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武汉大学校徽、校训、校歌的产生经过
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将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改组为国立武汉大学，在建校初期千头万绪的繁忙工作中，学校也没有忽视校园文化建设。1930年3月27日，国立武汉大学第69次校务会议通过了“制定校徽校歌案”，议决“通告全校教职员、学生自由提出校徽、校歌式样，于四月二十日前送秘书处”，“一面由文学院院长[1]汇齐以上提出校徽、校歌式样，加以审核，于四月三十日提送校务会议决定”。[2]由于在规定的时间内未能征集到合适的方案，5月1日召开的第74次校务会议又通过了“校旗校徽校歌案”，议决“推闻一多、陈通伯[3]、袁昌英、时昭瀛诸先生会商拟制数种，并通告本校各教员、学生尽五月十日前自由提出方案，送交闻先生审定后一并提出本会议决定”。[4]但这一次的征集工作，最终仍然没有下文。
1931年2月20日，国立武汉大学第109次校务会议又通过了“征求校徽校歌案”，议决“向本校教职员、学生征求”，“截止期定于三月底以前，送交文学院院长[5]集齐，提出校务会议决定”。[6]此次的征集活动，没有确定校歌，但最终确定了校徽的式样。4月24日，第116次校务会议通过了“校徽校旗案”，议决“校徽上用‘武大’二字不着他字”，“校徽上文字体式及校徽形式颜色，请刘博平、王抚五、凌叔华、燕召亭、时昭瀛、陈通伯、朱东润、萧君绛各先生定形，于五月十日以前提交本会决定”。[7]
图1 1931年制定的国立武汉大学校徽
在抗战爆发之前，国立武汉大学迟迟未能确定校训与校歌。抗战爆发后，武汉大学于1938年西迁四川乐山。此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多次训令全国各级学校制定校训、校歌，并呈送备案。为此，1939年3月3日召开的国立武汉大学第351次校务会议，通过了“校训校歌迭奉部令饬拟呈报应如何办理案”，议决“推定徐天闵、刘博平、朱光潜三先生组织校歌撰拟委员会，由徐天闵先生召集”[8]。其中，徐天闵与刘博平（即刘赜）均为中文系教授，前者为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诗人，后者为著名小学（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专家，“章（太炎）黄（季刚）学派”的主要继承人，1956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朱光潜为外文系教授，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1956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
1939年4月21日，国立武汉大学第354次校务会议议决，以“明诚弘毅”四字为本校校训。[9]6月9日，第356次校务会议又通过了“审定本校校歌案”，议决“根据校歌撰拟委员会报告通过”。[10]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由徐天闵、刘赜、朱光潜三位先生组织的“校歌撰拟委员会”向校方“报告通过”的国立武汉大学校歌的原始版本。
图2 1939年确立的国立武汉大学校训
1970年10月，国立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编印的《珞珈》杂志刊登了1947年毕业于本校经济系的袁恒昌校友所抄录的“武大校歌”歌词手迹，他在歌词后附言称：“武大校歌，还没听人唱过，旋律如何，未曾领略。惟歌词典雅恢宏，至今尚能依稀记忆。事隔二十多年，不敢相信其正确无误，兹特抄录如后，请各学长们指正。”其抄录的歌词全文如下：
黄鹄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
再举兮，窥天地之寰方。
选珞珈胜地，学子与翱翔。
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朝斯夕斯，日就月将。
念茫茫宇合，悠悠文物；
任重道远，来日亦何长。
努力崇明德，随时爱景光。[11]
1971年1月刊行的《珞珈》杂志第29期，又刊登了一首“配有歌谱的武大校歌”，其歌词与该杂志“前次影印袁恒昌校友所抄歌词略有出入”，系由1948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经济系的何淑英校友由美国寄来。据她所说，该歌谱系于1957年“在台湾抄来，出处已无可考”。不过，《珞珈》杂志当时刊出的这首歌谱，在排列顺序上明显有误，其歌词的正确排序当如下文所示：
黄鹄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
再举兮，知天地之圆方。
试选珞珈胜处，安置百亩宫室，
英隽与翱翔。
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鸡鸣风雨，日就月将。
念茫茫宙合，悠悠文物；
任重道远，来日亦何长。
努力崇明德，及时爱景光。[12]
由于袁恒昌校友所抄录的校歌歌词只是根据自己的“依稀记忆”写出，他本人也诚恳地表示，“事隔二十多年，不敢相信其正确无误”，而何淑英校友所提供的歌词尽管出处不详，但因配有曲谱，个别细节方面也更为准确和完整，似乎更有可能是最终的版本。
图3 1939年作成的国立武汉大学校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