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耳记
包 倬
他们说，苏姗娜有问题。我心里疑惑，是吗？
他们说过很多人有问题，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仿佛这个世界全是问题。于是我这里，一间两平米的门卫室，就成了问题集中营。有时候，问题们在我的小屋里打架，自私战胜了狭隘，疯狂输给了愚蠢，狂妄自大和水性杨花打了个平手。更多时候，我和暂时无人认领的包裹们挤在单人床上。窗外灯光昏黄，车流声如响箭。问题们并没有消停。贪婪像只老鼠，躲在纸箱里发抖；怯懦像个将军，挥舞着大手；阴险发出了笑声，虚伪的杯中斟满了酒。
但是对我来说，这些全都不是问题。我只是一个沉默的看门人。他们所有的问题，到了我这里，就是丢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也正因为此，我知道了所有人的问题。谁没有问题呢？作为一个门卫，即使别人每个细胞都是问题，也和我没有关系。而且，我也不会傻到把自己当成是别人的知心人，他们无非是嘴闲着特危险，想找个地方说一下，而我恰好是一个称职的树洞。
“她这里有问题。”说话人伸出食指轻点着自己的太阳穴，露出一脸神秘的笑。
这是人力资源部主任，他来找我的目的是通知我，今后如果再有苏姗娜的快递，我不用签收了。因为她昨天已被公司解聘。
我说：“好的。”
我的白天总是从“好的”开始。这些年，我说过的“好”或“好的”，像电视里的广告所说，围起来可以绕地球一圈。我在这里做了十年门卫，别人都叫我老张，只有苏姗娜叫我张伯伯。
“张伯伯，有我快递没？没有啊？那有没有苏三娜的呢？”
苏姗娜就是苏三娜。排行第三，前面还有俩姐姐。前段时间天冷，她请我帮她寄快递。她填了个单子，将一包衣服寄向一个叫阿尼卡的村庄。我说阿尼卡像一个外国地名，她朝我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天气持续降温，我的风湿病发了。世界的苏姗娜有天早上递给我一个棕色的小瓶子。
“张伯伯，你试试这个。”她神秘一笑。不待我发问，她就自己揭开了谜底。
“老虎尿。”她说，“我特意让方小农去弄来的，新鲜的，很珍贵。”
“怎么试？”我一头雾水，“是喝还是擦？”
“如果擦了没效果，就喝吧。”
过了几天，气温升高。我的风湿病好了。我不知道这是老天还是老虎的功劳。总之，我记住了方小农，一个动物园的驯猴人。
但是现在，他们解聘了苏姗娜。我多少有点惋惜。这家挂羊头卖狗肉的公司，我估计除了老总，没人知道他们真正从事什么勾当。我只知道，这里出入着一群梦想家。他们说人民币的单位不是元，而是万或者亿。他们说一百万的时候就像我们说一百元。某天有两个年轻人从我面前走过，一个说，我明年的目标是挣一千万，另一个露出了鄙夷的神情，说，你太没追求了，我的目标是五千万。我当时的想法是，一千万有多少？如果钱是树叶，那得沤多少粪啊。
电视里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我是铁打的门卫。苏姗娜被解聘了，我只能花十分钟去想这件事。我太忙啦。我要签收快递，我要登记进出的人，我要对出入的公司领导点头微笑，我要在城市的角落里努力活到儿孙满堂。
有时候，我觉得这里就是一个动物园。公司里的领导是大象、狮子、老虎，而员工是浣熊、鹦鹉，或者赤颈袋鼠。而我呢，大概相当于一只苍老的蚂蚁。
每天五点以后，送走最后一个人，这里就属于我的了。我关上大门，开始准备一个人的晚餐。我通常是要喝一杯的，甚至两杯，三杯，四杯。喝多少，全凭心情。心情好，多喝一杯。心情不好，当然也要多喝一杯。只有喝了酒，我才能够睡去。我不喜欢睡觉，但喜欢做梦。
苏姗娜被解聘的那晚我真梦见公司变成了一个动物园，人们围在笼子外面，看老虎、狮子、狗熊，但是他们看不到已经变成了一只蚂蚁的我。我附着于大型动物身上，爬上它们的额头，挥舞呐喊，人们也看不到我。我在失落中醒来，胸中冷气汹涌。天亮了。外面响起拍门声。我问，谁呀？外面的人说，张伯伯，我是苏姗娜。
我开了门，她像往常一样，脸上涂着厚厚的粉，口红颜色新艳，但涂得潦草。她穿一件黄色风衣，蓝色牛仔裤，高跟鞋跟像锥子一般。我为她走过的地面而感到疼痛。她笑着向我问好（就像你们常见的那些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一样，紧张，谨慎），然后，她朝大楼走去。我叫住了她。
“苏姗娜，”我说，“他们说你已经被解聘了。按公司规定，你应该登记一下。”
