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在珞珈山的抗日活动
1937年9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以后，共产党先派董必武、叶剑英来到武汉。不久，郭述申、陶铸也被派往武汉。12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长江中央局（亦称中共中央长江局）。12月1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邓颖超等从延安来到武汉，与先期到达的董必武、叶剑英等会合，开展统战及抗战宣传工作。在珞珈山，他们根据当时的形势以演讲的方式充分发动民众；同时，他们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为抗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通过演讲发动民众
共产党人到达武汉后，一边恢复武汉的党组织，一边利用合作的有利条件充分发动民众。在珞珈山上，共产党人通过演讲，动员青年同志投身到抗日的革命洪流之中。应武汉大学师生的邀请，在抗日战争的初期，不少共产党人先后来到珞珈山上演讲，作抗日宣传。
1937年10月，董必武就邀请周恩来、王明到武汉大学一起来作抗战形势报告，还邀请张爱萍、张经武、宋一平到武汉大学举办的“抗日战争常识研究班”讲课。之后，董必武还两次来到武汉大学，在学校礼堂作了题为《群众运动诸问题》和《怎样开展群众运动》的演讲。1937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学校礼堂以《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为题进行了演讲。其部分内容如下：
今日青年运动的性质
根据今天抗战的形势，我们来说一说目前青年的环境。
今天，无疑是个变动的战斗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时代。敌人要我们每个人、每个人的子子孙孙都做亡国奴。我们要求生路，便只有抗战，便只有坚持抗战到底。这时代是战斗的。这时代不能与过去“五四”、“五卅”、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时代相比。过去是对内的局部的政治斗争，这一次是对外的全面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抗战。现在是整个被压迫、被屠杀、被奸淫、被侵略的中华民族的人民起来反抗的时期，所以现在的形势全变了。在国家环境整个的变动下，青年在这时代里所占的地位是最困难而又最重要的。如今我们青年再不能如过去那样地学习，找工作，结婚……再也不能依照平常的生活程序过日子了。战争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文化中心的京、沪、平、津、粤、汉已去其四；后方的学校，也多半停了课；成千成万的青年人无家可归，无学可求。尤其是东北的青年朋友，一再地漂泊流浪，一再地尝受人间的惨痛。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伤心的人断肠。然而我们应该骄傲，应该自豪。我们这一代青年应该庆幸恰好生活在这样的动乱的时代里。我们要在这时代里学习得充实起来，锻炼得强健起来。
我们青年不仅仅有今天，而且还有远大的未来。他不仅管自己的一生，而且还要管及他的子孙，他的后代。今天的青年不仅要问，怎样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而且要问，在抗战的胜利取得后，怎样改造中国，使它成为一个自由的、民主的、共和的国家。
因此，我们想，在积极方面，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期。它可以把我们这一辈的青年锻炼得更伟大，前程更远。这机会在平常是很难找到的。
今日青年运动的任务
我们中国的青年，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救国，建国，我想“任重道远”这四个字，加在中国青年的身上是非常恰当的。
我们今天应该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我贡献给诸位青年朋友的有四个：
第一，到军队里去——这是今天挽救民族危亡的最有效的方法。建立生力军，充实我们的旧队伍，责任都在我们青年朋友的肩上。我想，一个人不能自卫，便不能做人，国家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最好受正规的军事训练，随时到直接杀敌的战场上去。
