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立武汉大学校歌的文化解读
诚如袁恒昌校友所言，国立武汉大学校歌歌词最显著的一个特点，便是“典雅恢宏”，它通过大量引用中国古代各种典籍中的名句，并辅以少量原创词句，将其有机地融合为一个整体，借此来表现本校的文化特质与精神风貌，堪称古为今用、“六经注我”的一大典范。
纵观全国各大高校，大凡优秀的大学校歌，其歌词往往都载负着厚重的历史感，这种厚重的历史感首先是通过典故的运用，对学校所在地区的文化传统进行比较充分的揭示而形成的。在这个方面，国立武汉大学校歌正是一个成功的典范。校歌的开篇即是“黄鹄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再举兮，窥（知）天地之寰（圆）方”。此句出自《楚辞·惜誓》，其原文为：“黄鹄之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圜方。”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道：“言黄鹄养其羽翼，一飞则见山川之屈曲，再举则知天地之圜方。居身益高，所睹愈远也。以言贤者亦宜高望远虑，以知君之贤愚也。黄，一作鸿。一，或作壹。睹，一作睹，一作知。”以楚辞开篇，带有浓郁的荆楚地域文化色彩；而以“黄鹄”打头，则会使人自然而然地想起“白云黄鹤之地”——湖北武汉，并继而顺理成章地联想起这座以所在城市命名的著名学府——武汉大学。虽然用语较为含蓄，但也足以令人一闻即知——此乃武汉大学校歌也！这种比兴手法的妙用，委实要比武汉大学现行校歌歌词开篇就平铺直叙地交代什么“东湖之滨，珞珈山上”高明百倍。
接下来的“（试）选珞珈胜地（处），（安置百亩宫室，）学子（英隽）与翱翔”一句，描述了第一代武大人选址风景优美的武昌珞珈山，在此兴建气势恢弘的宫殿式校舍之丰功伟绩，又顺势交代了学校的地理位置与校园环境，同时也是在提醒广大在美丽的珞珈山校园自由“翱翔”的“英隽”们，切勿辜负学校为大家创造和提供的大好环境，努力成长成才。
“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出自《礼记·学记》，“朝斯夕斯”出自《三字经》（原文为“朝于斯，夕于斯”），“日就月将”语出《诗经·周颂·敬之》，均蕴含刻苦学习、学贵有恒之深意。而另一版本中的“鸡鸣风雨”则语出《诗经·郑风·风雨》，原文为：“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常被人引申解读为君子在黑暗的环境中仍不改自己的气节，用于此处，也表现了全体武大人对于改良社会现实的坚定决心。
“念茫茫宇（宙）合，悠悠文物”，则是在感叹宇宙万物之浩大，人类文明之悠久，随后又继之以“任重道远”，以此暗合“弘毅”之校训，并以“来日亦何长”作结，再次强调了武大学子在追求真知、改造社会的道路上所肩负的巨大责任。
末联中的“努力崇明德”出自西汉李陵与苏武诗：“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随（及）时爱景光”出自苏武与李陵诗：“愿君崇令德，随时爱景光。”此二句苏武、李陵相和之诗句，早已形成约定俗成的搭配，如著名画家张大千就曾题写“努力崇明德，随时爱景光”一联送给自己的弟子。作为国立武汉大学校歌，以楚辞开篇，以汉诗结尾，如此“楚头汉尾”的独特布局，可谓匠心别具，生动巧妙。
纵览全篇，我们可以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这首老校歌完全可以说是为武汉大学“量身定做”的。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深厚的内涵，既有优美的文采，又有精辟的典故，确实是一篇非常优秀的校歌作品。
当然，国立武汉大学校歌歌词通篇使用文言文，会令初识者一时难于理解，不过，其文意毕竟较为浅近——至少远远不像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兄弟高校的文言校歌那样晦涩难懂——对于稍微有一点文言文功底的大中学生乃至普通公众来说，只需我们对其具体词意稍作解释，便不再继续构成理解障碍，丝毫不影响这首经典老校歌在武大师生及社会公众中的广泛传播。另外，文言文的歌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即信息容量相对较大，在有限的篇幅之内，往往能够比相近字数的白话文表达出更多的深意，这一优势也是一般的白话文歌词难以企及的。
对于这首文言文的老校歌，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2007级本科生刘振羽将其高度评价为“公认”的“武汉大学校歌创作之巅峰”，他具体分析道：
文言歌词虽有晦涩难懂之嫌，但其音律协和，意蕴深远，则远非白话所能及。歌词采用文言，并非有些人所谓的固步自封、保守陈旧，而是对传统文化以及学校精神遗产的继承与发扬。校歌为大学之门户，代表大学之形象、大学之精神。国立武汉大学作为名师云集、众才合璧之高深学府，承载了中华数千年传统文明，并极力吸取西学之所长，如此理应以深邃高远之文言雅句来表现本校、宣扬本校，而远不是寥寥数行白话文所能展示的。在结合文言韵律的基础上聆听国立武汉大学校歌，方才酣畅淋漓。听毕凝思，词曲皆紧凑衔接，一气呵成，荡气回肠，曲调婉转多情而又似催人奋进。……综览全词，跌宕起伏，层次分明，顺势便将国立武汉大学的景、情、人、思不露痕迹地结合在一起，予人以雄浑壮丽而又间杂轻盈柔和之感，实为不可多得的佳作。[19]
