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中的王星拱校长[1]
吴 骁
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对于新兴的国立武汉大学来说，可谓是一段励精图治、快速发展和迅猛崛起的黄金年代；然而，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又是强邻日本不断入侵和蚕食我国国土，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危机和灾难的时期。在日本军国主义步步紧逼，逐渐将两国之间的局部冲突扩大、升级为全面战争的这段时间里，武汉大学虽因深处内陆腹地，与日寇直接制造事端的东北、华北与上海等地相距甚远，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和冲击。一方面，局部抗日战争的爆发、延续与扩大，直接导致了整个国家中央财政经费的持续紧张，作为一所主要仰仗中央政府财政拨款的国立大学，武汉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也一度饱受经费紧缩与短缺之苦。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良知的高素质人才的聚集地，武汉大学的全体师生不可能不对这场空前的国难有所反应，事实上，不论是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还是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几乎每一次波及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都少不了武大人的身影。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读书、治学、办教育与参加爱国救亡运动之间的关系，便成为每一位武大师生所必须面临的重大问题。而作为国立武汉大学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王星拱对教育与抗战之间关系的看法、态度与具体的处置方式，也与这所学校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
作为早年曾参与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位先驱者，当时又身为华中地区唯一一所国立大学的主要负责人，王星拱对日寇的侵略既深感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同时又始终保持着冷静、清醒与理性的头脑。一方面，他极力呼吁中国的政府和军队应当奋起抵抗日寇的军事侵略，对于武大学生发起或参与的一次又一次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抱以深深的同情，乃至给予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他又始终竭力维系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对学生爱国运动的方向与方式进行积极合理的引导，对其“过激”、“越轨”之行动则进行一些必要的限制和干预，并且还多次苦口婆心地奉劝广大学子，在国难期间更应努力学习，“以学术救国”，通过“创进物质，奋发精神”的方式和手段，逐渐消除国家落后的根源，如此方能为向日寇“复仇”与更好地“立国”奠定牢固的根基。
1935年12月中旬，当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武汉大学各院系的爱国学生迅速行动起来，准备召开全校学生大会，一致行动，同时还积极联系武汉其他各大中学校学生。为了争取广大教授和学校当局的同情与支持，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大三学生李厚生（后改名为李锐）以“工学院民二七级全体学生”的名义，草拟了一份“致全校教授先生书”，信中谈到了当时北平、上海各大学校长、教授等对时局的表态和同情学生的言论，并且痛陈：“敌人侵占东北之后，而热河，而察哈尔，而平津，而整个华北。谁能担保不再而武汉……而全中国？这是最惨痛的凌迟。”信中还庄严宣告：“现在唯有大学中的人们才是唤醒全国民众的泉源。‘五四’的力量永远光荣地留在历史上。”据李锐后来回忆：“武大校长王星拱还算是一个尊重蔡元培办学精神的人（校长办公室挂着蔡的大幅照片）。教授和讲师中不乏爱国之士，也有进步的助教……这封信当时是起了作用的，使许多教授包括王星拱同情学生的行动。”[2]
图1 武汉大学校友李锐1993年纪念王星拱校长的题词
