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南北之间——关于“文采飞扬”与“法理正直”的一场历史误会
刘文祥
坐落在武昌东湖之滨的武汉大学，以其山水相映的自然环境和沧桑典雅的民国建筑闻名于世，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大学校园之一。位于校园核心地带，由雄伟壮丽的老斋舍，左右对称的老文学院、法学院，别具一格的学生饭厅以及居中点睛的老图书馆共同组成的狮子山建筑群，是武汉大学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景观，其中老文学院和法学院是一对左右对称、外观相似的姐妹楼，都是中带天井，平面呈口字形的中式屋顶大楼。这两栋楼出自同一设计师，但在外观上有一个显著区别：东侧文学院的屋角出挑较远且较为上翘，似中国南方建筑风格，而西侧法学院的屋角则较为紧凑平缓，好似北方官式建筑。这一细节上的区别，过去曾有武大师生将其解释为文学院的翘角象征“文采飞扬”，而理学院的平角则寓意“法理正直”。[1]这种说法听上去倒是颇有趣味，乃至令人不禁要佩服这位不会讲中文的美国建筑师，竟然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如此深刻的理解。但是仔细观察我们便会发现，除了文学院之外，附近的学生饭厅和男生宿舍的屋角也是起翘较高的南方式，而居中的图书馆则是与法学院一样的北方式。这样看来，单纯用所谓“文采飞扬”或“法理正直”似乎就难以解释了。事实上，从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武汉大学狮子山建筑群中所出现的屋角造型差异，完全是建筑设计史上“中西南北”风格之间的一场“误会”。
图1 落成之初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
图2 落成之初的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
图3 文学院屋角
图4 法学院屋角
武汉大学珞珈山校舍营造之时，中国建筑设计领域正在进行着由官方主导的方兴未艾的“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即在大型公共建筑设计上倡导复古主义的民族形式风格。以南京中山陵为起点，这场运动席卷大江南北，一时间在中国许多城市中掀起了一阵“大屋顶”热潮。作为国民政府在华中地区重点建设的最高学府，武汉大学新校舍在酝酿之初就确定了以民族形式为总体建筑风格。基于这一理念，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的李四光、叶雅各等人在上海找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毕业、熟悉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国设计师开尔斯，聘其为武汉大学新校舍总设计师。
从1929年到1936年，开尔斯先后为武汉大学设计了校园总体规划和文、法、理、工学院，男生宿舍，学生饭厅，图书馆，体育馆，华中水工试验所等主体建筑。虽然从年龄上看，承接武汉大学设计项目时，开尔斯并不算太老，但从若干当事人的回忆中可以得知，当时这位美国建筑师身体已经不大好了，不能经常两地奔波。在1929年受聘之初来到珞珈山实地察看后数年间，他就常住上海，不再常来武汉了。武汉大学的建筑，都是他在上海完成设计后，将图纸送到武汉，由他的全权代表、德籍工程师石格司负责与校方及营造厂具体沟通，并在图纸上签字审核的。
狮子山上的文学院是最早兴建的教学楼之一，于1930年4月开工，由汉口汉协盛营造厂承建，次年9月竣工。而法学院大楼则是于1935年8月开工，上海六合建筑公司承建，次年8月竣工。在武汉大学档案馆，至今仍保留着开尔斯所绘制的武汉大学建筑设计图纸。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两栋楼前后相隔五年时间，但其屋顶造型在图纸上是完全一致的，屋角都是起翘平缓的北方样式。此外包括狮子山上的男生宿舍、学生饭厅等建筑，在开尔斯的设计图纸中，大屋顶的样式都是屋角平缓的北方式。那么，为什么实际建成的文学院、男生宿舍和学生饭厅的屋角，却变成了起翘较高的南方风格呢？
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曾在1932年3月7日的总理纪念周讲话中提到：“在从事于理学院建筑的一月之前，他（开尔斯）因为过度辛苦的工作，竟然在上海病了。这一病下来就有两年之久，到现在还未完全痊可。病中几乎危急不起，可是我每回到上海去看他的病的时候，他的病室里总是满满的陈列着关于武大校舍的图案。最近他在上海听说武大全体迁到了新校舍，他竟又扶病到汉口来了。”[2]也就是说，自工程开工后，直到由汉口汉协盛营造厂承建的文学院、男生宿舍、学生饭厅、理学院等一期工程完竣后的1932年春，开尔斯才再次来到珞珈山。我们不难想象，这年春天，原本怀着激动喜悦心情从上海来到武昌，急切想一睹自己在华最大设计作品的开尔斯，在现场看到眼前新近落成的校舍建筑的第一眼时，是如何瞬间皱起眉头的。
据建委会工程处绘图员沈中清回忆：“文学院、学生饭厅、学生宿舍亭子楼的屋角都做成南方式，是没有照图施工，开尔斯很有意见，但已建成，脚手架也拆下来了，也就算了……打这以后，法学院、体育馆、工学院等等都是做的北方式屋角。”[3]原来，文学院、男生宿舍和学生饭厅的屋角起翘，并非开尔斯的设计意图，而是汉协盛营造厂的擅作主张。而开尔斯因身体缘故根本就无法千里迢迢地赶到武汉来现场监工，是造成这一错误直至竣工后才被发现的原因所在。尽管这些建筑的设计图纸上都有开尔斯全权代表石格司的签名，或许这位德籍全权代表并不那么在意这些细节（或者更可能是他对于中国建筑风格的地域差异并不如开尔斯那般熟知和敏感），但开尔斯显然对于这一问题颇为在意。他在后来的设计中仍坚持北方式屋角的造型，即便以狮子山建筑群之间屋顶造型不统一为代价，也要在后来的图书馆、法学院上纠正回北方屋顶样式。这位美国建筑师若是知道，1932年春天他留在珞珈山的失望乃至愠怒，会成为几十年后武大师生们津津乐道的“别具匠心”，不知是否会感到一种有趣的慰藉。