“别听他们的。”她朝我笑了笑，“有没有被解聘，我自己最清楚。”
是啊，我想，她说得对。我是门卫，不是门神。一只蚂蚁，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是只老虎。别说这大楼不是我家的，连门都不是。你们也别跟我谈职责，如果职责是让一个人变成机器，那么这里直接设一道门闸就可以了。
我目送苏姗娜走进大楼。八点整。她提前了一个小时。如此勤奋的女孩，怎么可能被解聘呢？那个说她脑子有问题的人，可能才是真的有问题。
毫无疑问，我的小屋里，阴险家庭又添了新成员。这是一个大家庭，挤挤挨挨，在盒子里，像新买的火柴。只要轻轻一擦，就能引发熊熊大火。你们与其说我是个门卫，不如说我是个保密员。假如某天我将这些秘密说出来，那相当于一场亚马孙丛林大火。当然，我不会说。他们正是看中我这一点。如果不是因为还有非说不可的时候，他们最理想的状态是找个哑巴来守门。
门卫室里的电话响起。我接听，是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主任。他在电话里问我，为什么要放苏姗娜进门？并且再次重申她已经被解聘了。我只能实话实说。可我这么说更是惹怒了主任，他说昨天已经告诉过我，苏姗娜有问题。我在电话里跟他道歉，他说道歉有屁用，让我去把苏姗娜弄走。他那语气，像是办公室里发现了一条蛇。我想告诉他，我是门卫，不是保安。但主任已经挂了电话。
苏姗娜坐在电脑前。我进去的时候，她连头也没抬。我站在她身边，不知道如何开口。其他人都在格子间里忙碌着，手指敲击键盘的声音让人想到夜里的老鼠或者某种虫子。苏姗娜也在忙活着。
“你这是在工作吗？”我问她。
“没有。”她心不在焉地说，“我在打游戏。”
她对面的一个格子间里传出笑声——就是你们所能想象的那种隔岸观火的笑。紧接着，其他的格子间里，纷纷有人站了起来。他们都在看着我，像是看一只猫和刺猬的交锋。
“他们说，你真的被解聘了。”我说。
“没有。”她说，“口说无凭，我没有收到书面通知。”
又有几个人笑了起来。我不知道这话有什么可笑之处。他们是在笑话我无能吗？我咳嗽了一声，一跺脚，怒吼：“苏姗娜，你到底是啥意思？”
“跟你没关系啊，”苏姗娜淡淡地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我会处理好的。”
我愣在原地，进退两难。其他人正在幸灾乐祸地看着我。
“那你跟我去人力资源部，跟他们说清楚。”我伸手去拉她，她直接甩开了我。
“我会去的，”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鄙夷，“我当然要去问问，他们凭什么解聘我？但是，这不关你的事。你的职责是守大门。”
我大张着嘴，像一只被扔在岸上青蛙。我嘴里发出咝咝声，牙隐隐作痛。我希望她能够对我更凶一点，好让别人明白，我已经尽力了。但是，她似乎意识到了这样对我是件多么残酷的事。
“张伯伯，”她缓和了口气说，“你回去吧，我会自己处理好的。”
我看了看四周，其他人已经缩进了格子间。我想我真的已经尽力了。我是门卫，门口才是我的阵地，我跑到别人办公室来逞啥能呢？回到门卫室里，登记进出的人，指挥车辆，收发快递和信件，这才是我的分内之事。
那天中午我正在指挥停车，远远看见人力资源部主任走了过来。我说：“倒倒倒，方向再往左打一点，对，回正。”主任说：“老张，我在门卫室等你。”
他坐在玻璃窗后面，远观着我。很明显，他不是来寻包裹的。他是个小眼睛的胖子，笑起来时，就像把两粒黑豆按进了面团里。
他说：“老张，你坐。”
他看了看四周，发现逼仄的门卫室里堆满了包裹，我唯一的椅子正被他坐着。他挪了挪屁股，但并没有站起来。
他说：“老张，你今年贵庚？”
我说：“六十二，属狗。”
他说：“啊，该是退休的年龄了。”
我说：“农村人，退啥休呢？眼睛闭了才算完事。”
他说：“该是享福的时候啦。”
我说：“领导你有话就直说，我听着呢。”
他说：“最近公司的情况越来越复杂，我担心你年纪大了，应付不了。所以，我们考虑从保安公司聘请受过训练的退伍兵，这事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说：“我虽然六十二了，但浑身是劲，没有应付不了的事，请领导放心。”
他说：“未必。你好好想一下。”
这家伙说完话，站起身来，肥胖的身子撞翻了包裹。我按住空转着的椅子，坐下去，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在漏气。他妈的——这狗日的天气真的越来越冷了。
