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的演变与基本范畴
（一）系统论的演变：由系统思想到系统科学
系统科学是20世纪中期以来科学领域中发展最快的一门科学，是一门关于思维方法的科学与哲学，是人类对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对自我和外部环境认识的不断延伸和思考的不断深化。系统科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而来的，其是对传统哲学和思维模式的丰富和超越，系统思维指导着人类用新的思维范式去认知和理解世界，用新的方法、角度去解决现实和未来世界中存在及可能存在的问题，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新的认识世界的窗口。
系统论萌芽于古代西方哲学，体现于一种系统的思维，“亚里士多德推断身体的各个部分只有在支持整个有机体时才有意义，并使用这一生物学类比考虑怎样将个人与国家联系在一起”。[40]古典哲学家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系统科学的概念，但他们关注到了事物个体性与整体性的关联，这正是系统科学最基本的内涵。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运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在《道德经》中提出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这是古代人对于宇宙这个大系统的相互联系、逐步发展的初步理解。
随着知识的不断进步，近代系统思想兴起。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率先举起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旗帜”，他尝试了新科学的研究方法，其出版的《新工具》倡导的归纳推理方法指导人们通过实验调查的手段来弥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演绎法的缺陷，归纳推理方法正是系统论中对单个事物之间以及个体与整体的关联关系予以关注的直接例证。除了哲学领域，天文、数学、物理等学科的科学家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内推进了思维方式的变革，牛顿创立了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人类历史上首次将天上的运动与地上的运动统一联系起来，揭示了天地万物这个宇宙大系统中的运动规律。康德的唯心主义揭示了“人类由按照由组成部分的自组织涌现出维持整体的方式进行思索”[41]。黑格尔将系统的过程引入思考，提出通过正题、反题、合题的逻辑过程来论证某个问题，并在正、反与合的循环、演进过程中，慢慢接近真理。
在先哲们系统思维的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现代系统科学概念得以正式确立。它吸取了力学、机械等认识的思维特点，并予以丰富，将以往不同学科分别研究的客体和方面作为一个综合的整体，不仅关注这些客体和方面的内在关联，研究对象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动态的物质、信息、能量等的交换，而且考察研究对象对外界环境的反应和自我生长、自我完善的趋势。因此，它是一种整体、动态、连续思考问题的思维模式，也逐渐从“思想”转变为“科学”。系统论从“系统思维”到“系统科学”的演变过程也为我们研究当代具体的公司治理以及更微观的经营管理者监督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与思路。
（二）系统论的基本范畴：由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
在20世纪40年代，系统论与控制论、信息论一并被称为“三论”，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各个科学技术研究的不断细化，学科分支间不断渗透和融合的产物。系统论产生于自然科学，如生物学、工程学等，是研究事物的模式、性能、关系等内容的一门科学。
随着人们认识世界能力的不断增强，事物与外界环境以及事物之间发生的关系日趋复杂，系统论又由自然科学领域扩展至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领域，形成了兼具高度抽象性和广泛的综合性的学科。系统论不仅研究事物的静态的属性、特征、功能，而且关注事物与事物之间能动的关系，注重动态的行为和由行为而产生的，对其他事物的能动的影响。系统论日趋成为一种新型的研究方法而受到国内外更多研究者的关注。
系统论包含非常多的研究细分领域，如耗散结构理论、超循环理论[42]、协同理论[43]、突变理论[44]、混沌理论、分形理论等，其中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论是研究系统的非平衡性的四种重要的自组织理论。混沌理论是研究自然界运动形式的理论，是非线性动力学的研究结果。分形理论则是研究传统几何学视野之外的不规则、不整齐的几何形状的学科，是研究世界复杂性的一种重要数学工具。这些研究都是面对世界复杂性的重要科学。
系统论的这些细分领域源于自然科学，但又逐渐渗透入社会科学。如系统论中的协同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被逐渐运用于表示事物之间的联合、合作等关系。突变理论也常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被运用于社会结构、体制、改革等的变化发展状态。
（三）监督系统研究范畴的选择
