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论“抗战与教育”——“专门人材之养成，也是抗战中之不可缺乏的工作”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众多高等学校和文化机关饱受战火的摧残，损失极其惨重。在无比严峻的形势下，对于大学教育在战时的出路究竟何在，战争期间应采取怎样的教育方针等问题，全国的文化教育界展开了一场广泛的争论。一部分人士认为，大敌当前，全国上下，理应“全民皆兵”，青年学生应当直接开赴前线，杀敌建功，或是从事战地服务；而与之相应，学校教育也应当直接服务于抗战需要，调整学科与课程设置，开设军事课程，一切以抗战为中心，实施“抗战教育”，等等。当时，由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高中以上学校学生战时后方服务组织与训练办法大纲》，第一、第四、第五条就分别规定：“全国高中以上学校在战时除应继续实施正常教育外，应加紧实施业经教育部规定之特种教育，预备从事后方服务，以协助军事推进，发挥国防教育之实效”；“在战时各学校每周得酌减普通学科教学时数四小时至六小时，即以其时间施行特殊科目之教学训练”；“训练特殊技能之高级职业学校及专科以上学校除照前条规定施行特殊教学外，并须就其专门部分与战事有关联者加紧训练，其时间即再减少普通或次要学科之时间抵充”。[6]
在武汉大学，成立于1935年“一二·九”运动风潮之中的“国立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于1937年10月4日正式更名为“国立武汉大学学生抗敌后援会”；另有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则领导成立了一个“抗战问题研究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层“外围组织”。这些热血沸腾的青年学子，不仅时常以话剧、歌咏、墙报、读书报告会、形势座谈会等多种形式，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而且还与部分教师一道，强烈要求校方调整和改革教学内容与方法，实施“国难教育”。如学生抗敌后援会就曾于1937年11月3日上书王星拱校长，指出：“佥以全面抗战，既经发动，急需技术人员，以协助军事之推进，应请学校依照部颁大纲，实施特殊教学与训练，用副国家期待大学诸生之至意。”尽管他们对王校长过去教导广大学生的某些“含义至深”的高论如“学问之道，研究愈深，分门愈广，其间关系亦愈密，而有赖于各种基本知识者亦愈显”等表示“钦服无已”，但同时也指出，“惟是非常时期，异乎正常时期者，在能斟酌缓急，本校各科课程，虽关联交错，但决非缺一便不可以他求，如不修化学史，不致不能学习国防化学工艺，不修甲骨文，不致不能学习战时文字宣传”，而鉴于“国事危殆，缓不济急”，故特恳请王星拱校长能“俯顺众情，施行特殊科目之教学，加紧专门部分与战事有关之训练，减少普通或次要学科之时间，使生等得养成非常时期之技术，以供国家驱使之处”。[7]
对于这样的思想和主张，王星拱虽能表示充分的理解，但也是持相当的保留意见的。1937年11月8日，他在学校的“总理纪念周”上，专门发表了题为《抗战与教育》的演讲，就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入的探讨和剖析，而这亦可视为对那些要求立即实施“国难教育”或“抗战教育”的部分学生的一个公开和正式的回应。
首先，根据王星拱的归纳总结，社会上一般人士主张在抗日战争时期教育应当“抗战化”，其主要依据，一是在于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教育须适应环境），一是在于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学说（教育为预备生活之历程）——“教育既要适应环境，现在我们是在抗战的环境之中，所以我们要实行抗战的教育。教育既是预备生活之历程，现在我们的生活，是抗战的生活，所以我们的教育要抗战化。”针对前一种观点，王星拱深刻地指出：“我们须知道——并须深切底知道：我们为什么受敌人的压迫，为什么在抗战工作上还要感受许多的困难，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没有经过近代化，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国内的环境，是一个落后的环境。政治的设施，社会的组织，科学的贯输，工业的发展，无一样不落后。我们仅仅在落后的环境中，去求适应，是不够的。我们须得创造环境，改善环境，才可以把国家的力量充实起来。”尽管王星拱也非常认同进化学说，但对于教育应当如何去适应环境这个问题，又有着比一般人更加深刻的认识——“我们要适应世界上进步的大环境，不要适应国内落后的小环境。我们要适应人家已经走到20世纪的环境，不要适应我们还留在十七十八世纪的环境。”