开尔斯对于中国传统建筑南北风格上的喜好倾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来华参与“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的外国建筑师中，似乎具有共性。如主持设计了燕京大学的美国著名建筑师亨利·墨菲便也曾表达过同样的看法：“即使初到中国，为了显得他对当地建筑观察深入细微，墨菲一上来便声称他喜欢一种‘更紧缩’的北方风格，而不是繁复的南方样式……”[4]民国初年墨菲在中国建筑实践的声名鹊起，使得他得到了国民党政权的看重，在受聘为南京国民政府建筑顾问后，主持设计了南京灵谷寺阵亡将士纪念塔和纪念堂，并完成了“首都计划”。与此同时，除了燕京大学外，墨菲还设计了雅礼大学、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教会大学校园建筑。上述这些案例，也包括开尔斯设计的国立武汉大学，绝大多数均位于中国南方城市。事实上，由国民党当局发起主导的“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其最核心的阵地也就是在南京、上海等长江流域城市中。在这场建筑复古运动中兴建的众多“固有形式”的大屋顶建筑，多采用了北方官式风格。这些大屋顶与南京、上海本地原有的建筑语汇之间，基本是断裂脱离的。如国民党在上海江湾修建的市政府大楼，就完全是一个北京明清皇家建筑的翻版，而与上海本地的诸如“豫园”等江南建筑风格完全无关。然而，当这一模式在地处长江中游，相对远离“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中心的武汉复制时，在建筑师、营造厂、业主三者的关系中，建筑师明确而强势的理念相对淡化，营造厂的自主性相对增强，由此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在最终的建筑作品上呈现出细微的裂痕。
图5 国民政府时期的上海市政府大楼
图6 江南风格的上海豫园
承建武汉大学文学院、男生宿舍和学生饭厅的汉协盛营造厂，是汉口近代著名的建筑营造厂，承建了汉口众多地标性近代建筑。该厂的老板沈祝三是浙江宁波人，与当时鼓吹和支持“复兴民族文化”的蒋介石是老乡，营造厂的工人也大多是南方人。在建筑理论建构尚未完成、建筑文化交流尚不深入的当时，在中式大屋顶的建造问题上，比起苍白的图纸，工匠们更倾向于根据既有的经验来完成建造。出自江南工匠之手的大屋顶，往往不知不觉就会带有浓郁的江南特色，这种案例并不鲜见：出现在武汉大学建筑屋顶上的问题，也同样出现在了同时期的汉口商业储蓄银行大楼上。该大楼由上海的陈念慈建筑师设计，汉协盛营造厂（一说汉兴昌营造厂）承建，1933年始建，次年竣工。从登载于1933年《建筑月刊》杂志上的设计图纸来看，大楼顶层的中式阁楼，屋顶是一个线条平直的简化的北方式屋顶。[5]然而从后来大楼落成后的老照片来看，这个屋顶却被建成了一个完全的江南式屋顶：无论是上翘的屋角，两侧升起的屋檐还是山墙、鸱吻的装饰造型，都具有浓郁的江南建筑风格。其与设计图纸的相异程度，远甚于汉协盛在武汉大学的几个屋顶上的问题，可以说完全是抛开了图纸另起炉灶。文献中没有记载陈念慈建筑师此后对这个走样的屋顶有无异议，或许作为比开尔斯更了解中国实际的本土建筑师，他对于这类“画虎类犬”的结局，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也未可知。由此可见，在当时中国的南方城市里，本土建筑风格语汇的惯性是极强的，如果没有来自政治力的强力干预和建筑师的深度介入，要想在江南建筑传统氛围中演绎出地道的所谓“中国固有形式”，多半是很容易走调的。
图7 图纸上的汉口商业银行顶层阁楼
图8 落成之初的汉口商业银行顶层阁楼
这或许也从一个细微的方面折射出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究竟何谓“中国固有之形式”？从南京、上海等地的实践来看，当时所谓的“中国固有之形式”，其实就是北京明清皇家宫殿建筑的“固有形式”。这样一种单一历史时期、单一地域、单一建筑类型的艺术风格，要想概括整个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显然是难堪大任的。尤其是中国建筑文化的南北差异，在这场运动中被人为忽略，这是导致在武汉大学等设计案例中出现偏差的根本原因所在。以这场运动为开端，此后数十年的历史中，中国又不断上演了数次建筑领域的民族形式复古运动，其结果是使得以北方官式建筑为核心的建筑样式，在大江南北深入人心，成为了国人心目中的一种隐隐的中国古建筑“范式”。这也正是在今天的中国，一些南方乡村新建的庙宇祠堂，会出现外观俗艳、与乡村原有古建筑格格不入的“红墙黄瓦”的历史根源所在。八十多年前留在武汉大学狮子山建筑群中的两种不同造型的屋角，正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建筑设计“中西南北”之间的碰撞所产生的裂痕。这种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今天国人借鉴反思。
【注释】
[1]参见李晓虹、陈协强：《武汉大学早期建筑》，湖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5页。
[2]《王校长纪念周演说辞》，《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119期（1932年3月12日）。
[3]沈中清：《工作报告——参与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设的回忆（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简史）》，1982年3月，武汉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年代号1982，分类号X22，案卷号6。
[4]唐克扬：《从废园到燕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6页。
[5]陈念慈：《汉口商业银行——剖面图（乙）》，《建筑月刊》1933年第1卷第9、10期合刊，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