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29年国立武汉大学定址武昌珞珈山的来龙去脉
对于武汉大学当年选址武昌珞珈山的前因后果与具体过程，上文所述的各种记载均过于简略，现在，笔者就以目前所能掌握的各种相对比较详细的系列史料为据，力求更为全面、准确地揭示和还原出这一选址过程的历史全貌，再以此为重要根据来具体剖析李四光与叶雅各骑毛驴选址珞珈山一说的可信程度。
1928年6月，李四光被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指派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据后来担任校长的王世杰于1929年11月所言，“自从中央决定改武昌中山大学为武汉大学以后，各筹备委员都充满了一个新的好的大学的希望。在某一次开筹备会的时候，李四光先生〈把〉提出建设一个新校舍的主张”[9]。此外，当年同为筹备委员、后来曾出任校长的周鲠生在1947年10月也回忆道，李四光“在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首先提议以一百五十万元巨款于武昌郊外另建新校舍，改造环境”[10]。为此，李四光与周鲠生于1928年7月一同前往南京面见蔡元培，“言及武汉大学筹建新校舍”，并希望他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主席李宗仁转达此意，争取其经费赞助。7月13日，李四光为蔡元培代拟了一封致李宗仁的函件，信中如此介绍武汉大学筹建新校舍的计划：
国立武汉大学，预定为中部之学术中心，而原有校舍及设备，均不足以成一完备之学术机关，故今夏筹备之初，曾由筹备委员会建议，于洪山附近另建新校舍，并充实图书仪器等设备，预计建筑设备费约需百万元至百五十万元。此项建议呈报大学院，弟极端赞成，当即批准，并指定李四光、麦焕章诸君为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开始计划。[11]
7月15日，李四光出席了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第三次谈话会，此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在洪山下建筑校舍”。[12]7月23日，《申报》刊登了这样一则电讯（见图3）：“武汉大学筹委李四光，提出建设计划大纲，拟以洪山为校址，建筑费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元，已分呈大学院政分会采择。”[13]由此可见，李四光最初计划为武汉大学“另建新校舍”时，其初步选择的地点乃是“洪山附近”，而不是后来武汉大学校园实际所在的东湖之滨的珞珈山一带。
图3《申报》1928年7月23日刊载的电讯“武汉大学提出建设计划”
图4 1928年11月28日，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部分）
据王世杰1929年11月所言，“那时，适逢叶雅各先生——前金陵大学森林系主任，后受聘于湖北省政府计划改进农业事务者——于武昌东湖一带考察农林状况之后，对大家说武昌东湖一带是最适宜的大学校址，其天然风景不唯国内各校舍所无，即国外大学亦所罕有；于是李先生等亲去该地察看”[14]。在此之后，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于1928年11月28日在湖北省建设厅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四光、张难先、胡宗铎、叶雅各、石瑛、刘树杞6位委员，并由委员长李四光担任主席。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武汉大学新校舍的“建筑计划大纲”，正式确定建设地点为“卓刀泉东湖嘴一带”，还明确提出“由委员会函请省政府圈定卓刀泉东湖嘴”。[15]（见图4）从当时洪山、珞珈山一带的地形图（见图5）来看，“东湖嘴”位于珞珈山南麓约100米与卓刀泉北面约1500米处。因此，所谓的“卓刀泉东湖嘴一带”，很显然大体上是指这两地之间，亦即珞珈山以南、卓刀泉以北、东湖以西的一片平地。
在选定新校址之后，李四光“到上海找到一个有名的建筑工程师开尔斯君，同来武昌，请他到该地视察；时候在去年十一月间。他察看后，亦力称该地为极好的校址，因为在建筑上说，那一带都是些不甚高峻的山，山石可以利用，水的供给亦好，泉水湖水都可用”[16]。对于武汉大学当时邀请建筑师开尔斯来武昌实地考察的情形，当时的建筑设备委员会绘图员沈中清在数十年之后回忆道：
委员兼秘书叶雅各赴上海物色建筑师人选，经他们的留美同学介绍，认识了F.H.Kales（开尔斯）建筑师，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毕业，对于中国建筑艺术颇有研究。经与初步叙谈，情趣融洽。随后花五百元钱，包乘一架专机从上海直航武汉，飞越落驾山上空时低飞盘旋俯视校区全貌。次日登山实看，开尔斯对于落驾山的地理形势极为赞赏，并提了粗略想法：拟在落驾山北麓以狮子山为主要校舍建筑中心，各院系教学楼分别建筑在各小山上。落驾山南麓为住宅区，西边杨家湾为商业服务区。为了便于设计，开尔斯要求委员会提供……详细地形图……并要求将狮子山一带中心地区提前测量尽早出图。[17]
