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虽美 国耻勿忘”
长期以来，对于武汉大学校园的樱花究竟有何历史内涵，它们到底更多的是国耻的标志，还是友谊的象征，一直都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在笔者看来，唯有完整、准确地把有关基本史实掌握清楚，才有可能据此得出既符合事实，又合乎情理的结论。
樱花树的生命周期很短，一般只有二三十年。不过，在武汉大学校园以及整个武汉地区，由于广大园林工作者的精心呵护，日本樱花树的寿命能达到50年左右，而且长势比其他三种樱花都要好。1957年，武汉大学对部分已经老朽的樱花树进行了更新，1985年又补栽了一部分，主要是采用枝条嫁接的方式，对其进行大规模的繁殖移栽。
图7 中共“一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在校园樱花道上漫步
1939年由侵华日军种下的那28株最早的樱花树，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陆陆续续地死亡殆尽，其中的最后一株大约是在1997年前后死去的。至此，我们在武汉大学“樱花大道”上所看到的日本樱花，已经不再是侵华日军当年所种下的那一批了，而多为原种的第二代、第三代。
图8 20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樱花大道
据武汉大学园林部门介绍，学校近几十年来所自行培育的日本樱花，基本上是以侵华日军最早种下的那28株樱花树为“母本”的，从“血缘关系”上讲，均为它们的“后代”。再考虑到在武汉大学校园沦陷于侵华日军之前，这个地方原本没有任何樱花，日本樱花这一外来植物品种本来就是由侵华日军以“国花”的名义引入珞珈山的，而今天让很多武大师生与游客如痴如醉的“樱花大道”之美景，不管它究竟有多么美丽，最早也是由侵略者“强加”给这个校园的，只是后来因为得到了历代武大师生的长期认可才得以一直延续至今。因此，日本侵略者给武汉大学的校园烙上的这一“国耻”印记，乃是武汉大学的樱花洗不脱的“原罪”，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至于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之后由日本友人赠送给武汉大学的几批不同种类的樱花，那当然应该被视为中日友谊的象征。但它们的数量相对较少，其长势与观赏性也不如1939年这批日本樱花的后代，再加上知名度也远逊于后者，因此很少为绝大多数武大师生和校外游客所关注，远远不能与占据主体的“国耻之花”相提并论。
当然，不论1939年落户珞珈山校园的日本樱花给当时的武大师生带来了多少屈辱的记忆，作为一种著名的观赏类植物，它本身的美丽却是谁都不能否认的。所幸数十年以来，大多数武大师生均能以客观、平和、积极的心态来看待它们。
如在1947年的阳春三月，早年曾留学日本的武汉大学生物系主任张珽教授，直接将自己的课堂搬到了刚刚开花的樱花树下，他向同学们介绍，这些樱花“本来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不过现在，日本人被打败了，这几株樱树反而成为了战利品，成为日本侵华的历史罪证”。
在这批听课的学生中，有一位名叫萧翊华，来自湖南农村，曾饱受日寇侵华之苦。看到这些樱花，一方面，他在感情上很难接受，而另一方面，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樱花又很有研究价值。于是，他怀着这种矛盾而复杂的心情，对珞珈山校园里的日本樱花开始了长达60年（1947—2007）的观测与研究（直到去世），后来还获得了“樱花教授”的美誉。而他对日本樱花花期的记录，甚至比日本本国还要早6年！
用萧翊华自己的话来说，他研究珞珈山日本樱花的初衷，正是为了“让樱花花期记录作为日军侵华的一项罪证，让后人记住日军在珞珈山留下的印记”，“向当年侵略我们的日本人证明中国人是不会忘记历史的”。
1985年5月，曾在武汉沦陷后留守护校的武大校友汤商皓重返母校，看到自己当年在珞珈山校园所亲眼见证的第一批樱花树，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敌酋所植之樱木，树本无辜，亦欣欣向荣，绿叶成荫，惟花已过时谢矣。上月东游Washington D.C.，见白宫前亦樱木成林，可知景物无分国界也。”
十几年前，曾有武大学子自发地在来校赏樱的游人中散发传单，大声疾呼“樱花虽美，国耻勿忘”，试图努力利用所谓的“樱花节”对广大同学和游客们进行国耻教育。在他们的直接推动下，武汉大学校方于2002年在樱园老斋舍前竖起了一个“武汉大学樱花简介”的指示牌。2007年，学校又在“樱花大道”的起点处安放了一块刻有“樱园”两个大字的景观石，并在其侧面铭刻的文字上明确指出：
武汉大学的樱花主要来自日本——日本军队攻陷武汉后，于1939年春从日本运来樱花苗木，栽种于此。武汉大学的樱花不仅以其景色秀美而蜚声国内，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历史的见证。而今樱花的品种，是历代武大师生引种、驯化，栽培的成果，烂漫樱花与早期建筑群相映成景，成为校园内最具特色的景观园区。
图9 武汉大学“樱园石”
图10 武汉大学“樱园石”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