第二，到战地服务去——战地的民众缺乏组织，到处在流浪着、彷徨着。要起来自卫，要起来斗争，却没有人领导。我们得去把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领导着他们去打游击战，去配合正规军的行动，去封锁消息，坚壁清野，破坏敌人必经的交通线……至少也得做到军民合作，使汉奸不易活动。
第三，到乡村中去——我们虽然失去了许多地方，但后方还有很多的城乡。今天的后方民众，有许多还不知道抗日是什么一回事。我们要继续作战，继续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必须动员起广大的群众到军队中来。我们要改良过去那种不合理的动员方式。有作为的青年们，因此必须有组织地、直接地下乡动员群众，使农村壮丁勇敢地、自动地到前线去。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得注意有待抗日军人家属的问题。最好能够做到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让乡下有钱而不愿当兵的人切实负责赡养抗日军人的家属，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这样，我相信会造成政府与人民的合作，减去许多摩擦的。再者，我们还可以进行许多人民自卫的工作，准备将来配合着政府军的抗战。
第四，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我们再不能让华东、华南象东北四省一样，给敌人安安稳稳地拿去了。我们要艰苦地在那残暴的统治之下锻炼我们自己，秘密地把我们的救国组织发展起来，与我们的正规军取得里应外合。
我们的青年朋友分散到群众中去，分散到全国各个角落里，那我们的力量是无比的！
工作和学习是分不开的。如今我们只有在不断地学习中，我们的工作才能顺利地展开。我相信，只要我们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的。我们要各找一个适合于自己的地方，去发扬我们自己的长处，去学习，去工作。
这并不是说我们得抛弃以往的学习，而是根据以往的那点根基，去发扬光大，去使理论适合于实际，去把知识活用。
中国的青年运动有着最光荣的传统。今天，我们青年面对着民族解放的斗争，我们的使命是伟大的。
我们去工作，我们要克服任何的困难，我们要解除任何的疑团。我们是勇敢的，沉毅的，艰苦的，深刻的……我们是抗战的支柱。
我们的前程是光明的，远大的。
青年朋友们，努力去争取抗战的最后的胜利，努力去争取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3]（注：这是在武汉大学的演讲的第二、三部分，刊载于武汉《战时青年》第一期。）
在演讲中，他讲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要求青年人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设新中国的重任。号召青年人到军队里去、到战地服务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从事救亡运动。1938年9月，在国共两党撤离武汉时，周恩来还演讲过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的内容。
1937年11月21日，前党的书记陈独秀也应王星拱校长之邀来珞珈山作过报告。王明也在文学院（现数学与统计学院）的大教室作过演讲。
（二）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战
共产党人还利用同国民党一起合作共事的机会，努力做好统战工作。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政治部下设三个厅，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负责抗战宣传动员工作。第三厅厅长副厅长：范寿康（武大文学院哲学系教授）、范扬。第三厅下设第五处、第六处、第七处三个处。有很多进步人士在其中，如第六处处长田汉，负责艺术宣传。其中一科科长洪深，负责戏剧音乐。第七处处长（兼）范寿康分管对日宣传和国际宣传。其中一科科长杜国庠，担任日文翻译。其中三科科长冯乃超，担任对日文件起草。（注：政治部除第三厅之外，还设有第一厅、厅长贺衷寒；第二厅、厅长康泽；总务厅、厅长赵志荛以及秘书长张厉生。）[4]
为方便工作，1938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向武汉大学要了三套房子，分给周恩来、黄琪翔、郭沫若居住。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住在珞珈山一区教工宿舍27号，郭沫若住在周恩来下面一排17号，黄琪翔住在301宿舍。
据郭沫若的回忆：“那时陈诚、周公、黄琪翔和我，都住在珞珈山的武大教授宿舍里面，我们要算是比较灵通的。‘最高’（蒋介石）有时候也住在这儿的官舍里。”[5]