12月12日，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会议在华中大学召开，议决成立武汉学联。17日，武汉地区53所大中学校的120多名代表正式成立“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20日，根据武汉学联的决议，武汉三镇学生同时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22日，以武大学生为首的武昌地区的2000多名学生，又冲破了省政府的封锁，渡江到达汉口，三镇学生得以汇集成一股更为巨大的联合游行示威的洪流。面对着这场声势浩大的学生爱国运动，王星拱总是以自己在“五四”时的心境对学生表示理解，从无任何责难之处，相反，还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支持。据当时曾参与和领导学生游行示威的武大学生李汝俊（后改名为理如军）回忆，当他们在武昌街头活动了几个小时之后，正在考虑肚子饿了怎么办的时候，学校当局竟专门派车送来了大批糕点之类的食品。[3]王星拱等学校负责人对青年学生的关心与爱护，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次游行示威活动后不久，王星拱校长专门托人带话，约请李汝俊等三位学生运动领袖某天晚上到自己家中谈话。身为一校之长，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敏感时刻，选择间接、低调而不是直接、张扬的方式与学生领袖进行联系和接触，选择晚上在自己家中谈话，而不是大白天在办公室谈，既达到了与参加爱国运动的学生及时、有效地进行沟通、调和的目的，又不至于在广大学生中引起较大的震动和影响，足见其在处理学生运动问题时分寸把握之妥当与手段之高明。据李汝俊回忆，他与另外两位同学在某天晚上来到王星拱校长家里，王校长非常客气地接见了他们，尽管态度比较严肃，但谈话本身是很随和的。他谈话的大意是：内忧外患，爱国青年学生，关心国家大事，这是很自然的，好理解的，不过，青年人闹运动，还得冷静考虑分寸和方式，不注意，不仅要荒废学业，还可能闹出吃亏的事来，如果因为运动而耽误了功课，就太可惜了，爱国救国还离不开培养大批办实业的科技人才啊！尽管王校长在一时之间并不可能立即说服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这三位同学在回去的路上也议论纷纷，认为他这个实业救国的想法未免太简单了！但他们也一致认为，像王星拱这样的一批蔡元培时代的北大老教授，确实是爱国的、民主的，认真地办教育，为国家培养真才实学的人才的。时隔多年，李汝俊回忆起这次谈话，仍是记忆犹新，认为王星拱这位爱国、民主、热心教育事业的学者、教授和教育家，实在是一位殷切地希望青年成就为爱国爱民而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的忠厚长者，为人处事极有魅力，令人怀念和钦佩。[4]
在武大学生已参与了几次规模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的背景下，1935年12月23日，王星拱校长在“总理纪念周”上作校务报告之前，还特地就“救国运动和时局”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对于武大学生参与游行示威，王星拱首先进行了高度的肯定，认为此举“是表现爱国之热忱，凡是中国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无有不极端赞同的”。然而，从学校当局的立场出发，他又指出：“这种举动不可以常有，常有是无用的。而且易于发生其他枝节。希望各位同学依照原定的不荒废学业的主张，努力于以学术救国的工作。”对于当时的时局和应对措施，王星拱明确地指出：“敌人的侵略，从关外到了关内，又从关内到了黄河流域，其严重自不待言，推演下去，其危险更不忍言。我们所能走的两条路，不外乎牺牲和忍耐。”在他看来，“牺牲”与“忍耐”这两者之间，并无本质的冲突，所谓“忍耐”，并不是消极被动地继续挨打，“忍耐”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积极有效地作好抗战御侮的准备工作。他深刻地指出：
谈到牺牲，若是全国人民有同一的决心，并不是绝对无办法。俗话说：一人拼命，十人难当。古语说：蜂虿有毒，而况国乎。我们的军械，固然是不充实，但是，倘若我们四万万人都能够拼命去抵抗，用所谓游击战争的方法，也可以拖掉敌人一层皮，若是能够支持二三年下去，甚至于可以制敌人的死命。不过，我们须知道：这个牺牲是狠大的，尤其是几个大城市，必定要首先经受摧残的痛苦，若是有这就要看我们有没有承受痛苦的决心。其次谈到忍耐；忍耐似乎不好听，但是忍耐而能准备，也是一个办法。所谓准备，是包含我们所应当做的一切建国工作而言。最怕的是睡着不做，其次是只嚷不做，又其次是无系统的乱做。我们应当有一定的计划，同力合作的做，在一定的时间，要有一定的结果。现在多数人士，只注重应付目前的困难，而把永久的建国工作，看做迂远而不切于事情。这是不对的。目前固然要应付，永久也不可以忽略；因为个人的生命有限，民族的生命无穷。我们的祖宗，没有做这些工作，所以我们现在受这样的痛苦。我们若是再不做这些工作，我们的子孙将来所受的痛苦，比我们现在所受的还要大。我们大学学生现在所学的各种专门知识，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和这些建国工作有关。计划实施，是政府的责任，具体的做，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有方法把这些专门知识实现出来，充实国家的力量。这个力量，在无事时期，可以赡养足生，在有事的时期，可以抵御外侮。能够这样的做下去，忍耐也是有意义的。[5]