通过上述解读与剖析，我们认为，国立武汉大学时期的校徽、校训、校歌，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的一整套校园文化标识体系，它们不仅从各自本身的美感上来讲高度成功，更从美术、文学、音乐的不同层面和角度立体地诠释了同样的精神文化内核。而这一文化内核，便是自1913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建校以来开始形成并一脉传承，至国立武汉大学时期得以发扬光大并得到凝练的真正的武大精神与文化。因此，从内在的文化气脉上说，老校徽、校训和校歌是高度完整贯通的，没有任何的生硬拼贴之感，而凝结其中的文化内核，也正是武汉大学百余年历史的真正魅力所在。若是有朝一日，武汉大学能够适时地全面恢复在本校最辉煌的那段历史时期所产生的这样一套至为经典的校园文化标识体系，这对于更好地传承和发扬自身的优良传统、文化与精神，必将大有裨益。
【注释】
[1]时任文学院院长为闻一多。
[2]参见《国立武汉大学校务会议纪录》（第二册），第50页，武汉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6，年代号1930，分类号L7，案卷号13。
[3]陈源，字通伯，时任外文系主任。
[4]参见《国立武汉大学校务会议纪录》（第二册），第61页，武汉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6，年代号1930，分类号L7，案卷号13。
[5]时任文学院院长为陈源。
[6]参见《国立武汉大学校务会议纪录》（第三册），第20页，武汉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6，年代号1932，分类号L7，案卷号52。
[7]参见《国立武汉大学校务会议纪录》（第三册），第36页。刘赜，字博平，时任中文系主任；王星拱，字抚五，时任教务长、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凌叔华为著名女作家，陈源的夫人；燕树棠，字召亭，时任法律系主任；时昭瀛为政治系教授；朱东润为中文系教授；萧君绛为数学系教授。
[8]参见《国立武汉大学第三五一次校务会议常会纪录》，《国立武汉大学1939年校务会议常会纪录》，武汉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6，年代号1939，分类号L7，案卷号28。
[9]参见《国立武汉大学二十八年上半年校务工作报告》，《本校1939年度校务行政计划及工作报告、教育部有关通知》，武汉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6，年代号1939，分类号L7，案卷号16。
[10]参见《第三五六次校务会议常会纪录》，《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310期（1939年7月10日）。
[11]以上内容参见国立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编：《珞珈》第28期（1970年10月1日），第4页。
[12]以上内容参见国立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编：《珞珈》第29期（1971年1月1日），第12～13页。
[13]参见刘丹、任慧敏：《武大三师生倡议恢复老校徽、校训和校歌，老校长刘道玉表示完全支持——“恢复校训是回归老武大精神”》，《长江商报》2011年12月5日。
[14]参见刘丹、任慧敏：《武大三师生倡议恢复老校徽、校训和校歌，老校长刘道玉表示完全支持——“恢复校训是回归老武大精神”》，《长江商报》2011年12月5日。
[15]本段文字系出自笔者吴骁过去开设的《武汉大学校史》公共选修课结业学生万安洛的答卷。
[16]《“行易知难和儒家学说”》（上周纪念周王教务长讲），《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92期（1931年4月19日）。
[17]周宏涛：《国立武汉大学简史》，董鼐总编辑：《学府纪闻·国立武汉大学》，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13页。
[18]参见刘丹、任慧敏：《武大三师生倡议恢复老校徽、校训和校歌，老校长刘道玉表示完全支持——“恢复校训是回归老武大精神”》，《长江商报》2011年12月5日。
[19]本段文字系出自笔者吴骁过去开设的《武汉大学校史》公共选修课结业学生刘振羽的答卷中的《武汉大学校歌的历史沿革及鉴赏话评》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