眼下已是冬天。如果人这一辈子是四季，那我现在是一脚跨向了冬天，一只脚还留在夏天。我必须拖着老迈的身体像个年轻人一样干活。我的孩子们，两男一女，他们在这个城市里，像几只可怜的老鼠，努力糊口，并且从牙缝里省钱，用纸片堆积着高楼大厦的梦。我养大了他们，他们四肢健康，智商正常。他们试图活得跟我不一样，但往往力不从心。所以，唯一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都不需要负担对方。除非某天，真有灾难降临。我说的，不是自然灾难，而是人祸，比如刚刚发生的事。
我再次见到苏姗娜是在下班之时。她仿佛已经忘了上午的事，又向我鞠躬道别。她总是这样，见面时鞠躬，说你好，分别时鞠躬，说再见。她的脸上永远挂着令人心疼的笑容。
“苏姗娜，”我说，“他们为啥要解聘你？”
她愣了一下，说，“他们没有解聘我。”
“可是，他们现在要解聘我了。”我说，“苏姗娜，看在我一把年纪的份上，你就承认了吧。”
“即使他们想解聘我，我也不认。”她说，“签约是双方的事，解聘怎么就变成了单方面的事呢？你说对吧？”
她在我面前摊开两手，仿佛她需要的答案会乖乖落在她的手心一样。她声音洪亮，吸引了几个同事的目光。他们放慢脚步，竖起耳朵，但没有停下来围观。
“不管怎样，你明天不能再来了。”我高声告诉她。
“你没有资格说这话，”她高声说，“他们不光不能解聘我，我还要去起诉他们。”
这话刚好被下班经过的主任听见了。我以为他要过来跟苏姗娜理论，哪知他却钻进了自己的汽车。他的车从我们面前开过时，车窗紧闭。
“看到了吗？”苏姗娜说，“他们理亏，所以跑了。”
“别人那是懒得理你。”我说。
我退回了门卫室里。一个女人在电视上为一款香皂打广告。接下来，是一家三口开车穿过沙漠（汽车广告）。苏姗娜不见了。院子里的车也都开走了。我去公司大楼里察看了一遍，确定没人后，关上了大门。
我给儿子打了个电话。他在离我几十公里远的地方给人刮双飞粉。我能想象他全身落满白色灰浆的样子，像头奶牛。他站在高凳子上挥舞着铲子，把不需要凳子就能完成的地方交给他的老婆。我有三个孙子，他们之间相隔一岁，如今，三人都在同一家学校上学，相隔一个年级。儿子接我电话时，永远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快说，有啥事？”他说，“我忙得很，时间就是金钱呢。”
“我可能得回老家了，”我说，“我怕我有天会死在外面，给你们添麻烦。”
“你回去干啥？”他说，“那个拉屎不生蛆的地方，你待了一辈子，还没有待够？”
我沉默了一会儿，没有告诉他我正面临着的麻烦。他先挂了电话。我放弃了给其他儿女打电话的想法。我又想起了苏姗娜，是那种带着怨气的想。然而，她却在这时候拍响了大门。
“张伯伯，是我，苏姗娜。”她说。
我坐着不动。电视里正在播放着一出抗战剧，一个家伙骑着摩托穿过一片旷野，身边枪林弹雨，但他毛发未损。苏姗娜还在外面拍门，嘭嘭嘭，“张伯伯，是我，苏姗娜”。然后，每过一分钟，她又重复一次。我打了个喷嚏，为自己加了件外衣。苏姗娜拍得更重了，带着一种愤怒的情绪。她几乎是在擂门，声调也更高了，省略了称呼——“开门！”
我当然不能轻易开门。我站在门后面，以一种公事公办的语气告诉她，现在是下班时间，有事明天再来。门外面沉默了一会儿，她再出声时，带着哭腔。
“张伯伯，”她说，“你开门吧，我求你了。”
令我心软的，是那个“求”字。我这样的一生，能有几次被人求啊？我打开了门。她像是怕我后悔似的，在第一时间挤进门来。她把一个黑色塑料袋放在一堆包裹中间，朝我鞠了一躬。
“你别整这些形式主义，”我说，“你要真讲礼貌，就别为难我了。”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她说着，又朝我鞠躬，“请您帮帮我。”
她从黑色塑料袋里拿出那两瓶包装还算精美的白酒，怯生生地递到我面前。
“把酒收起来，”我底气不足地说，“你这是……你这是在行贿。”
苏姗娜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我这是孝敬您，出于爱心，”她说，“我知道，你在这个城市里无依无靠。”
“我有儿有女，有……”我说着，突然丢失了下半句话。
她将那两瓶酒塞进我怀里。这真让我为难。如果我不抱住它们，就会掉在地上。但当我抱住它们，就再也不想松开了。
“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张伯伯。”苏姗娜说，“我是阿尼卡的第一个大学生，我怎么能没有工作呢？难道我连方小农那样的驯猴人都不如？”