世界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复杂性研究的系统论本身也是极其复杂而综合的，是博大精深的。然而，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系统论，我们对其的认识和探索需要从一个最合适的路径开始，既不能选择过于庞大、繁杂之路，也不宜选择过于狭窄、单一之路。就内容上，还是重新回归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的本质，在公司治理的框架范围内，从庞大、复杂的系统论中寻找可供解释并有效解决公司经营管理者监督及治理问题的方法。在如此众多的系统论细分理论中，系统的层次性、适应力、自组织三大特性是系统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重要属性，系统的静态结构和动态运行则是系统论存在和不断完善发展的最基本的状态，这是系统论中最基本的几大理论问题，也为我们认识和寻找解决公司监督机制问题的方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指导。
（四）监督系统研究的价值：一元向多元互补的转变
“从近代科学到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自然科学采用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研究方法，所以自然科学被称为‘精密科学’。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由于研究问题的复杂性，通常采用的是从定性到定性的思辨、描述方法，所以这些学问被称为‘描述科学’。”[45]随着社会变化的复杂化，现代科学面临的问题日趋复杂，公司经营管理者监督问题也在社会与环境的复杂变化中呈现多元化与多样化，事物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单一的关联关系，而是充满了各种沟通、反馈、交换和关联，任何一个要素的细微改变都有可能导致其他要素以及系统的改变，甚至影响系统外部的整体环境。正如“蝴蝶效应”[46]一样，世界是紧密相连的，事物发展都与其条件及环境密不可分，甚至形成极为敏感的依赖，即使细微的条件偏差或改变都将引起结果的巨大差异。现代科学研究不能再单纯地以“精密科学”抑或是“描述科学”对这个世界作简单、一维的二分法。系统论正是在这种世界的复杂性与关联性面前，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多元互补的认识图景。
现代公司作为最重要的市场主体，不仅承担起国家经济发展的重任，在贸易、金融、基础建设等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且还与国家政治有着紧密的关联，公司的发展受到国家的财政税收、资本制度、公司立法、监管政策等方面的密切影响。同时，具有国家公权力合法性的政府会通过公司这一市场主体来干预市场，如各国国有企业的设立、产业政策的制定、行业规制的实施、行政审批的进行等。这些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又是动态、持续、变化的，为公司制度及公司治理系统的研究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在公司治理环境下，经营管理者监督系统也是复杂、多元、多层次的，从监督系统的构成来看，既包含监督的目的，又包含监督系统的各要素，如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内容，此外，还包含监督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的载体，即监督系统的连接使监督各要素相互产生关联，或者与公司激励系统、责任系统等其他系统产生关联。这形成了一个研究公司经营管理者监督问题的立体的图景，也更加接近公司运作的实践。实践中，对公司经营管理者的监督问题十分多样，如前文所述，有盲目决策问题、职权滥用问题、任免与薪酬问题、贪腐问题、职务消费问题等，这些问题不单纯是经营管理者本身的行为抑或权力问题，而是与公司治理的多个因素相互影响，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态。这些对经营管理者监督系统的影响要素数量多，表现层次与表现形式各异。例如，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这两类不同的公司类型，经营管理者的角色、定位、职权范围大小不同，经营管理者行为表现不同，对其进行监督的方式也不同。再如，不同公司股权结构的差异导致股东控制权的不同，将导致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者的信任程度以及权力分配模式的不同，也将影响监督主体对公司经营管理者的监督力度、监督效果的不同。
我国公司立法沿袭了大陆法系国家对公司经营管理者监督的模式，基本是从机构监督的角度进行设置与立法供给，通过引进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会制度，并赋予其各自的监督职能，形成公司法中两大主要的监督机构——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形成监督机构对经营管理者这一执行机构的监督。这种监督模式实质上是单一维度的监督思维，即由监督机构指向监督对象的简单监督。然而，公司监督实践中的情景又是极其复杂的、多样的，系统论通过将监督放在公司环境乃至政治、经济环境的背景中，并考察监督系统与其他系统的竞争、协同关系，再至具体分解监督系统的构成，如监督的目标、要素、连接等内容，将经营管理者监督系统由平面的变为立体的，由单一的变为多元互补的图景，通过这种理论的探索以逐步接近公司监督的现实，也才可能避免拥有较完善的监督制度但被架空无法实际发挥作用的困境。因此，建立一个多维度、多元互补的分析、观察问题的方法和体系，既关注部分，又重视整体，既有自顶向下，又有自底向上的视角，把宏观与微观统一起来，才是系统论对经营管理者监督问题研究的最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