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界址的历史变迁
吴 骁 刘文祥
在武汉大学校门牌坊西南数百米处，珞珈山路与武珞路交汇的地方，另有一座建于20世纪30年代、刻有“国立武汉大学”校名的校门牌坊。现在，这座已经拥有80多年历史，并且早已入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老牌坊，孤悬在武汉大学校园之外，为嘈杂的闹市区所包围。凡是见过这座老牌坊的人们，一般都会生出这样的猜测——这座牌坊与今天的武汉大学校园之间的大片土地，包括武珞路—珞喻路一线以北的街道口、劝业场，甚至广埠屯、卓刀泉一带，过去很有可能属于武汉大学，只是后来慢慢地被众多校外单位和居民所占据，所以武汉大学的校门才不得不从街道口一直后退到现在这个地点。其实，这只是一种“想当然”的误解，事实上，以上所说的这些地方，在历史上从未被纳入武汉大学的校园范围。
1928年7月，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李四光提议学校“于洪山附近另建新校舍”。同年11月28日，由李四光主持的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决定在“卓刀泉东湖嘴一带”建设新校舍。不久后，学校从上海邀请的美国建筑工程师开尔斯来到武昌实地考察之后，又改变了建筑设备委员会的决议，提出“拟在落驾山（即珞珈山）北麓以狮子山为主要校舍建筑中心，各院系教学楼分别建筑在各小山上。落驾山南麓为住宅区，西边杨家湾为商业服务区”。1929年7月，国立武汉大学致函湖北省政府，请求其为武大正式圈定校址——“东以东湖滨为界，西以茶叶港为界，北以郭郑湖为界，南面自东湖滨起至茶叶港桥头止……东西约三里，南北约二里半，共计三千亩之谱”。其中，郭郑湖即东湖的主体部分，茶叶港为东湖的一处湖汊，相传因经常停泊大量贩茶船只而得名，其北面与东湖相连，往南逐渐收窄，到今天的武汉大学校门附近仅为数米宽的一条小渠。茶叶港后来已不复存在，不过“茶港”这一地名仍保留至今。
图1 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设计平面总图（1930年）
由于当时武汉大学三面环水，其东、北、西三面的校园边界，也就是东湖的天然湖岸线，十分清晰明确，但校园南面由于缺乏明显的地理标志，其南界便显得有些模糊。1930年1月出版的《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十八年度）》一书，刊登了开尔斯绘制的“新校舍设计平面总图”，图中就没有标明校园南面的具体边界。而1931年1月出版的《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十九年度）》所刊载的“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设计平面总图”，则明确标出了一条“圈定界线”。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校园南界线，东段大致以珞珈山南山脚为界，西段则紧贴着珞珈山西南麓折向西北方向，越过珞珈山西山头，抵达今天的文理学部教四楼、教五楼一带后，又变线折向东北，到中心湖附近又再次转向西北，沿狮子山西南山脚抵达狮子山西麓，最后往正西方面抵达茶叶港桥头为止。如此曲折辗转，大概主要是为了避开茶叶港东面的大量村落和农田。总之，上述这条“圈定界线”，便是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最早的南界。另外，该图的“图例表”还注明，当时武汉大学校园的总面积为2618亩。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珞珈山一带人烟稀少，十分荒凉。在校区附近，只有武昌宾阳门（今大东门）向东经洪山南麓、街口头（今街道口）、卓刀泉、关山到豹子澥有一条低级碎石路，勉强可通行汽车，而这条道路，也就是今天武昌地区的东西主干道武珞路—珞喻路的雏形。为便于新校舍的施工建设以及学校日后的对外交通，武汉大学遂函请湖北省政府建设厅修筑了一条从街道口通往珞珈山校区的专用道路，从街道口往东北方向一直延伸到新校区内的狮子山南麓，全长1.5公里，于1930年1月建成通车，并由时任校长王世杰命名为“大学路”。1931年，武汉大学在街道口大学路的起点处建起了一座书有“国立武汉大学”校名的木制牌坊，可惜在次年毁于一场大风。1934年，学校又在这座牌坊的原址重新修建了一座新的钢筋水泥结构的牌坊，并一直存续至今。
当时，街道口一带以及大学路沿线的绝大多数土地都不属于武汉大学所有，不过，由于街道口是从武昌城出宾阳门后东向交通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则偏居一隅，鲜为人知，因此，武汉大学将校门牌坊修建在此处，也就易于理解了。这座牌坊的主要功能、作用与象征意义，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建在校园边界入口处的“校门”，而是相当于一个“指路牌”，即提醒广大路人——到了街道口之后，只需循着这个牌坊所指示的方向拐弯进入大学路继续前行，就能抵达“国立武汉大学”，而并不是说只要过了这座牌坊就进入武大校园了。
图2 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设计平面总图（1932年）