我对那个给我老虎尿的家伙，一点兴趣也没有。眼前的麻烦，可比风湿病还要严重。我给苏姗娜倒了一杯白开水。她接过纸杯，捧在手里，用来焐手。她坐在一堆包裹中间，沉默地看着我。这种近距离的观看，让我不得不去揣摩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应该不超过25岁（我没有问）。脸上虽然使用了很多粉，但还是难掩皮肤的底色。我仔细观察了她的五官，确信：如果你在地铁上遇见她，你一定不会留下印象。她平凡得让我心生怜悯。
“你想我怎么帮你？”我问她。
“你装没看见我就行了。”她说，“如果我从你面前走过，你就当是一棵植物或者一只小猫。”
“苏姗娜，你是个大活人啊。我可以装瞎，但别人也瞎吗？”
“明天你就知道了，”她说，“拜托你了。”
她从床沿起身，深鞠一躬，踮着脚尖，踩着小碎步，像只惊惶的流浪猫，顺着墙根消失了。她走后，我将头晚剩下的半瓶白酒喝了，裹进被窝，听窗外刮了半夜的风。这些风吹过枯枝和电线，发出呜呜声。风消停后，车流声又轰隆隆地碾轧着我的耳膜。我的耳朵被无限放大，像一个隧道，车辆正在结队穿过。天亮的时候，风声和车流消失了。这让我怀疑昨晚只是做了一场刮大风的梦。
我打开了门，先是看到了那株肥硕的仙人掌。那盆绿油油的仙人掌，它们在苏姗娜的肩上张开，高出了她的头顶，这让她看上去像一只滑稽的兔子。我转身回了门卫室里，看到仙人掌从我窗外走过。我闭上了眼睛。
有人来门卫室取包裹，我告诉他们，我生病了。他们问我哪里不舒服？我说头疼，像是脑袋里进了水，一晃动就疼。所以，当电话响起时，我正躺在床上。我告诉自己没听见。
“老张，你咋回事？”主任找上门来，高声质问。
“我可能是得了重感冒，”我说，“头疼、发烧、咳嗽。”
“我没问你的病情，”他说，“你怎么又把苏姗娜放进来了？”
“我没看见。一直躺着呢。”我翻过身来，发出呻吟。
主任似乎动了恻隐之心，没让我再去赶苏姗娜。于是我愉快地躺着，睡了个回笼觉，直到我被一泡尿憋醒。这栋楼上，厕所隔层分布。男厕所在二四六楼，而苏姗娜他们的办公室正是在二楼。我摇晃着穿过院子，扶着楼梯护栏而上，刚走到转角处就听到了闹哄哄的人声。我想转身下楼，突然后面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并且听到有人在叫我。
“老张，你来得正好，领导打值班室里的电话没人接，正让我去叫你呢。”
那是一个刚来不久的小伙子，他看起来确实很着急，但又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我生病了，浑身无力，上楼都费劲。”我说。
“领导说如果你不去，那就不用上班了，要养病回家养去。”那个小伙子说完这话，跑进厕所里。我们在厕所里相遇，他边撒尿边说，“话我已经给你带到了，怎么选择，你自己看着办。”
我硬着头皮迎上去。冷风在走廊里肆虐。我看到有间办公室的天花板上吊着转动的风扇，老骨头不由得颤抖起来。人们已经集中到了走廊里，我的眼前是黑压压的脑袋和身子。有人在说话，叽叽喳喳，听不太清楚，大概是好奇或者不满。有人说，让一下，让一下，老张来了。他们为我让出了一条道。他们的关注点在走廊的尽头，那是苏姗娜的办公室。她站在办公室门口，肩上还扛着那盆仙人掌。她背对着人群，我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当然，她也看不见别人对她的指指戳戳。
“我跟你说过的，她这里有问题。”主任对我说，“这下你该相信了吧？”
我点了点头。
“请你把这个疯子弄走。”主任的音调不高，但明显是在命令。
“我生着病呢，”我说，“四肢无力，上楼都费劲。”
“我不管，”他说，然后又呵斥那些窃窃私语的看客，“看什么看，没见过有人装仙人掌吗？”
他们一哄而散，只留下我和苏姗娜站在过道上。她一动不动地站着，右手抓住花盆边，盆里仙人掌奋力向上。
“苏姗娜，”我说，“你疯了吗？为啥要这样让人看笑话？”
她不理我，依然保持着先前的姿势。那个主任放心不下，将脑袋从办公室门口伸出来。他看着我们，就像在观看两只即将开斗的蟋蟀。我看了他一眼，他甚至莫名其妙地朝我竖起了大拇指。
“苏姗娜，”我哀求说，“你走吧，别在这里影响别人上班。天下之大，哪里不能混口饭吃？”
她像个雕塑，仿佛没有听见我的话。
“苏姗娜，”我说，“你的肩膀不会酸吗？要不要把仙人掌换到左肩上来？”
我知道她不会回答我，便伸手去拉她的左手。哪知，她突然转过身来。她肩上的仙人掌从我脸上刷了过去，剧烈的疼痛中，留下了三根刺在我肉里。我没有叫喊，平静地走到主任面前，仰起脸给他看。
“你看，我的脸现在像不像仙人掌？”我问他。