针对后一种观点，王星拱分析指出：“所谓预备生活之历程，也是就近代化之生活而言，因为近代机械繁兴，事业复杂，我们要有灵敏的脑力和活动的手力去应付或控制，所以他们主张要先在学校里把这些近代知识练习出来，以后可以在工厂公司商店农场以及各种事业机关里做一个能手……总之预备生活者，是预备近代化的生活，不是中古时代优游简陋的生活，更不是我们社会中常有的腐败龌龊的生活。”就抗战本身而言，因为物质落后，我们已经吃了不少亏，“我们前一代的祖先，没有准备得好，使我们感受困难，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知识和力量做到这一层，我们不能怪他们。我们这一代的人，如果仍然不往近代化的途径上去努力，使我们的后人还是和我们感受同样的困难，那就是我们所造作的不可饶恕的罪过……纵然我们所有在座的人，都在这一次战争中打死了，还有千万亿兆的同胞将来要撑持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要使他们懂得建国御侮的真实途径，就是我们未死以前的责任……在任何困难状况之下，我们要近代化我们的国家，在任何困难状况之下，我们要获得专门学识，因为所有近代化的事业，都是需要专门学识才能创设起来的：这是我们无可旁贷的责任”。
王星拱还指出，“在长期抗战之中，教育不可中断，这是社会所诚挚希望，政府所明白揭示的”，但他同时又强调，“所谓不可中断者，乃一班的教育，不是抗战的教育。抗战的教育，既无历史可言，自无所谓中断”。针对某些人认为一般教育的内容与抗战无关的说法，王星拱斥之为“武断肤浅”，并进而分析道：“我们人类向上的志趋，人民的民族观念，以及各种致力国家的技能，和公民人格及个人人格之修养，都是贯注在一班教育课程之中。即以抗战之直接关系而论，高射炮之描准，要用高等数学……古代史中之事迹，可以启迪民族意识。”至于应该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王星拱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在一班课程之中，贯注抗战精神，是应当的，把一班的课程都变为抗战课程，是不可能的。”
其次，一般人士主张实行“抗战教育”的另一个理由，便是“抗战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所系，我们要实行全民抗战，我们要全国总动员，所以我们要用教育的力量，教导全国的国民，去担任抗战的工作”。对于这一点，王星拱并不否认其重要性。但他在肯定抗战宣传工作的重要性的同时，也不忘提醒广大青年学子，不要忽略了社会事业中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则——“分工”。他指出：“任何社会组织，都是一个有机体。其中各部分有各部分的机能，各部分有各部分的工作，更重要的一层是各部分行各部分的责任，我们不能拿这一部分去做那一部分的事情，更不能拿所有各部分都去做某一部分的事情……我们要维护我们国家之生存，必定要近代化我们的国家，要近代化我们的国家必须要有专门学识，这些专门学识，除了大学以外，是无处可以获得的。大学教育，不是替国家装门面，也不是为诸位同学谋地位，是为维护和延续民族生存之急切的需要之供给。现在我们所亟待举行的简单广大的宣传，固然是重要；但是它是一班普通的工作，大学学生能做固然很好，但是别人也可以做得上来。然而专门学识之探求，除了大学学生，是无人可以担任的。我们须得认识清楚，这是我们的无可旁贷的责任。我们若是脱离了特有的责任，去担负共同的责任；抛弃了专门的工作，去进行普通的工作，那究竟是所得者少，所失者多。而且在这里所得者，从他处也可以得来，在这里所失者，是不能从任何其他部分补偿得起的。”
结合到武汉大学的“特殊情形”，王星拱又指出，自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全国的多数大学，因为大多处于东部沿海地带的“战区”之内，备受日寇的直接或间接摧残，虽然很多大学均已内迁，继续在内地开学上课，但因为客观上的种种不便，“都不能履行经常教学的轨范”，而“武汉大学在比较安全的地方，图书仪器，都可以照常使用，我们更应当利用这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多求一些专门学识，以备国家之征用。这是我们的特别机会，同时也就是我们的特别责任”。
针对每一个人所具有的截然不同的“性情”和“造诣”，王星拱提出，每一位青年学生对于抗战的具体态度，都应该因人而异，区别对待。如果有人能在国难如此深重的情形下，还能像德国的大文学家歌德和法国的大科学家巴斯德那样“读死书”、“死读书”，“未曾不是大有利益于国家”。但在事实上，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做到这样，就学校方面而言，“我们在抗战的时期，我们的一班教育，自然是披带着抗战的色彩，贯注着抗战的精神。此外我们又有军事训练，教导军事知识；最近还设有各种训练班，直接担任抗战及后援的工作。学校的规定课程，并可以由各院系酌予减少，以便实现各人都能担任一部分与抗战直接有关的职务。但是我们不能变更原定的课程也不能减少超过一定的程度，因为我们所应当尽的特殊的无可旁贷的责任，是不可抛弃的”；而对于那些实在无法做到安心读书、一心想要直接参与抗战的学生，王星拱也为他们指出了一条明确的出路——“有军官学校可以保送，有航空机械防空各班，也正在招生——都给予我们以直接贡献的机会”，同时，也尽可能人性化地通过准许休学并保留学籍的方式，在学校里为他们留下了“后路”。但总的原则，仍然是“我们不能把整个学校停顿下来，去做学校以外所能做到的抗战工作”。
最后，王星拱总结道，尽管教育也和其他各项社会事业一样，在抗战时期将要经受一番相当大的变迁，然而，由于教育有其本身的任务，是不容随意进行变更的，“尤其是大学教育，其任务为专门人材之养成，专门人材之养成，也是抗战中之不可缺乏的工作。各位不要忘记了本身所应尽的责任”。[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