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六一纪念亭
吴 骁
在武汉大学文理学部教四楼的正门前，立有一座由六根朱红圆柱与六角飞檐攒尖顶组成的古色古香的纪念亭，这便是学校当年为了纪念在1947年6月1日的珞珈山“六一惨案”中不幸遇难的三位同学而修建的“六一纪念亭”。
图1 1948年4月落成的武汉大学六一纪念亭
时光倒回到1947年5月，国共内战正在激烈地进行中，国统区内由中共地下党发动和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也风起云涌，不断高涨，当时的武汉大学学生也积极参加了这场席卷全国的运动。5月22日，一千多名武大学生上街游行，有部分学生甚至冲进了湖北省政府，在里面涂写了大量反对内战与腐败政治的标语口号。与此同时，武大学生还决定响应北大学生倡议的“六二反内战日”，在6月2日这一天举行罢课游行。对此，武汉地方当局如临大敌，决定用强硬手段予以镇压。
1947年6月1日凌晨，武汉警备司令部纠集军、警、宪、特千余人，全副武装包围了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并按照事先拟定的“黑名单”逮捕了20多名武大师生。从睡梦中被惊醒的广大学生，看到身边的同学被捆绑押走，于心不忍，便纷纷向军警求情，并展开了各种营救行动，继而与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随着冲突的不断加剧，突然有一个军官下令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开火！几轮枪响过后，黄鸣岗、王志德、陈如丰3位同学不幸中弹身亡，此外，还有3人重伤，16人轻伤。这便是震惊中外的武昌珞珈山六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时任校长周鲠生等学校负责人多次与政府当局进行了严正交涉，教授会、讲师助教会与学生自治会也先后发表了义正辞严的宣言，来自全国各地大中学校与社会团体的声援函电更是像雪片一样飞来。后来，就连蒋介石也先后两次给国立武汉大学教授会复电，对这一“殊出意外”的“不幸事件”表示慰勉。月底，武大师生为3位死难同学举行了沉痛的追悼大会，并在武汉三镇举行了一次出殡大游行。
6月4日，武汉大学六一惨案善后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了纪念死难同学的办法，决定在校区内建筑一座纪念亭，将3位同学的殉难经过刻写成碑文并烧制瓷像（或铜质浮雕），以作永久性纪念。6月18日，善后委员会再次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拟择于体育馆前或车站前空场上，筑一纪念亭，并在亭内立一纪念碑，应请美术及建筑专家妥为设计”。其后，时任文学院院长刘永济教授考虑到他刚刚从安徽大学召回母校中文系任教的昔日门生李健章古文功底甚好，便委托其为这座纪念亭写一篇碑记。
李健章先生在苦苦思索了一番之后，较快地完成了这篇碑记，其全文如下：
六一纪念亭碑记
民国三十六年六月一日昧旦，武汉军警千余人突入珞珈山，围扰本大学。黉舍之内，遽尔骚然。以出人意外，师生举仓卒不知所为，一任其排闼执讯而已。天既明，而枪声骤起；移时，始解去。计鞭箠劫束、挟以同走者二十余人；创而呻吟于室者，十有九人；肝脑涂地、饮弹毕命者，则黄生鸣岗、王生志德、陈生如丰三人也。事既震惊海内外，而枢府旋亦绳始祸者以法。其后，劫走者皆幸免归，伤者亦渐以起，而赍恨于地下者，则将忍此焉终古！非甚可痛念者耶？！于是众议作亭，以志斯难，鸠工庀材，数月而成，因命之曰“六一纪念亭”，取以事系日例也。夫士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此特为守常者言耳。孟子曰：“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然乎，否耶？亭有碑，不可无记，故书其事，备来者观焉。
民国卅六年冬十一月立
这篇碑记言简意赅，情感深沉，特别是在最后引经据典地评述道：“此特为守常者言耳”，“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寥寥几句含蓄而隐晦的言辞，实暗藏着愤怒声讨与奋起反抗之意。刘永济教授看过之后，连连称赞“写得好”，而中文系讲师周大璞更是悄悄地对李健章说：“你是要鼓动学生造反呀！”