“仙人掌是她的武器，”主任答非所问，“我刚才就见识了，但我躲得快。”
“我的左脸肿了，我还要把右脸迎上去吗？”
“那就报警吧，”主任说，“我就不信警察会连个门卫都不如。”
“对，我是个门卫，我的职责是守门。”
“你别走，也别把脸上的刺摘下来，你是受害者。”
来了一高一矮两个警察。主任迎上去说明情况，他们似乎没有听懂，一遍遍高声问发生了啥事？那些看热闹的人又出现了。他们从一个个格子间里跑出来，挤在过道里。
“就是这个人，”主任带着警察来到苏姗娜身后，指着她说，“她伤了我们公司的门卫。”
“凶器呢？”那个矮个子警察问。
“在她肩上扛着呢，”主任说，示意我走到警察面前，“你看，我们可怜的门卫，脸上还扎着刺。”
我听到那矮个子警察发出了一声冷笑。那个高个子警察凑近苏姗娜看了看，哈哈大笑。
“你们这是搞行为艺术吗？”警察说，“这个作品有点意思。”
“警察同志，辛苦了啊，”主任凑上去说明情况，“这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前几天被解聘了，但是，她死活不愿意离开。”
那警察意味深长地“噢”了一声，看了看在场的人，郑重宣布：“这是你们公司内部的事，你们自己处理吧。”然后，他们嘀咕着离开了。我们惊讶万分地相互看着，直到主任也学着警察的声调宣布：“谁再围观苏姗娜，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
我回到门卫室里，脸已经肿成了仙人球。我拔下了那三根大刺，但对那些几乎看不见的小毛刺束手无策。我想，此等奇痒难耐，只有苏姗娜送我的酒可以治愈了。
事实确实如此。我边喝边骂苏姗娜，边骂边赞这酒好。喝完一瓶酒，我觉得肉里长刺和肾里长石头一样，没啥好大惊小怪。下午的时候，我借着酒胆，摇晃着身子，肿着脸，去找人力资源部主任。苏姗娜还站在办公室门口，还保持着上午的姿势。他们连围观她的兴趣都没有了。她的座位上已坐了别人。
“我的脸咋办？”我问主任，“这算不算工伤？”
“又不是我弄伤你的，”他说，“凶手现在还站在那里，你咋不去找她？”
“我是门卫，可你却让我干保安的活。”
我在他办公室坐下，掏出香烟来点上，他立马就皱起了眉头。
“你也想学那个疯子，来霸占我的办公室？”
“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说。
我又起身给自己倒了杯水，拿着垃圾箩放在脚边，响亮地吐痰。
“我给你放两天假吧，”他说，“至于门口那个人，今后你不用管了。她喜欢站着，那就让她站着。大家都会当她是一团空气。”
“好！”我说，“当一团空气好，而且是臭气，别人都要捏着鼻子走开那种。”
为了庆祝这一胜利，我的脸迅速消了肿。我去街上转了一圈。冬天的街头，树枝瑟瑟发抖。太阳躲在乌云后面，就像那些我们以为不存在的事物，就像空气苏姗娜。我在心里笑起来。她以为肩扛仙人掌就真的成了仙人掌？这下好了，别人把她当成了空气。
我走进一家商场，认真看那些跟我毫无关系的商品。我挤在人群里看了一场产品促销演出，举手回答了一个白痴问题，获得了一个气球作为奖励。当我举着红气球走在街上时，总算有人朝我投了几道目光。我去了菜市场，买了半斤排骨和一个萝卜。回到门卫室，我将气球插在窗缝里，没过多久就爆炸了。
我又看见了苏姗娜。她走在下班的人群中，笑眯眯地主动跟身边人说着话，像是啥事也没发生。她朝我走来，我知道她又要鞠躬了。我下意识地后退，但她的头已经低下去了。
“张伯伯，对不起。”她说，“你的脸好些了吗？”
我的手在空中荡开，像是有无数的尘埃正在朝我扑来。她在门外站住，朝我鞠了三次躬。我乜斜着，一言不发。为了证明她在我心里只是一团空气，我主动跟其他人打起了招呼。我问，下班啦？别人回答：嗯。我说，今天真冷啊。别人回答：嗯。
仙人掌的影子从我的余光里慢腾腾地飘走。我终于长舒了一口气。排骨在锅里散发出香味，白萝卜已经洗净切好。酒在酒瓶里荡漾，忍不住想要钻进我的喉咙。我身体疲惫，心情轻松，苏姗娜这根刺终于从我的脖子里取出来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又看见仙人掌从我窗前飘过。我尾随着她上楼，她走到办公室门口就站住了。她站在那里，像一个上学迟到的孩子。她侧身站着，肩上还扛着那盆仙人掌。人们从她身边走过，没人跟她说话。现在是上班时间，有个会议室里在开会，发出争吵声；有个会议室里在宣誓——努力努力再努力！苏姗娜在别人宣誓的时候，也将左手举过头顶，她声嘶力竭地想汇入口号中，但他们似乎没有听见她的声音。
这事终于尘埃落定了，我想。这一天，主任心情不错，他哼着歌曲从我身边走过，问我干啥？我说，我来上厕所。他说，厕所在那边。我说，我喝多了，迷糊。
