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四光与武汉大学选址珞珈山的若干早期研究与记述
1977年9月，也就是在李四光先生去世6年之后，陈群、张祥光、周国钧、段万倜、黄孝葵五人“接受了编写《李四光传》的任务”。他们“先后在李四光同志身边工作过若干年，对李四光同志的生活情操、思想意境、学术造诣、治学精神、工作作风和待人接物等等，比较熟悉”。然而，在4年多的编写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不少困难，比如说，“李四光同志生前没有写过日记，也极少写回忆性的文章，平日谈话也很少谈到自己过去的事。这就增加了我们对证某些传述性资料可靠程度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除了查阅大量的有关档案资料和书报杂志外，还就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发出了一批信件……我们还访问了李四光同志的女儿李林同志和女婿邹承鲁同志，他们给我们作过系统的介绍，提供给我们一些珍贵的照片。还有李四光同志生前的许多学生，如许杰、杨钟健、俞建章、赵金科、孙殿卿、叶连俊、吴磊伯等同志，他们也都根据自己亲身的感受，介绍了大量生动的事迹。这些都是传记不可或少的基础材料”[2]。1982年3月，陈群等人完成了《李四光传》的编写工作。1984年6月，该书正式出版。书中有关武汉大学的内容极为简略（且有少量史实错误），仅在该书第三章《在艰辛的科学道路上》中的“从西藏高原讲起”一节中提及，其中关于李四光与武汉大学在珞珈山建设新校舍的全部内容如下：
武汉大学，是李四光参加筹建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28年7月，以蔡元培为院长的大学院决定改建武昌中山大学为武汉大学，聘请刘树杞、李四光等八人为筹备委员。[3]8月，任命刘树杞为主任委员，代理校长职务；同时任命李四光、王世杰、张难先、石瑛等为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李四光为委员长。11月，建筑设备委员会决议，以武昌城外东湖附近的珞珈山一带为新校舍地址。1929年2月，王世杰担任武汉大学校长。10月，新校舍落成，蔡元培、李四光等参加了典礼。[4]王世杰在会上说：1920年从欧洲回国的路上，曾与李四光说到，要在有山有水的地方，办一个现代化的大学，现在这个理想实现了。[5]
也就是说，《李四光传》的几位作者，在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并访问了李四光先生的后人及学生之后，并未在最终的传记中写下李四光和叶雅各一起骑毛驴选址珞珈山这个故事，关于武汉大学新校舍的选址过程这一问题，仅仅是一笔带过。
1983年11月，在武汉大学70周年校庆期间，《长江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李四光与武汉大学》的文章，该文的前两段文字如下：
今年的十一月十五日，是武汉大学建校七十周年，在这闻名中外的高等学府华诞之日，许多老人都会想起李四光教授。地质学家的李四光如何会与武大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呢？
原来今天位于珞珈山的武汉大学，原址是在武昌东厂口，校园太小，需要另择地扩建。一九二八年七月，李四光担任了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同年七月，经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推荐，他又被任命为武大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那时，为选择好新校址，李四光经常亲赴珞珈山勘察地形和地质，还请人从上海包了一架专机到东湖一带低空盘旋察看。十一月，委员会终于选定了郭郑湖（现名东湖）之滨的狮子山、落驾山（即珞珈山）一带作为新校址。[6]
该文对李四光为武大选址过程的记述比《李四光传》要略多一点儿，而多出来的这点儿内容，甚至还专门提到了李四光请人包飞机在东湖上空盘旋察看这种颇有意思的历史细节。不过，即使是碰上学校的“华诞之日”，“许多老人都会想起李四光教授”，但似乎没有人像“想起”包飞机考察校址一事那样“想起”李四光和叶雅各一起骑毛驴选址珞珈山的故事。
1984年11月出版的《李四光学术研究文集（一）》一书，收录了武汉大学教师李进才、娄延常所写的《李四光与武汉大学》一文，该文在文末特别注明“根据孙祥钟、胡守仁教授及沈中清工程师等人回忆整理而成”。沈中清原为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绘图员，在20世纪30年代曾全面参与过珞珈山新校舍的建设，与身为该委员会委员长的李四光先生在建校工作中直接打交道的机会显然比较多。孙祥钟与胡守仁均为武汉大学1933年的毕业生（其中孙祥钟毕业后即留校担任助教），李四光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多次来校，期间他们均有机会与其接触。该文披露了李四光当年在武汉大学与沈中清、孙祥钟等人交流过程中的几处非常微小的细节，甚至具体到李四光向沈中清等技术人员解释松树的英文学名、对帮李四光在学术报告中放幻灯的生物系助教孙祥钟一再叮嘱不要把玻璃做的幻灯片打碎了，等等。但即使如此，孙祥钟、胡守仁、沈中清这几位早年的武大师生，也无一人对该文的两位作者“回忆”起李四光和叶雅各骑毛驴选址珞珈山这件看起来如此有趣而又十分重要的事件。该文对选址一事的记述也极为简单——“同年十一月，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并选定郭郑湖（现名东湖）之滨的狮子山、落驾山（现名珞珈山）一带为校址。李四光教授为确定新校址亲临珞珈山，选取石料标本，勘察地形和地质”。[7]与前述署名“驾山”的同题文章相比，该文的有关记述更为简略，但基本内容大同小异。虽不知“驾山”究竟是何人的化名，但从这两篇文章的全部内容来看，其主要信息来源应该是基本一致的。
1986年，为纪念李四光先生逝世15周年，华中师范大学的李四光研究专家景才瑞与副校长邓宗琦合写了一篇文章——《李四光与武汉大学开办》，文中对于李四光为武汉大学选址珞珈山的过程介绍如下：
为了选择好一个有山有水的新校址，李四光经常赴珞珈山与东湖之滨勘察地质与地貌基础，还请人从上海包了一架专机到东湖一带低空盘旋察看。同年11月，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现场观察，最后终于选定郭郑湖（现名东湖）之滨的狮子山、落驾山（现名珞珈山）一带为新校址。[8]
非常明显，该文关于武大新校舍选址的相关记述，完全是依据上述两篇《李四光与武汉大学》的有关内容写成的，而且，跟前面两篇文章一样，即使提到了李四光亲赴珞珈山考察以及包专机在东湖上空察看等历史细节，也未提及李四光和叶雅各一起骑毛驴前往珞珈山选校址一事。
综上所述，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教育界已经有少数人士注意到了李四光与武汉大学之间的历史渊源，并且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与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对诸多相关史料的发掘与利用还远远不够，此类研究普遍不够全面和深入，在史实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错误。具体就李四光主持武汉大学新校舍的选址工作这一历史事件而言，所有上述研究和记述，均着墨甚少，而且从未提及他曾与叶雅各一同“骑毛驴”这一细节。也就是说，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相关资料，在1993年的《漫话武大》一书中的《李四光与武大》一文首次提出李四光当年是和叶雅各一起骑着毛驴来到珞珈山为武汉大学选定新校址这一说法之前，全国学术、教育界还没有任何人曾经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提出过同样的说法，该文在此也没有注明出处。因此，不论是从史实来源来看，还是从学术积累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都是相当可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