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胡适的武大之行
吴 骁
著名学者胡适与武汉大学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他不仅与武大的诸多师生校友有着非常密切的友谊与交往，对于武大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过大量的帮助，也曾多次亲临武汉大学参观、讲学，特别是1932年秋天的那次武大之行，既给他本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同时在武汉大学的校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胡适第一次来到武大是在1925年秋，当时，学校的名称还叫国立武昌大学。据胡适当年的日记所言，“这回南下是受了武昌大学和武昌商科大学的邀请，去讲演五次。但到了武汉之后，各处的请求很难拒绝，遂讲演了十余次”[1]。尽管胡适在武汉各处的讲演均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但他本人对武汉当时的教育发展状况却不敢恭维，他在日记里如此写道：
武汉的教育最不行。近年野鸡大学添了许多，国立省立的也不少。国立武昌大学之外，又有国立商科大学，已很可怪了。又有省立文科大学，医科大学，法科大学，农科大学等，每校各有校长，均已委任；有学校未成立而校长已委任的（如农科大学）。此真是怪现状。此间斗大山城，那容得下这么多的大学校？第一步宜合并武大与商大，第二步宜合并省立各分科大学为一大学，第三步然后合并为一个武昌大学，名义上为国立，而省政府担负一部分的经费。或者画分武昌大学区，以两湖为主，担负大部分的经费，而邻近各省分担一部分的经费。
……十余年来，武汉几乎没有学校可说……此时的救济，在于先定一教育计画，明察中国中部的需要，分期进行，不期于速效，而重在长久之计，使一班以教育为终身事业的人才以全力办理其事，五年之后便可改观。若如今日的现状，湖北仍是没有教育可说也。[2]
由此可见，当时，在胡适眼中，“武汉的教育最不行”，“十余年来，武汉几乎没有学校可说”，“若如今日的现状，湖北仍是没有教育可说也”，总体印象既然如此，对于邀请他前来讲学的国立武昌大学和国立武昌商科大学，胡适自然也是不怎么看得上眼的。不过，对于如何改进武汉的教育，胡适倒也非常“热心”地在自己的日记里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建议，其中就包括了一个逐步将“武大与商大”及“省立各分科大学”“合并为一个武昌大学”的计划。非常有意思的是，仅仅一年多的时间过后，胡适所构想的这个“三步走”的合校方案，就被刚刚北伐成功的国民政府以“一步到位”的方式实现了——1926年11月20日，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决定将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湖北省立医科大学等校合并，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7年2月，武昌中山大学正式开学。不过，到了年底，学校即被国民党桂系军阀所解散。1928年夏，中华民国大学院决定彻底改组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在此基础上筹建新的国立武汉大学。
在国立武汉大学的筹建过程中，由于时任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先生的刻意安排，学校的主要领导人物及核心教职员多为他当年在国立北京大学担任校长时的门生故吏，很多人过去在北大都与胡适共过事，而武汉大学在经过了这次脱胎换骨的改建之后，发展势头也蒸蒸日上，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可谓一日千里。对于自己昔日的这些北大老同事们在这所新兴的学府里所创造的办学佳绩，胡适自然是看在眼里，恰如他自己在1925年秋所期望的那样，“使一班以教育为终身事业的人才以全力办理其事，五年之后便可改观”。1931年初，曾有武大学生在一篇文章中如此转述胡适当时对武汉大学的称赞：“最近闻胡适先生有言云：‘近年来国立各大学，无不风潮迭起，惟国立武汉大学及东北大学，竟平静无波；朝气勃勃，将来大学中之有最大发展者，恐亦舍此两大学而莫属者也。’”[3]由此可见，胡适当时对武汉大学的发展前景极为看好。不仅如此，由他担任董事兼秘书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对于武汉大学当时在武昌郊外的珞珈山所进行的新校舍建设也给予了大力的资助，而这也让武大的同仁们感激不已。
1931年底，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完工。1932年春，学校迁入新校舍开学上课。3月18日，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致函胡适，非常诚挚地邀请他来校参观。信中称：
敝校年来于武昌城外珞珈山东湖湖滨一带，建造新校。迭承鼎力赞援，迄于现在，幸已一部落成，移居上课，校中同人及青年学子，莫不同深钦感。惟万里迢迢，今方发轫，全部工程，仅及过半。拟请拨冗惠临，对于敝校同人未来工作予以指示，对于学生赐以教言。谨定四月十五日为台从莅校之期，何日命驾，并祈先期示知，以便欢迓……[4]