那时我真的喝多了。我像一只藏不住隔夜粮的老鼠，很快喝光了苏姗娜给我的那两瓶酒。每当我遇见苏姗娜的时候，我总是可耻地回忆起那酒的滋味。这真是一种折磨。我指的不是遇见她，而是回忆那消失的滋味。现在的苏姗娜，每天准时上下班。那盆仙人掌，在她的伺候下，长得更高了。她扛着它在肩上，每天站在办公室门口。有时候我想，时间长了，那地儿会被她站出一个坑来。
有天我终于忍不住了，对她说：“苏姗娜，其实你没必要每天带着仙人掌来的。你从我窗前经过，我看得清清楚楚。你放心吧，我不会拦你的，我们已经当你是一团空气了，我啥都看不见。”
可是她对我说：“不。我不能放下仙人掌。它已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了。而且，我要告诉你，我不是空气，我是仙人掌。”
“好吧，”我说，“那我们就等着看你长成一棵仙人掌。”
“您就等着看吧，张伯伯。”她说。
我打了个寒战。并不是因为寒冷，而是我感觉到了她说这话时的认真。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圣诞节到来了。门卫室里电话响起，人力资源部主任让我去一趟。
“你猜我找你来有啥事？”主任说。
“反正不会是好事。”我说。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事和坏事，”主任说，“生活的舵，要自己去把握的嘛。”
“现在的我，一阵风就能吹上天，还能把握生活的舵？”
主任从椅子上起身，移步到我对面坐下。他按下茶台上的电磁炉开关，水吱吱响着，他看了我一眼，我们都没有说话。水沸腾起来，他洗了壶和杯，在我面前摆了一只茶杯。
“今天是几号？”他突然问我。
“十二月二十四号。”我说。
“那刚刚好，不算晚，”他说，“上完这个月，你就回家过年去吧。”
“我今年不回家，”我学着儿子的口气说，“在那个拉屎不生蛆的地方待了一辈子，待怕了。”
“我的意思，”他朝我面前的茶杯里倒水时，停顿了一下，“你开年也不用来了。”
我端起茶杯，又放下。我看着他，他朝我笑了笑。
“又是因为苏姗娜？”我高声问，“你到底想要我怎样？杀了她吗？”
他摇了摇头。
“你相信我，老张，这事真的与她无关，也与我无关。”他说，“公司明年会有更大的发展，我们需要专业的保安，而不是一个门卫大爷。你明白吗？”
我站起身来，手里还握着那只茶杯。我手抖，茶水洒了出来。
“我向你保证，从明天起，我再也不会放苏姗娜进来了。”我说。
“真不是因为她，”主任示意我坐下，“至少这次不是。”
“我向你坦白，我收了她两瓶酒。”我说，“酒被我喝了。如果你怪罪我，我可以退给她。”
主任笑了起来，又朝我的茶杯里添了水。
“每个人都会老，每个人都会退休，”他拍了拍我的肩，“老张，每个人都要落叶归根。”
“我不是每个人。”我说，“没有工作，我怎么活？”
“每个人都会死的。”他说，“就这样吧，你这两天就开始收拾东西。元旦的时候，会有两个年轻保安来接手你的工作。”
“我不！”
我终于朝他喊了出来。这喊叫，像是一枚炸弹在我体内开了花。我仿佛看见自己的五脏六腑化作了弹片，射向了眼前这个家伙。但他并没有倒下。
“反正，我已经通知过你了。”他说。
“我不，”我说，“我要和他们比试，看谁才是一个合格的保安！”
“那是你的事了。”他说。
他已经在瞬间丧失了耐心，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想要像赶苍蝇一样地赶我走。苏姗娜依然站在过道上。她背对着我，仙人掌在她肩上无声生长。我下了楼，回到门卫室。旧椅子在迎接我这具衰老的身子骨时发出吱呀一声。我转动着身子，吱呀声持续不断。厚厚的水雾凝聚在窗玻璃上，我用手掌擦拭，院子那两棵梅花在我眼前清晰起来。它们是什么时候开的呢？这一年，真的就要过去了。
我又想起了苏姗娜。此时，她一定还站在楼上的过道里，肩上扛着她的仙人掌。而我的儿子，此时，应该是正在给某一面墙抹双飞粉。至于那个叫方小农的家伙，也许正在动物园耍猴呢。如果天地间有一双巨大的眼睛，它应该可以同时看见目所能及处，所有人的行为。
我的想象被汽车喇叭声打断。我知道，外面的马路又堵瘫了。总有一些暴躁的司机，在这时候毫无意义地按喇叭，恨不能让汽车长出两只翅膀。
快递员骑着电动车飞驰而至，他戴着红色白沿圣诞帽，将一个沉重的包裹放在我面前。他说，老张，圣诞快乐。我说，快乐个卵，老子要下岗了。他说，下个卵的岗，你是老员工了，请神容易送神难。我说，我不是神，我只是个门卫而已。他说，我管你是不是神，帮我在这个包裹上签个字吧。