在这场席卷全国的爱国运动中，武汉大学的全体教职员也行动了起来，于12月24日召开全体大会，决定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成立的“东省事件委员会”予以充实，并改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救国会”，并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与行政院长蒋中正，竭力为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进行辩解，指出“青年学生，激于义愤，游行请愿，风起全国。咎由外交失策，不在学子之多事，政府诚宜因势利导，严令各地军警当局，不得摧残爱国运动，自伤元气”，同时要求政府对日采取强硬外交，抵抗到底，“否则中央政策必不见谅于国民，岂惟青年铤而走险，恐国事更不堪问矣”。[6]
此时此刻，武汉大学全体教授在对广大同学的爱国行为表示“热烈赞同”的同时，也冷静而善意地“劝告”他们：“救国的事情决不是这样简单，救国的大业也决不是单靠标语口号所能办到。我们要想对于国事有所作为，非具有充分的实力不可。实力愈厚我们对于社会的贡献也就愈大。诸位同学是国立大学的学生，国家社会对于诸位所怀抱的希望当然也比较一般青年来得更大，因此诸位同学所负的责任也就更重，可见诸君的行动关系至巨，不可不特别审慎。现在国事糜烂，已经到此地步，诸位正应努力身心各方面的修养，以备日后来肩荷普通人民所不能负的重任。诸位在此求学的目的，当然在于增进救国的能力。诸位务应认清自己的地位与目标。”至于学校，作为一个培养人才的机关和团体，就不能不讲纪律，“诸位要求自由，我们也赞同诸位有真正的自由：可是真正的自由，务须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和不扰乱国体的秩序为准则。我们相信本校对于言论集会等等只要在正当的范围以内，向不干涉……我们深望全体同学能保持旧有的良好学风，用火的热忱与铁的纪律，奋发精进，以肩荷救亡图存的大业”。最后，他们还给广大同学四项“奉劝”：
（一）奉劝运用理智来救国，不要为一时情感所冲动；
（二）奉劝精诚团结，一致对外；
（三）奉劝遵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良箴，保持高尚的人格；
（四）奉劝爱护学校即为爱护国家，勿为亲者所痛勿为仇者所快。[7]
12月26日，国立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召开第11次临时会议，首先由王星拱校长以主席身份报告了此次学生“骚动”的经过，随后又通过了“关于学生张贴文告及集会事应如何规定案”，定出了以下三条办法：
一、学生准许张贴消息文告，但无论以私人或团体名义张贴，均须署名或盖印负责，并不得涉及攻击他人及妨害大局；
二、学生准许集会及为其他爱国表示，但须不妨害课业及学校秩序；
三、所有现已张贴之消息文告不合上列条件者，应于本晚一律撤除。[8]
12月30日，第267次校务会议又通过了“规定本学期考试日期及补考办法案”，进一步明确规定：“凡因爱国运动不克应本期考试之学生，准予下学期开始时补考，其补考成绩分数免予折扣。”[9]由此可见，以王星拱校长为首的学校当局，在一定的程度之内，对武大学生的爱国运动保持了较大的宽容，同时又试图对其进行积极合理的引导，希望能通过理性劝诫与政策保障相结合的方式，来培养青年学生遵守秩序、尊重他人、敢于负责的精神，并且让他们逐渐学会和努力做到读书与救国两不误，从而尽可能地将维护学校秩序与保障学生利益较好地兼顾起来。
然而，正处于热血沸腾、群情激愤状态中的青年学生，是很难心平气和地立即听取师长们苦口婆心的劝说的。在连续几天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结束之后，“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正式成立。救国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决定罢课。尽管有少数学生反对并发生过争论，但最终仍然是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这项决议。12月30日，武大学生正式宣布罢课，并在文、法、理、工学院门口布置岗哨，强行制止少数同学及教授入内，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极大震动。王星拱校长眼见局势已无法控制，再加上他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与教务长皮宗石等人又不尽一致，于是提出辞职，并离开了珞珈山，前往汉口德明饭店居住。[10]