1933年1月出版的《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廿一年度）》，又刊载了新一版的“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设计平面总图”。与两年前的上一版相比，武汉大学的校园面积有了明显的扩大——其南界东段基本保持不变，西段原先的那个巨大“缺口”则已被填平。这充分地反映出学校当时在珞珈山—狮子山一线以西持续征购土地，将校园往西南方向扩张了一大片，并最终将校园的南部边界拉成了一条沿着珞珈山南麓山脚一直向西延伸、直至茶叶港为止的准直线。不过，该图的“图例表”显示当时的校园总面积为2690亩，与两年前的那张图大致相当，应该有误。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1932—1934年连续三年所进行的“全国高等教育统计”中，武汉大学上报给教育部的本校校园面积均为3063.9亩，若以前文所述武汉大学1930年的校园面积2618亩为准，再仔细对比一下1930年和1932年的两版“新校舍设计平面总图”中校园边界的变化，我们便不难判断出，3063.9亩这一数字与这两张地图所直观反映出的校园面积的扩张幅度很显然是基本吻合的。
图3 国立武汉大学校舍设计平面总图（1934年）
1934年12月出版的《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廿三年度）》所刊载的“国立武汉大学校舍设计平面总图”，在校园南端已不再有一条明确的“圈定界线”，另外，该图的“图例”所显示的校园“总面积”也增加到3200亩。从1933年起，武汉大学开始在珞珈山西南麓兴建“第三教职员住宅区”，1935年又在该区域的西面修建与地方社会合作办学的“私立武昌东湖中学”校舍（现为武汉大学第一附属小学所在地），而这两处校舍均已突破了1934年以前的校园“圈定界线”。与此同时，在珞珈山东南麓，当时已有不少地方名流陆续在此修建花园公馆，与武汉大学紧邻而居，也有不少贫民在此聚居，形成村落，这便是今天的东湖村的由来。
另外，从1933年起，国立武汉大学开始筹建农学院，除了在珞珈山校园内建有农林场及苗圃之外，还在东湖对岸的磨山一带购置了约4000亩土地作为农林场，其范围大致包括了今天的东湖磨山公园及樱花园、中科院武汉植物园以及东湖梅园的北面一半。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这处农林场被划入东湖风景管理区。因其归属武汉大学的时间并不长，且远离珞珈山校本部，故在本文中不再赘述。
图4 国立武汉大学校舍平面总图（1936年）
总之，在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武汉大学校园的主体部分一直都位于珞珈山南麓山脚一线以北，只是在西南方向有所扩张，并且在西南角的局部地区最终抵达了今天的八一路边上，珞珈山校本部的面积也从最初圈定时的2618亩逐渐扩充到3200亩左右。从抗战胜利复员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武汉大学校园又继续往西南方向有所扩张。
20世纪50年代初，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武汉大学的工、农、医三大学院均分离出去，而1952年成立的水利学院不久后亦有独立建校的计划。1954年11月，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召开了第二次建校座谈会，学院邀请的苏联专家卡尔波夫在会上表示赞同利用狮子山北麓的武汉大学农学院原址建校的方案，他认为，武汉大学校园约有3600亩，面积较大，能容纳两所大学，不会影响两校发展用地。此方案很快便得到了高等教育部与水利部的批准，随后，武汉水利学院便在武汉大学校园内狮子山北麓的700多亩土地上独立建校（1958年更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1993年更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大学，2000年与武汉大学合并）。另外，1954年9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从上海迁至武汉，也占去了武汉大学校园西北角的一小部分土地，与稍后成立的武汉水利学院比邻而居。至此，武汉大学的校园面积只剩下不到3000亩。
1955年6月，国家决定创办武汉测量制图学院（1958年更名为武汉测绘学院，1985年更名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2000年与武汉大学合并）。该学院筹备委员会在派人来到武汉勘察了多处备选地点之后，经过比较，认为珞珈山南麓、桂子山北面的天门山、栗子园一带较为理想，遂决定选为校址，总面积约800亩。在这处校址范围内，有1座庙、2个村庄和8000多座坟墓，由地方政府发动群众协助进行征地与拆迁工作。而这也充分证明，当时这片土地与武汉大学并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今天的八一路以南、现武汉大学信息科学学部所在的广埠屯一带，在历史上从来都不属于武汉大学的校园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20世纪30年代武汉大学在街道口先后两次修建了校门牌坊，其校园的南部边界也逐渐跨过了珞珈山南麓，不断向街道口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所在地的方向持续扩张，但由于后来被纳入校园的西南一隅（主要是今天的珞珈广场与杨家湾一带）长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校舍建设，因此，在广大师生的心理习惯上，仍以20世纪30年代初最早圈定的西南边界（即现在的宋卿体育馆—教四楼一线）为校园的主“入口”。在20世纪30年代，负责联络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与武昌城区交通的公共汽车站，就设在今天的文理学部教四楼对面的李四光塑像附近。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还曾在此处修建过一个简易的校门。甚至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武汉大学再次修建了一座新的校门牌坊后的最初几年里，在早已成为校园中心地带的教四楼前，仍然设有一处公共汽车始发站。