周恩来、邓颖超和郭沫若利用在珞珈山居住的有利时机，做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和统战工作。1938年6月，周恩来、邓颖超就在珞珈山寓所，接见了美国记者斯诺。会谈中周恩来一再感谢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中外的影响，使广大读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希望他继续真实地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情况。会谈后他们还共进了午餐并合影留念。
郭沫若1938年4—8月，基本上住在风光绮丽的珞珈山下。后来，在他的书里记载了当时居住的感受：
武昌城外的武汉大学区域，应该算得是武汉三镇的物外桃源吧。
宏敞的校舍在珞珈山上，全部是西式建筑的白垩宫殿。山上有葱笼的林木，遍地有畅茂的花草。山下更有一个浩渺的东湖。湖水清深，山气凉爽，而临湖又还有浴场的设备。离城也不远，坐汽车只消二十分钟左右。太平时分在这里读书，尤其教书的人，是有福了。
在校舍之外，有不少的教员宿舍，点散在山上，大都是三层楼的小洋房，有良好的卫生设备，冷热水管，电气电话，一应俱全。这些都是由学校自备发电机或总站来供应的。有人说，中国人在生活享受上不如外国人。但如到过武汉大学，你可以改正你的观念：在这地方，在生活享受这一点上，那些擘画者们，至少是把外国人学到了。
武汉成为了抗战司令台之后，武汉大学疏散到四川我的家乡乐山县城（旧时嘉定府城）去了。剩下的校舍成为了军官训练团的团部。于是这儿便成为警戒区，或者也可以说是紫金城了。“最高”兼任着团长，陈诚任副团长。较大的几座教员宿舍便成了他们的官邸。戒备是很森严的，没有“特别通行证”或各种交通工具的方便的人，根本便无法进出。
我自己很幸运。因为范寿康原是武大教授的关系上，由于他的斡旋，让我把张有桐教授的宿一舍顶下来住了。（应该声明，并没有顶费。）我的“特别通行证”凑巧还保留在手边，那是“洛字第二一八号”，是四月廿六日填发的。有“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团长”的官章，填发员是熊鸿，这人倒不知道是何许人了。
这宿舍在大学区的深处，背山面湖，汽车可以直达。一共是三层，底层是地下室，那儿有佣人室和厨房。其上的两层都有客厅、有书房、有寝室、有浴室，有可以眺望湖山的月楼。假如你要登山，再上一个坡，你便达到了珞珈山的山顶。大约在前一定有什么诗人在这儿流连过吧，山名“珞珈”不也就可以想见了吗？
我们——我和立群是四月底由汉口的太和街搬到这里来的。不久黄琪翔搬来了，做了我们的邻居。那是一栋比翼建筑，站在月台上两家便可以打话。更不久，周公和邓大姐也住到靠近山顶的一栋，在我们的直上一层，上去的路正打从我们的书房窗下走过。有这样的湖山，有这样的好邻居，我生平寄迹过的地方不少，总要以这儿为最接近理想了。
当时的生活尽管是异常忙碌，差不多每天清早一早出去，要到晚上，甚至有时是深夜才能够回家，但在夜间月下的散步，星期日无须下山，或者有友来访的时候，可留下了不少的甜蜜的回忆。我们在东湖里游过水，划过船，在那岸上的菜馆里吃过鲜鱼。浓厚的友情，闲适的休憩，是永远也值得回味的。
而且，在这大学区域里还有最好的防空设备，有因山凿成的防空洞，既深且大，也有高射炮阵地环列在四周。但却不曾受过一次轰炸。敌人是应知道这儿是做着军官训练团的，有高级的人员集中着，但它却从不曾投过一次弹，尽管对于武昌城是炸得那样频繁，而每次敌机的航路又都要经过这大学区的上空。
我们在当时是作着这样的揣测：无疑敌人是爱惜这个地方，想完整地保留下来让自己来享福。
这揣测，后来是猜中了。敌人占领了武汉之后，把大学区作为它的司令部。
实在一点也不错，武汉大学那个区域，的确是武汉三镇的一个物外桃源。[6]
周恩来、黄琪翔、郭沫若负责和主抓的第三厅工作，开展了大量的宣传、征募和慰劳工作。在工作中，三位革命人士及其夫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黄琪翔的夫人曾回忆说：“琪翔和恩来、沫若两同志不仅是同事，而且是芳邻，更便于彼此往来。颖超和恩来同志经常对抗战的形势和前途进行分析和讨论；琪翔亦力图与恩来同志密切合作，扩大团结抗战的影响。还经常和大革命时期的老友叶剑英、叶挺、郭沫若来往，对时局交换意见。这个时期，我和邓颖超、宋庆龄、李德全、史良几位大姐一起搞妇女的抗日救亡工作和儿童保育工作。组织了战时妇女救国委员会和儿童保育会，并把家属组织起来，搞一些支援前线和慰劳伤兵的活动；另外还开设了一个医务所，为军人和老百姓治病，每月的开支需要几千元，全靠社会募捐来维持。在这些活动中我得到邓颖超等几位大姐的引导和帮助。”
在珞珈山期间，周恩来还会见过不少国民党要员。1938年7月，李宗仁来到武汉，周恩来设宴款待他，畅谈团结抗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