王星拱辞职后，武汉大学前任校长王世杰主持下的教育部迅速予以慰留。12月31日，教育部致电王星拱，称其“素著贤劳，比来处理校事，尤极持重，时会艰危，义难言辞，务望继续积极负责，以利校务”[11]。1936年1月6日，教育部又发来一则电报，称“该校长因学生不服劝导，擅自罢课，引责辞职，业经本部慰留。嗣接该校全体教职员及学生电请挽留，具见护校精神一致，对于学生，业经本部长以个人资格切实劝告，并责令立即中止罢课，想该生等应有觉悟，不因爱国行动而毁校。现在国难方殷，该校长应继续任劳任怨之精神，打销辞意，积极负责，如仍有学生不服劝导，有越轨行动，应严予制止，以维校纪，并将处理情形随时报部为荷”[12]。与此同时，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为了争取王星拱校长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也特地组织了一部分同学去汉口对其表示慰问和挽留。1月7日，武汉大学部分教职员及学生过江赴汉口请王星拱校长回校总理事务，至此，王星拱才打消辞意，于当日下午五时偕各代表一道返回学校，并于8日正式复职，召开校务会议，重新开始主持校务。学校的局势，也逐渐恢复了常态。
一二·九运动过后，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仍然长期在学校内积极活动，引起了湖北地方军政当局的高度警惕。当时，湖北省政府曾指名要逮捕学生救国会的大多数委员，只是由于王星拱校长的强烈抵制，方才作罢。与此同时，出于保护这批学生起见，王星拱还特意找来李厚生（李锐）、魏泽同等7位负责人谈话，说得到省公安局的通知，提醒他们要小心，不要乱来，如果他们的活动过于“越轨”，他也保护不了他们，无法负责他们的安全。据李锐回忆，“王虽然态度严厉，但措词较委婉。对于这种善意警告，我们当然一笑置之”[13]。而所谓的严厉的态度与委婉的措词，也正是王星拱校长向青年学子们表达负责之心与关爱之情时的一贯表现。
据武汉大学校友刘西尧晚年回忆，在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之后，负责武汉秘密学联工作的李锐和杨纯因“身份已暴露”，“在学校呆不住了”，“幸王星拱保护才未被捕”，他本人在1994年回武汉定居后，“才知道王星拱曾找他们谈过话，以前我只知道国民党军警要进校捕人，他们躲避开了，校方以高等学府不让军警进来为由，挡住了国民党军警的搜捕”。[14]
【注释】
[1]本文节选自吴骁、程斯辉：《功盖珞嘉“一代完人”——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略有修改。
[2]以上内容参见李锐：《“一二·九”运动前后在武汉》，《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1页。
[3]参见理如军：《一点回忆》，武汉大学成都校友会主办：《王星拱校长纪念专刊》，1996年，第18页。
[4]参见理如军：《一点回忆》，武汉大学成都校友会主办：《王星拱校长纪念专刊》，1996年，第18页。
[5]以上内容参见《上周纪念周校长报告》，《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254期（1935年12月30日）。
[6]以上内容参见《武汉大学教职员救国会成立》，《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254期（1935年12月30日）。
[7]以上内容参见《全体教授劝告同学》，《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254期（1935年12月30日）。
[8]以上内容参见《国立武汉大学校务会议纪录》（第六册），第61～62页，武汉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武汉大学档案，全宗号6，年代号1937，分类号L7，案卷号83。
[9]参见《国立武汉大学校务会议纪录》（第六册），第64页。
[10]以上内容参见李锐：《“一二九”运动前后在武汉》，《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第385页。
[11]《教育部鱼电》，《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256期（1936年1月27日）。
[12]《教育部鱼电》，《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256期（1936年1月27日）。
[13]李锐：《“一二九”运动前后在武汉》，《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第397页。
[14]以上内容参见刘西尧：《攀峰与穿雾：刘西尧回忆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