不过，胡适最后还是未能如王世杰所愿，在一个月后莅临武大。到了5月26日，武汉大学举行了隆重的新校舍落成典礼，蔡元培和李四光分别作为行政院与教育部的代表出席了此次庆典，但他们的老朋友胡适还是未能应邀前来。6月7日，王世杰再次致函胡适，称他和蔡元培先生“均以兄不及南来同游为憾”，与此同时，王世杰在信中还继续向胡适所在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请求经费补助，并恳请胡适和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设法做到，庶几武大之试验不致终于完全失败”[5]。6月24日，武大法学院教授周鲠生又致函胡适称：“武大新校落成典礼，大驾未如约南来参加，颇令人失望，希望秋季天凉仍来看看武大，与旧友们聚会。”[6]于是，在武汉大学的这些“旧友”们多次邀请和一再催促下，当年11月底，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终于再次来到了他曾寄予厚望并给予巨大帮助的武汉大学，这是他第二次来武大，也是第一次来到武汉大学的珞珈山新校舍。
1932年11月27日下午6点，胡适乘坐的火车抵达汉口大智门车站，铁道部平汉铁路管理局局长何竞武与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文学院院长陈源以及一年前由胡适推荐来到武大任教的文学院教授胡光廷三位北大故友在车站迎接。随后，胡适便与王世杰等人一同过江，来到珞珈山武汉大学，在法学院院长皮宗石家中与先期来汉的杨振声（曾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师范大学与国立武昌大学）、唐钺两位北大校友以及武大政治系主任周鲠生、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王星拱、经济系教授刘秉麟等人共进晚餐，堪称一次北大校友的小型聚会。当晚，胡适下榻于武大招待所（听松庐）。[7]据当日的中央社电，“胡适告记者，来汉系应武大之约讲演，讲毕拟赴长沙一行”，“闻胡兼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秘书，此来借便视察该会，在武大所设生物物理植物动物各讲座及设备”。[8]
11月28日，胡适在王世杰、皮宗石的陪同下参观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了他的观感：
图1 1932年底，胡适访问武汉大学期间，在武大招待所（听松庐）前与部分教职员的合影（前排左四为胡适）
上午与雪艇[9]、皓白[10]同去参观武汉大学。计看过的地方有工场，小学，女生宿舍，文学院，理学院，图书馆，男生宿舍。雪艇诸人在几年之中造成这样一个大学，校址之佳，计画之大，风景之胜，均可谓全国学校所无。人说他们是“平地起楼台”；其实是披荆榛，拓荒野，化荒郊为学府，其毅力真可佩服。
看这种建设，使我们精神一振，使我们感觉中国事尚可为。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这些赞誉之辞，并不是客人当着主人的面所说的客套话与恭维语，也不是在公开场合做的一点表面文章，而是记录在纯属个人隐私的日记里的真实感想，完全是一番发自内心的高度赞赏。
下午，胡适又与王世杰、邵逸周（武大工学院院长）、王星拱同游东湖。他当天的日记还写道：“下午七时，过江，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见。”
图2 1932年11月30日，胡适在武汉大学附设小学与该校部分师生及武大部分教职员合影（后排正中为胡适）
图3 1932年12月2日，胡适为武汉大学附设小学学生题词
11月30日下午，武汉大学还在本校附设小学里为胡适、唐钺、杨振声三位教授举行了欢迎会。据胡适日记所载：“两点，到附设小学欢迎会。擘黄[11]、金甫[12]和我都有短演说。对小孩子说话最难；金甫说一个故事最好。擘黄和我都不成功。”两天后，12月2日，胡适还为专门武大附小学生题词：“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要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个东西。’我现在很诚恳地把这句话送给武汉大学附设小学的小朋友们。”[13]
据胡适日记所载，11月30日下午3点半，在参加完附设小学欢迎会之后，他又参加了文学院茶会，“会见不少的熟人”。6点，又发表了题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的学术演讲，“这个讲演是我第一次讲这题目，当写出来”。不过，他当时的演讲内容倒是被在场的江思清记录了下来，随后便在《国立武汉大学周刊》上分两期连载发表。[14]当晚8点，王世杰校长在家中为胡适举行公宴，主人为校长与陈源、王星拱、邵逸周、皮宗石等各学院院长。
12月1日下午3点，胡适应武大政治学会的邀请，在学校大礼堂作了题为《谈谈中国政治思想》的演讲。[15]后来，他在日记里写道：“此题稍繁复，不易有趣味，故今日之讲演不如昨夜一讲。昨夜吃了几杯劣酒……感觉不适，故讲演更劣。”当晚，他“独宿招待所；此屋孤立山上，颇感寂寞。就点烛写明日讲稿，到一点始睡”。
12月2日下午3点，胡适又应武大中国文学系系会的邀请，作了题为《中国文学的史的研究》的演讲。[16]据其日记所载，“今日来者更多，约有一千三四百人。有许多是武昌各校来的。今天的讲演因为昨夜预备时间较多，故比较满意”。
12月3日下午3点，武大校长王世杰将胡适送上了前往长沙的火车。12月7日下午1点，胡适从长沙回到武昌，被武大派来的汽车接回珞珈山，在邵逸周家吃午饭，并与王世杰、周鲠生、王星拱、杨端六、陈源、皮宗石等老友作别。席间，王星拱“作旧诗送行，有‘珍重文场开国史，当年四海称陈胡’之句”。饭后，胡适便赶往华中大学演讲，就此结束了他的第二次武大之行。在华中大学吃完晚饭后，王世杰又将胡适送到汉阳门码头，“握手告别”，他便渡江前往汉口，准备北归了。
1932年秋天的这次武大之行，给胡适留下了非常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正如他自己在日记中所言，“看这种建设，使我们精神一振，使我们感觉中国事尚可为”。从此以后，他只要与他人谈到武大，便赞不绝口，极力向对方宣扬武汉大学的建设成就。1933年12月11日，武大文学院院长陈源在学校“总理纪念周”上作了题为《读书与环境》的演讲，在结尾处特别提道：“我们学校在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时期中，创造出这个环境来，不可不说是一种异数。怪不得一位来华游历的美国外交官问胡适之先生中国究竟进步没有，胡先生说‘你去武昌看一看武汉大学便知道了’。这一种改造环境的精神，希望各同学能够推广到各处去。”[17]1947年10月31日，在国立武汉大学19周年校庆上，时任校长周鲠生也在其报告中提到了这件事，他指出：
