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山军官训练团与中央训练团
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国各地的各类军队和民众训练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在南京沦陷后，伴随着武汉战时首都地位的形成，国民党方面看中了珞珈山校园良好的条件，积极着手在校园内举办各类战时训练活动。从1937年底开始，便陆续有机构借武大校舍举办了各种训练班（参见表1）。
表1 武汉抗日战争时期租借珞珈山校舍相关机构一览表
资料来源：武汉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武汉大学档案，全宗号6，分类号L7。
随着武汉全国抗战指挥中枢地位的逐渐确立，国民党在武汉举办高级别干部训练团的意图日益明确。1938年2月初，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由万耀煌负责具体实施的“军事委员会战时将官研究班”在武昌蛇山的表烈祠设立了筹备处，并准备在武胜门外的省立农业专门学校内开班训练。到了2月15日，蒋介石接受了早前万耀煌的建议，打算进一步扩大将官研究班的规模和范围，在当天的晚餐上正式表示要“速筹办军官训练团，指示由白健生（崇禧）主持，陈辞修（诚）正式负责，万武樵（耀煌）为副”，并说“（陈诚）负名义，武樵负实际责任”[19]。在2月28日，将官研究班已经先行在农专开始上课了，并计划于3月1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而开学典礼的前一天晚上，军委会决定第二天的开学典礼改在珞珈山武汉大学举行。这次的将官研究班一期到3月20日便宣告结业了。而在之前的3月8日，蒋介石再次接受万耀煌的建议，决定将将官研究班并入正在筹备举办的军官训练团。而这个规模庞大、级别颇高的战时军官训练团，再次看中了武昌东郊的珞珈山校园。“此地岗峦起伏，森林茂密，滨临东湖，湖光山色，气象万千，值此暮春四月在此举办此重大训练，确有天时、地利、人和之美……训练团利用武汉大学宽敞宏伟之校舍，不仅在此受训者心旷神怡，且地处武昌郊区，教育训练不受敌机光顾而中辍，实为难得。”[20]
万耀煌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的情况：“此次调训对象，凡未直接参战之部队，副军长、师长、旅长团长甚至营长等均抽调前来后方，区分为将官班、校官班。”[21]这其中，将官班基本沿用先前将官研究班的旧制，教官与德籍顾问均为第一期原班人马。而与之不同的是，大量级别相对较低的军官也参加到了在珞珈山的这次训练团里，也就是这个人数多达数千人的“校官班”。对于这部分参训人员，万耀煌强调：“管理方式不得不较为严格”，“……对于生活管理，小至理发、指甲、钮扣、一针一线，无不详密规定，大则部队行动，一切均依典令规定。”[22]这次军官训练团的讲授内容颇为丰富，万耀煌广泛邀请了当时在武汉的各届名人要员前来训话授课，包括蒋介石、陈诚、陈立夫、冯玉祥等，还邀请周恩来主讲游击战等。这一时期，作为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还时常居住在武汉大学“十八栋”的寓所中。此外，军官训练团还安排有参观台儿庄战利品陈列展览、参观步炮兵射击及战车攻击等内容。这时中德之间的军事合作尚未决裂，珞珈山军官训练团里也活跃着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的身影。而每天下午五点，兼任团长的蒋介石还亲自对将官班点名训话。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自1938年4月13日在武汉大学开始编队，至5月6日结业，持续大半个月，前来参训的人员更是多达数千人，远远超过了当时武汉大学师生的总人数。训练期间，作为主要负责人的万耀煌也搬到了武大居住，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住在珞珈山武大301宿舍，日与周鲠生、雷震、熊国藻等校长、教授住还相处甚为融洽。”[23]
在顺利结束第一期的训练后，5月13日，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再次在武汉大学校园开始编队，即第二期校官班和第三期将官班。而此时，前线战事日益激烈，徐州不久即告陷落，部分学员不得不先行离开返回战场。而徐州失陷后，中德决裂已成定局，希特勒下令召回中国的德籍顾问，这也使得战术方面的课程无人教授，拟办第四期将官班的计划被迫搁浅。但第三期校官班仍在战事正酣之时抓紧举办。6月10日，万耀煌在向蒋介石汇报军官训练团的情况后，蒋介石表示“军官训练团可改称为中央训练团”[24]。7月1日，军官训练团成立，仍由蒋介石兼任团长，组织上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党部，成为了常设的永久机构。可见，国民党的中央训练团是1938年7月在武汉成立的，且其直接前身便是当年的稍早时候在武汉大学举办的珞珈山军官训练团。在武汉保卫战期间，中央训练团继续在以珞珈山武汉大学校园为主的训练地活动，不断为前线培训和输送将官人才，直到武汉沦陷前夕才迁往湖南零陵。在最后时刻，全程负责这一宏伟训练工程的万耀煌毫不掩饰自己对珞珈山这段峥嵘岁月的情感：“成立之初，由我负责，对之感情极深，临行的处长以上人员祖饯，他们对我负责尽职精神，表示由衷敬佩，我亦引以为慰。现由李扬敬副教育长率领南迁，我往珞珈山巡视一次，已寂寞荒凉，不胜感慨。”[25]
【注释】
[1]程泰：《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黄石》，《黄石文史资料》1984年第5期。
[2]周衍雄：《义演跑遍矿区，歌声唤起万民——记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黄石》，张昌满主编：《黄石抗战纪实》，中共黄石市党委史办公室、黄石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出版1995年版。
[3]黄振亚：《长江大撤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
[4]张朋园、林泉访问，林泉纪录，郭廷以、张朋园校阅：《林继庸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第106页。
[5]《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二次会议纪录》，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6]《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昨在渝举行开幕礼》，《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3月30日。
[7]《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226页。
[8]《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武汉办事处公函（中武字第228号）》，1938年3月14日，武汉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武汉大学档案，6-L7-1938-36。
[9]《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四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426～427页。
[10]《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226页。
[11]《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230页。
[12]金雄鹤：《国民党八十四位中常委实录（上册）》，台海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13]《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231页。
[14]《申报（香港版）》1938年3月30日。
[15]《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44页。
[16]沈云龙、林泉、林忠胜访问，林忠胜纪录：《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210页。
[17]《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84页。
[18]《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511页。
[19]《万耀煌将军日记（下册）》，台湾湖北文献社1978年版，第66页。
[20]《万耀煌将军日记（下册）》，台湾湖北文献社1978年版，第77页。
[21]《万耀煌将军日记（下册）》，台湾湖北文献社1978年版，第78页。
[22]《万耀煌将军日记（下册）》，台湾湖北文献社1978年版，第79页。
[23]《万耀煌将军日记（下册）》，台湾湖北文献社1978年版，第82页。
[24]《万耀煌将军日记（下册）》，台湾湖北文献社1978年版，第86页。
[25]《万耀煌将军日记（下册）》，台湾湖北文献社1978年版，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