理技术，无所不包。二者都是界定所有他者、但其本身却无法界定的范畴。对于“道”这个范畴，从公元前5世纪就是如此，而对于“玄”，则自扬雄《太玄经》以后才有这样的地位。在王弼的解读中，二者都没有固有的价值和权威，而只有在显明了它们包含有关于“所以”的洞见之后，才能获得这种价值和权威。他将二者界定为“取乎”“所以”的某个可展示的方面的启发性语汇。它们被剥去了神秘溢出的光环，减约为某个理性归纳的坚实核心。
在“所以”与存在者之间的关系中，有两个主要方面：首先，所有的存在者都基于这一“所以”；其次，这些存在者并不知道它们所依据的是什么。万物的根基不像某个单独的事物那样显现，而是回避认知的，因此，尽管作为所有存在者的基础，它仍处于幽冥之中，因为它没有任何可以作为认知对象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