图5 20世纪20年代末武昌珞珈山附近地形图（部分）[18]
图6 美国建筑工程师开尔斯1929年绘制的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设计平面总图[19]
沈中清的上述回忆，与王世杰1929年11月的讲话在细节上略有出入——沈中清说的是“委员兼秘书叶雅各赴上海物色建筑师人选”，而不是李四光。不过，这段回忆透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开尔斯提出“拟在落驾山北麓以狮子山为主要校舍建筑中心……并在陆军测量局所绘制的地图上，沿着落驾山南的山脚，从东边郭郑湖滨至西边茶叶港划一道红线，圈定了新校区的范围”，这就相当于是将先前由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正式选定的新校舍建设地点，从珞珈山南麓地势平坦的“卓刀泉东湖嘴一带”，更改、转移到了以珞珈山西北面不远处的狮子山为中心的高低起伏的丘陵地带。事实上，从1929年开始，开尔斯为武汉大学绘制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新校舍设计平面总图”，其主要地理范围均是在珞珈山北麓（包括珞珈山山体在内），并没有涉及珞珈山南麓的“卓刀泉东湖嘴一带”，更不用说后来实际圈定的武汉大学新校址界线与陆续建成的新校舍均是在开尔斯规划设计的范围之内了，这在客观上对于沈中清的说法可谓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至此，我们便不难得出结论——开尔斯，而不是李四光，才是为武汉大学最终确定珞珈山新校址范围的关键人物！
当然，武汉大学新校址由珞珈山南麓的“卓刀泉东湖嘴一带”最终变更到珞珈山北麓的狮子山一带，也是经历了一段过程的。1929年1月5日，国立武汉大学在武昌东厂口旧校舍“补行开学典礼”，当时的教育部代表王世杰还在演讲中称：“可喜的是在武汉政分会和省政府的襄助指导之下，新的校址已在卓刀泉划好，并且快要动工了。”[20]直到当年5月22日，当王世杰来校就任校长之职时，仍在其对全校师生的训词中明确指出：“关于新校舍的建筑，本校预备在洪山附近卓刀泉湖滨开始工作，由李四光先生和一位美工程师正在积极设计进行中。”[21]而在此时，建筑设备委员会绘图员沈中清等人，已经在监造工程师缪恩钊的领导下，按照开尔斯的具体要求，正在绘制珞珈山—狮子山一带的地形图，并于当年6月提前完成了“狮子山一带中心地区的地形图”[22]。可见当时开尔斯更改学校选址的信息尚未及时传递给新任校长王世杰。7月，国立武汉大学致函湖北省政府，请求其为武汉大学正式圈定校址，其中明确指出：“敝校为谋发展起见，经选定武昌市区洪山附近东湖湖滨珞珈山一带地域建筑新校舍……敝校拟购土地，东以东湖滨为界，西以茶叶港为界，北以郭郑湖为界，南面自东湖滨起至茶叶港桥头止……东西约三里，南北约二里半，共计三千亩之谱。”[23]至此，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的具体选址与圈定工作才算形成了一个最终的方案。
图7 左边的小方框为20世纪30年代以前武汉大学在武昌旧城中的老校址（东厂口），中间的椭圆圈为1928年夏李四光最初建议的新校舍选址（洪山），右下方的椭圆圈为1928年秋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确定的新校舍选址（卓刀泉—东湖嘴），右上方的椭圆圈为1929年初经开尔斯建议调整后的武大新校舍最终选址（珞珈山—狮子山）（刘文祥制图）
综上所述，20世纪20年代末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址的选定，其实际过程大致上是这样的——首先是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李四光率先提出“于洪山附近另建新校舍”，随即学校筹备委员会便初步计划“在洪山下建筑校舍”，但又因建委会委员兼秘书叶雅各向大家推荐“武昌东湖一带是最适宜的大学校址”，于是，建委会的若干成员便在一同前往东湖之滨实地考察了一番之后，正式确定改在珞珈山南麓的“卓刀泉东湖嘴一带”建设新校舍。最后，由建委会聘请的美国建筑工程师开尔斯前来此处实地考察之后，又将新校址由珞珈山南麓改到了北麓，至此方才最终定址。简而言之，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洪山到卓刀泉东湖嘴，再到珞珈山—狮子山的这一两易其址、“三步走”的过程，在这三个步骤中，李四光、叶雅各、开尔斯三人分别发挥了主导作用，而“一锤定音”的那最后一步，则是由开尔斯而不是李四光或者叶雅各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