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松庐——从“建筑设备委员会会所”、“招待室”到蒋介石寓所
前文所述曾经在珞珈山上为沈中清等人提供住所的广东商人刘燕石，早在民国初年，便已在这一带买下了不少山地。国立武汉大学选址珞珈山之后，他对武汉大学的新校舍建设非常支持，当他在珞珈山一带所持有的300多亩土地均被圈入武汉大学校址范围之后，他不仅比较迅速地与武汉大学校方一起办妥了这些土地的征购手续，还多次以“中人”的身份，积极帮助武汉大学办理与校址内其他一些地主之间的购地手续。[5]
刘燕石在珞珈山北坡的那座庄园中，原有一片面积约为15亩的松树林。武汉大学买下这块土地后，便在这片松林中盖了一栋两层的小洋楼，也正是因其隐藏在松涛的怀抱之中，故得“听松庐”之雅名。听松庐由缪恩钊、沈中清设计，胡道生合记营造厂承建，1930年4月开工，9月竣工，建筑面积360平方米，造价1.44万元，是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全面开工之后，学校在珞珈山上建成的第一栋建筑。[6]
听松庐体量虽小，但具体用途却不少。在1932年刊行的《国立武汉大学第一届毕业纪念册》的插图中将其称为“建筑委员会办公室”。[7]1933年度和1934年度的两本《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的插图则称之为“建筑设备委员会会所（一名听松庐）”。另一方面，从1932年起，学校连续五年刊印的校园地图上，均将听松庐标注为“招待室”。[8]此外，据皮公亮校友回忆，当时的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李四光“曾短期来武大工作，他一家人（妻子和女儿）三口就住在这里”，而“武大例行的校务委员会每次也是在这里召开”。[9]
图4 1930年建成的听松庐
图5 1930年建成的听松庐
作为学校的招待所，听松庐在20世纪30年代不知接待过多少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贵客。如在1932年底，著名学者胡适来到武汉大学访问期间，就曾在听松庐下榻数日。12月1日，他还在日记中写道：“独宿招待所；此屋孤立山上，颇感寂寞。就点烛写明日讲稿，到一点始睡。”[10]再如皮公亮校友回忆，“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成立行营，陈诚是当时的负责人，他经常来武大，每次来，校方都在这里接待”[11]。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武汉大学于1938年春西迁至四川乐山，而学校迁走后逐步腾出来的珞珈山校舍，也被国民政府大量借用，成为各种抗战活动的重要场所。其中，听松庐就曾数度成为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珞珈山的居所。1938年5月14日，陈诚在珞珈山给他的夫人谭祥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蒋介石刚刚与薛岳一同奔赴前线，宋美龄的侍从则将她的行李运往庐山，在信的结尾，陈诚又补上了两行小字：“此次回汉均住平阅路，今午来珞珈山招待所，因先生、夫人已不要此屋也。”[12]也就是说，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之前就是住在珞珈山招待所（即听松庐）的，在他们分别离开之后，“已不要此屋也”，陈诚才得以从武昌城内的平阅路搬到珞珈山上的听松庐居住。不过，一段时间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又重新住回了听松庐。当年10月上旬，蒋介石曾在他的日记里多次提到听松庐——“十月一日上午，往珞珈山听松庐憩息，下午，登山眺望，傍晚，散步东湖湖滨，晚宿听松庐……二日午，游养云山野餐毕，回听松庐……八日晚，往珞珈山听松庐宿，静坐观月”。[13]通过上述记载，我们固然无法得知蒋介石、宋美龄1938年在听松庐居住的具体起止时间，但至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当年的5月和10月，蒋宋夫妇确实曾经在听松庐居住过一段时间，这是确信无疑的。
1938年10月12日，因武汉形势危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立武汉大学前任校长王世杰在离汉赴渝的前一天，曾专门从汉口渡江前往由他一手建成的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住宿一晚。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晚宿珞珈山前山招待所，侄德芳及武大留驻学校之庶务余君同在招待所中度宿。晚间偕往湖畔山坡，观月出，幽寂之至。”[14]珞珈山上的听松庐，就这样陪伴着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度过了其一生中在武汉大学的最后一夜。
令人遗憾的是，在武汉沦陷期间，曾经迎来过众多风云人物的听松庐，不知何故，竟然被侵华日军拆毁。20世纪90年代初，武汉大学在听松庐旧址附近修建了一座名为“珞珈山庄”的学术交流中心和招待所，而当年曾显赫一时的听松庐，如今已找不到任何痕迹，只有其旧址附近的几棵一直存活至今的古老松树，依然是其风云往事的历史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