除了《六一纪念亭碑记》，李健章还写了一篇《死难三生传》，在将三位死难同学的短暂生平及死亡惨状作了简要的介绍之后，还发出了一番痛心疾首的议论和感叹，其全文如下：
死难三生传
黄生鸣岗，湖北枝江县江口镇百新里人也。民国三十二年夏负书入川，就读国立第二中学，三十五年秋来武昌，考入本大学历史学系。生素羸弱而有大志，尝语人曰：吾当为长空之雷鞭也！事变时适以痁作而伏，闻枪声遽起，而弹贯腋下，顿仆地，痛极呼母而绝，得年二十有五。后二十日，其家人来迎其丧以归。
王生志德，本大学土木工程学系一年级学生也。少孤，家又窘于财，以刻苦自奋，得毕业于武进西郊中学。民国三十五年春入南京临时大学补习班，是年秋由教育部分送来校肄读。生为人刚直不阿，善数学及物理学，师友称之。难作，中弹死于阶下，年才十九，葬校侧张家山之北。生江苏武进人。
陈生如丰，台湾省台南县新营人也。方我兴军御倭，台湾与中土隔绝，故生既卒业台南第二中学，即赴日本就读冈山医学院，时民国三十三年春也。越明年，倭人败降，生返里，入台湾大学，改习政治学科。三十五年秋，应教育部试遣，来本大学政治学系第一年级肄业。生勤于攻读，善音乐，喜运动。当军警扰攘之际，生适取水于炉，弹洞其首，仆而不起，年二十有二。生之父母俱在故籍，道远无由归其旅榇，亦葬于张家山。
论曰：甚矣！造士之难也。兴学以养之，延师以诲之，别其行同能偶，而课之以正业，时然后考校之，以率其不及。诚以作育多士，为建国之本，而人才之成就，又不可一日二日卒备，故郑重其事如此也。今观三生之才，皆若可以有为者，自就学以来，盖亦十余年矣，至于一旦而或夭折之，则如是易易焉，此其故何哉？！
李健章先生在写完这两篇文章之后，还作了两首词，充分反映了他当时在写作碑记时悲愤、紧张而复杂的心情：
柳梢青 二首
为武大作六一纪念亭碑记，通宵失眠。
寂静凄凉，虚窗冷月，秋夜偏长。搁笔沉吟，几番涂抹，苦苦思量。承应代写文章，没料到，牵连四方。缜密修辞，机锋暗敛，谨护周防。
世事艰屯，腥风血雨，扰攘尘寰。学府潭潭，弘歌之地，也不平安。寻思惨案心寒，撰碑记，踌躇万般。悲愤胸怀，紧张情绪，倚枕难眠。
将近40年过后，李健章教授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将自己当年写作这篇碑记的前因后果大致讲述了一遍：
发生这次震惊海内外的学运惨案时，我在安大教书，不久即回武大。武大当局给我送来几万字有关此事材料，要我替学校写一篇碑文。条件是：为我绝对保密，政治责任全由学校负责，文字由我作主写，无任何限制。当时，一面是反动军警特务，一面是进步学生激烈运动，刀光剑影，非常紧张。我深知此事严重，既要应付当前困难局面，闯过此关，又要负长期历史责任，不能作违心之论。我在神韵、语调和选词、用典方面打些主意，让大家都看不清楚。在刻石前，果被学生张贴在通道上，展开辩论，但因我不出面，谁也说不清它的真实用意，结果还是照样刻了上去。解放后，许多特务拉到武大枪毙，也追究此碑，我出面说明，得到肯定……
1948年4月，由本校土木系教授缪恩钊设计的“六一纪念亭”落成。亭高约7米，上为木质六角攒尖顶，覆以琉璃碧瓦，下由六根水泥圆柱支撑，对称排列，朴素谨严。亭为六角，柱为六根，处处蕴含“六月”之意。正面横额上则刻有“六一纪念亭”五个庄重的大字。亭中立有一座花岗岩石碑，碑身高约1.46米（加上基座总共高1.9米左右），宽约0.58米。纪念碑正反两面分别刻有李健章撰写的《六一纪念亭碑记》与《死难三生传》，均由书法功力深厚的学校总务处庶务组职员瞿扶民书写，其中，正面的碑记为八分书（隶书的一种），背面的三生传为楷书。
“文化大革命”期间，六一纪念亭中的碑文被红卫兵磨毁。20世纪80年代初，学校对这座纪念亭进行了修葺，并重新刻制了纪念碑，随后，武汉市人民政府也将修复后的六一纪念亭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值得一提的是，学校此次复刻碑文，还根据李健章教授本人的要求，删去了原文中的“事既震惊海内外，而枢府旋亦绳始祸者以法”这句话。
20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在六一纪念亭后面修建了教四楼。这栋教学楼同样以绿色琉璃瓦盖顶，外墙上则覆满了密密麻麻的藤蔓。亭楼交相辉映，在建筑风格与整体布局上均显协调。环亭四周，冬青围护，绿草茵茵，共同营造出一种质朴、庄重、肃穆的氛围，不失为一处怀古思今、追念先烈，乃至对广大学生和游人进行历史教育的理想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