包裹的收件人是苏姗娜。我扔下笔，对快递员说：“这个人已经被公司解聘了，包裹，你退回去吧。”那家伙愣了一下，掏出手机来打电话，但对方没有接听。
“人家也许在上班呢。”我笑道，“她哪有时间接你电话？”
“你说啥？”他问。
“啥也没有。”我说，“但是请记住，今后这里没这个人了。”
快递员带着包裹走了，他没有看见我脸上漾起的笑容。但是，十分钟以后，苏姗娜看见了我的笑。我扳过了她的左肩，让她看着我。
“苏姗娜，”我高声说，“你这里真的有问题。这里，这里，你知道吗？”
她朝我咧了咧嘴，一言不发。
“神经病！”我又高声说，“你脑袋有问题，知道吗？”
她紧闭着双唇，转过身去，仙人掌在她肩上沉默不语。有几颗脑袋从办公室里伸出来，脸上挂着笑容，朝我挤眼睛。
“苏姗娜，你以为装聋作哑有用吗？”我继续朝她吼，“现在，我向你宣布：从明天开始，如果你再从我门前走过，我就打断你的腿。”
那些从办公室里伸出的脑袋朝我竖起了大拇指。我跺了一下脚，楼道里泛着回声。
“离我们公司十米远的地方，你都不能接近，”我的指头戳向她的脑袋，“否则，我会让你见识一个老头子的力量。”
我似乎看见那些脑袋后面伸出了手，他们就要为我鼓掌。但是，我在他们鼓掌前昂首阔步离开了。我在心里向所有人宣布：走着瞧吧。
苏姗娜小心翼翼地走在下班的队伍里。她肩上那颗鲜嫩的仙人掌颤抖着，随时都有可能折断。她跟旁边的人说话，别人敷衍着走开了。
“苏姗娜，你站住！”我跑过去堵在她面前。她乖乖站住了。
“如果明天再见到你，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说，“你听到了吗？我要你回答！”
她默默地看着我，又看看围在身边的人。
“你听见了吗？”我说，“现在是下班时间，你可以开口说话了。”
她试图绕开我，但被我一把拽住了衣角。
“你不回答，就别想离开。”我说。这时，人力资源部主任出现了，他似乎朝我笑了笑，但没有停留，直接走向了停车场。
“我听见了。张伯伯。”苏姗娜说。
苏姗娜走时，没有回头。紧接着，围观的人也散了。他们有的走向停车场，有的走向地铁站。我关门的时候，发现这令人厌烦的吱嘎声，竟然带着一种庄重感。吱嘎——分合。门是一个伟大的东西，它既是阻隔，又是通道，它是身份象征，也是安全保障。你想想，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门，那多可怕。而我，正是世间某一道门的守卫者。
关上门，吱嘎。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连一只流浪猫也不行。打开门，嘎吱。外面喧嚣声如浪，如果我一脚跨出去，就能汇入欢乐的海洋。可我在门口站得笔直，双手握拳，想象怀抱钢枪，一脸严肃。我想象有一辆车开进门来，我抬手敬礼，然后继续目视前方。我一次次抬手，敬礼的动作越来越熟练。我一遍遍纠正自己的站姿，越来越标准。如果我每一次敬礼都有一辆车驶进门来，那么，现在停车场应该满了。
我转身跑向停车场。谁说那里空荡荡？在我眼里，那里分明是些正需要我去指挥的车辆。司机们像是走进了丛林，迷了路。他们打开了双闪灯，求救的喇叭声响彻天际。没有了我，他们就是一群孤独的孩子。我怀着怜悯之心，朝他们奔跑而去，风吹过来，我眼眶湿润。
倒—方向往左打死—再来一点—回正—保持这个角度往后倒—停。
再往前—好—方向右打死—回正—向前走—往后倒。
我跑前忙后，一口气指挥这些车辆停好，累得满头大汗。但我心里高兴极了。我重新坐回门卫室时，看到不远处升起了烟花。平安夜了，我想，喝下这杯酒，我就上街去。
可是，街道已经患上了肠梗阻。司机们堵得没了脾气，坐在驾驶室里昏昏欲睡。人们倾巢而出，结伴走在街上，喷雪满天飞。路边有人卖圣诞帽，我给自己买了一顶。戴上圣诞帽，走过一家商场，我站在镜子前，随着音乐跳了起来。一个小孩走到我面前，他问，你是圣诞老人吗？我说，对，我是圣诞老人。他问，那我的礼物呢？我说，在你床前的长袜子里。小孩高兴离去。
人们手上拿着喷雪，但没人朝我喷射。于是，我也买了一瓶，将它们全部喷在了自己身上。我想，此时的我看起来真像是圣诞老人了。我挤在人群里，朝每一个人笑，笑得脸上肌肉酸疼。
世界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蜂巢。即使我将沾满喷雪的脑袋埋进被子里，那噪音仍然洪水似的灌进来。我的手机闹铃比平时提前了一个小时。我越想关上耳朵，就越容易混沌声中分辨出了音乐，越想赶那些情景，它们就越发清晰起来。