另一方面，由于武汉大学校园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基本上已经停止了向街道口老牌坊的方向扩张，随着武汉城市建设的发展，武汉大学校园外原“大学路”两侧及老牌坊附近的那些从未属于武汉大学所有的大片土地，均逐渐为社会各单位所占用。比如中南民族学院便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武汉大学街道口老牌坊侧后方的洪山南麓（今湖北省军区所在地）正式建校（很快又迁至南湖现校址）。数十年过后，昔日一片荒凉的大学路（珞珈山路）两侧，已成为熙熙攘攘、喧嚣杂乱的市井街区（主要是今天的劝业场），而武汉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修建的那座老牌坊，也就慢慢地被淹没在远离校园的闹市区之中了。
武汉大学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中失去了大片土地，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还有不少社会单位和周边居民通过各种途径先后占用了武汉大学校园边缘的不少土地以及校园中的多处“飞地”，总共多达200余亩。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当时的国家教委与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武汉大学才开始着力整治校园周边环境，并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陆陆续续地收复了以校园西边的杨家湾地区和东面的铁道部东湖疗养院为代表的部分“失地”。
2000年，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成新的武汉大学。至此，武汉大学不仅“收复”了在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中失去的大部分“失地”，还获得了不少此前从未拥有过的新的土地。具体而言，随着20世纪50年代从武汉大学校园分离出去的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校园的全面“回归”（该校园随后成为武汉大学工学部所在地），除了原校园西北角的一小片土地仍然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占据之外，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的北部边界基本上已经恢复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紧邻东湖的格局。不仅如此，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茶叶港”在之后数十年后的时间里逐渐被完全填平并最终消失，其原有水面被填平后所新增的大片陆地，南面的一半左右主要为武汉大学所占据，因此，校园的西部边界和20世纪30年代相比还算是略有扩展。至于珞珈山校园西北方向、水果湖北岸的原湖北医科大学校园（现为武汉大学医学部所在地），以及八一路以南、珞喻路以北、广八路以西、珞狮北路以东的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园（现为武汉大学信息科学学部所在地），对于武汉大学而言，则是两块此前从未拥有过的全新的土地。特别是在合并了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之后，武汉大学校园更是首次向南跨越了八一路。到了2005年，学校又收购了位于信息科学学部西边的湖北经济学院老校区（现为武汉大学国际软件学院所在地），这也算是迄今为止武汉大学的校园往街道口老牌坊的方向不断扩张所达到的最近距离了。
图5 今日武汉大学校园地图
综上所述，即使武汉大学曾于20世纪30年代在武昌街道口修建了“国立武汉大学”的校门牌坊，但其校园的南部边界直到2000年四校合并之前，仍然从未越过今天的八一路沿线。也就是说，在八一路以南，从街道口、劝业场一直到广埠屯、卓刀泉一带的广大地区，在历史上从未属于武汉大学。与20世纪30年代建校初期相比，武汉大学珞珈山校本部的校园面积不仅没有太大的损失，在2000年四校合并之后，反而有很大的扩充。因此，我们完全没必要仅仅因为学校的老牌坊孤悬于校园之外，就想当然地误认为老牌坊与新牌坊之间的大片土地以前曾经属于武汉大学，并为之扼腕叹息。在笔者看来，相对于这种基于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的虚幻认知，而且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无谓感叹而言，如何想办法尽量改善这座老牌坊复杂而恶劣的周边环境，将其身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应享有的各种保护措施落到实处，才是更值得我们大家关心、重视并努力去解决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