学界上对于本校最有认识的，要推胡适先生。他认为武汉大学珞珈山校舍设备是国内最值得称许和赞助之一个新建设。他曾经对一位在北平的美国朋友说，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可以去到武昌看看珞珈山武汉大学。那位朋友有一年果然来到本校参观了。胡先生在许多地方帮助本校，如关于战前中美基金会的捐助；最近李民基金会的奖学金，他为本校说话最有力。最大的帮助，还在他不断给予我们精神上的鼓励和友谊的批评。[18]
由此可见，在胡适先生眼中，武汉大学当时在武昌珞珈山所进行的气势恢弘、规模浩大的新校舍建设，已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和象征，以至于他一有机会便要向社会各界人士大力推介。而作为一介社会名流，胡适的很多谈话也经常会见诸报端。1933年考入武汉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就读的湖南学生施应霆，在半个世纪过后，曾经撰文一篇，讲述了自己当年“选定武大作为报考唯一对象”的六大原因，其中第六条便是“胡适之先生的引导”——“读高三时，在报纸上看到胡适先生对外国友人谈话：‘你们要问中国有没有进步？去看看武汉大学就知道了’。谢谢胡博士，你给我指引了前进的方向。”而对于自己在胡适先生的“引导”下所作出的这个“正确的选择”，他认为，这给他“带来一生的幸福”。[19]这么说来，胡适先生当年在美国友人面前对武汉大学的高度称赞，在经过新闻媒体的传播之后，不仅对于提高武汉大学的社会声誉极有效果，甚至还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一个招生宣传的绝好广告，对于吸引众多优秀学生报考武汉大学起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名人效应”，进而深深地影响了不少青年学子一生的命运。而所有这一切，都始于胡适先生1932年秋天的那次令他印象深刻、观感良好的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之行。
【注释】
[1]胡适：《南行杂记》，《胡适的日记》（手稿本）（五），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原书无页码。
[2]胡适：《南行杂记》，《胡适的日记》（手稿本）（五）。
[3]傲客编辑：《国立武汉大学概况》，《国立武汉大学安徽同学会会刊》，1931年，第111页。
[4]《王世杰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香港“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6页。
[5]参见《王世杰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香港“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7～118页。
[6]参见《周鲠生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香港“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1～122页。
[7]以上内容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十一），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原书无页码，以下所引胡适日记内容均出自此书，不再单独作注。
[8]参见《胡适昨抵汉》，《中央日报》1932年11月28日。
[9]王世杰，字雪艇。
[10]皮宗石，字皓白。
[11]唐钺，字擘黄。
[12]杨振声，字金甫。
[13]参见《国立武汉大学附设小学校概况》，1936年。
[14]参见《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胡适博士讲，江思清笔记），《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146期（1932年12月5日）；《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续）（胡适博士讲，江思清笔记），《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147期（1932年12月12日）。
[15]参见《政治学会讲演与辩论会》，《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146期（1932年12月5日）。
[16]参见《政治学会讲演与辩论会》，《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146期（1932年12月5日）。
[17]《读书与环境》（上周纪念周陈源先生讲），《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187期（1933年12月18日）。
[18]《本校第十九周年校庆暨三十六年度开学典礼校长报告》（1947年10月31日），《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374期（1947年11月1日）。
[19]以上内容参见施应霆：《仍是珞珈梦里人》，台北市国立武汉大学校友会编印：《珞珈》第121期（1994年10月1日），第9～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