后来，闹钟响起，吓我一跳。这迷迷糊糊的一夜，我不知自己睡了多久。外面平静了，垃圾堆满街头。天刚亮，我打开了大门。我站得笔直，等候第一辆车驶来。可是，向我驶来的是一辆唱着歌的环卫车。两个环卫工人走下车，带着愤怒和无奈，倾倒了垃圾，歌声渐远。
两个小学生牵手走过，齐声背诵：人之初，性本善。
一个脏兮兮的中年男子，骑着一辆加装了马达的三轮车，晃晃悠悠地驶过。车上装满白菜。
终于，有一辆车慢慢开来，打开了转弯灯。我认出来了，那是我们公司某个员工的车。我抬起右手，嘴里高喊：敬礼！然后，我转身，小跑着跟了上去，准确无误地指挥他停好了车。我听见他哈哈大笑。我并不在意，跑向大门口，站得笔直。
就这样，我向每个进出的人敬礼，其余时间都站得笔直。不断地敬礼，我的右手酸疼，喉咙沙哑。当我重新回到门卫室里，我高兴得就要欢呼起来：苏姗娜没有来了。
这真是件振奋人心的事。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朝楼上跑去。主任已经坐在办公桌后面了。他似乎正闲着，或许是正在等我。
我说：“主任，我今天的姿势标准吗？”
主任愣了一下，然后皱着眉头看我。
我又说：“主任，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苏姗娜没来公司了。”
这时，我看见主任笑了起来。
他说：“老张，我刚才以为你是疯了。但是，现在，我觉得你是瞎了。”
我说：“主任，我正常着呢，圣诞快乐。”
他说：“那个疯子在办公室门口站着呢，你没看见？还是你明明看见了，还来我这里撒谎？”
我感觉世界已经天塌地陷。我下意识地朝外面跑，果真在那间办公室门口看见了苏姗娜。她的肩上仍然扛着那盆仙人掌。
我说：“主任，我从早上六点守到现在，我向你保证，苏姗娜没有从我眼前进入公司。”
主任说：“老张，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你该收东西了。圣诞快乐，春节快乐，甚至，连明年的中秋也快乐。”
我这一生，没有经历过大地震。但是我知道那样的感觉。所有的东西，瞬间复活了。办公桌、椅子、沙发、茶杯，还有我自己，全部朝一个方向飞驰而去。谢天谢地，我抢在沙发之前，坐了上去，它没有继续飞驰。
我说：“主任，你到底要我怎样？”
我听到他带着宽宥甚至友好的笑声。
他说：“老张，你的酒还没醒吗？你把我说过的话当放屁，我真的要生气了。”
大门敞开着。我从那里走出去，左转，往前十米就到了苏姗娜背后。
我说：“苏姗娜，我求你了。”
她朝我点点头，露出了一丝笑容。
我说：“你告诉我，你怎么进的大门？”
她说：“我从天而降。”
我说：“你就当我快死了吧，告诉我，你怎么进的门。”
她说：“晚上告诉你。”
晚上我守在门卫室里，等着苏姗娜来敲门。结果，我看到她从停车场那边走来。她的身边还跟着一个陌生的男人。
我说：“这是方小农吗？”
她说：“不是。他叫壁虎。”
我说：“你换男朋友了？”
她说：“不是，方小农和他的猴子走了。”
她这样说的时候，那个叫壁虎的人拼命点头。于是，我明白了，他们真的是从天而降。
我说：“我不会放你们走的，等着。”
她说：“你是门卫，你守住大门就好了。”
她笑了起来。壁虎也跟着笑，然后拍了拍我的肩。我在他们逃走之前抢先一步，站到了门口。可是，他们朝停车场那边走去了。我关上大门时，想到了一个词：插翅难飞。结果，当我追到停车场的时候，我看见壁虎带着苏姗娜已经爬到了楼顶。他们朝我挥了挥手，然后消失不见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主任来到门卫室。他说，你怎么不见动静？我说，啥动静？他说，要回家的动静。我说，回不回，是我的事，跟你啥关系？他说，那我提前祝你新年快乐。
我在十二月二十八日搬出了门卫室。但我依然是门卫。所不同的是，我的工作地点从门里面搬到了门外面。我比以前更加努力，我向每一个经过的人和车辆敬礼。有时候，他们朝我哈哈大笑，有时候，他们向我点头。
新的一年开始了，两个比我儿子年轻很多的家伙接替了我的岗位。他们和我一样，喜欢喝酒，喝醉了就吵架，甚至打架。他们和我一样，来自某一个闻所未闻的村庄。隔着一道门，我们喝酒，划拳，聊天，我们成了好朋友。所以，当某天，他们逮到顺墙而下的壁虎和苏姗娜时，我请他们手下留情。
“那是我的儿女。”我说，“放心吧，他们不会害人，他们只想做一棵仙人掌和一只壁虎而已。”
“我们该怎么处置他们？”其中一个保安问我。
“我们啥都没看见。”我说。
苏姗娜走的时候，按下壁虎的头，两人一起朝我鞠躬。他们没有看见，我眼角的泪水。
选自《作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