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大学校长本职——“苟有一个学生能留校上课，本人当绝不离校”
王星拱对于抗战与教育之间的关系的基本看法，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前方抗战固然重要，后方育人也不可少”[9]。早在1937年7月16日，当王星拱应邀参加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的“庐山谈话会”时，便与其他20多位与会代表“议决建议于大会：如战事发生，学校不停办……”[10]在形成了这样的基本理念后，王星拱更是不遗余力地在校园内外广为宣传自己的这些主张。对此，当时在武汉大学政治系一年级就读的端木正，曾有如下回忆：
在公开的场合，在个别的谈话，我都听到王星拱校长的讲话，他的看法令我心悦诚服。他说，敌人的飞机还没有炸毁我们的学校，我们不能自己瓦解了。我们不是要和日本兵拼命，我们的敌人是日本东京帝大，只要日本的大学还在上课，我们无论多么艰苦也要把学校办下去。战争需要培养专门人才，将来建国更需要人才，大学不能停办，念书也是抗战。
这是他的讲话大意，他讲时更加铿锵有力……[11]
正因如此，当武汉大学的部分师生要求学校实施“抗战教育”时，便遭到了王星拱校长的断然拒绝。他指出：“战时教育这名词在全世界教育史上都没有的，教育的意义应该是埋头读书。”[12]当年12月初，由于社会上“盛传武汉大学业已暂行停课，并已有学生多人离校”，汉口《大公报》记者特地来校调查，对此，王星拱校长郑重声明“并无其事”，并且表示：“学生如离校赴前方工作，或学生返其家乡作后方后援工作者，均任其自由离校，如学生留校，则必须上课。”他还声明：“苟有一个学生能留校上课，本人当绝不离校。如一旦有变故时，学校当局必尽力设法，以谋学生之安全。至于学生最近要求变更课程，乃绝不可能之事，此实有事实上之困难，即如学生求所谓抗战教育之课程，院长亦无法办到，各教授亦无此种学识，无法授课……教职员方面，则全部在校，学生离校者，亦仅有必须离校之一小部，想其数目当在百十人之间。”在此之前，王星拱校长还曾在学校发出布告：“如有同学返里者，可由校方贷款，而同学赴军事机关服务者，学费则可退还。”[13]
总之，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在王星拱校长的极力坚持与合理引导下，尽管前线的战事日益激烈，但身处后方的武汉大学，依然弦歌不辍，始终保持着平日里的那种正常的教学秩序与良好的读书风气。对此，王星拱校长颇为满意，对于当时的情形，他曾有如下回忆：
自芦〔卢〕沟桥的炮声震惊了珞珈山以后，本校师生无不怀于国难的严重，而肩荷着抗战与建国的两重使命。所以当时珞珈山周遭的气氛，特别显示出紧张，活跃。不过紧张中却含有充分的理智，活跃并不曾无谓的骚动。因此，师生间除在不影响课业的原则之下，做些切实有效的抗战工作外，一向特有的读书精神，仍未尝减削，自是一件可喜的事。
……
毕竟日人“三月灭华”的口号，全是梦中的呓语。开战后半年多，东湖水涯，珞珈山顶，弦歌的声浪，依然随时随地可以听到。他如校中教学上的设置种种，那时固拥有五个学院——文理法工农，十五个学系，七百九十余名学生，所需要添置的图书仪器很多，乃因临近武汉，与海外交通，尚称便利的原故，供应上还不成问题。后来日人毒计，想毁灭我文化，遂到处派机摧毁我文化机关。珞珈山的领空，也时常发现它们的阴影，但每过一次，只平添了我们无限的敌忾和仇恨，从没有遭遇过损失。就当时国内一般的大学情况来说，那个时代的珞珈山，还比较幸运，还不失为青年读书的好场所。[14]
不仅如此，由于武汉深处内陆腹地，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除偶尔遭受日机的零星空袭外，战火尚未全面烧及，相对来说还比较安全。因此，不少以西南各省为最终目的地的内迁高校，此时均以武汉为中转站；另有不少因家乡已经或是面临沦陷、所在高校停办或是正在迁徙途中的所谓“战区学生”，也纷纷流亡到武汉，并就近转入武汉地区各大高校借读。1937—1938年，武汉大学本校的在校学生人数总共不超过800人，但这段时间内学校先后接收的来自国内其他高校的借读生，竟有将近700人，使大批流亡学生能够比较顺利地继续和完成学业，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存续和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王星拱虽然从根本上反对实行“抗战教育”，但是他对于部分学生在学校所从事的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基本上是采取宽容和默许的态度，极少加以干涉。在武汉大学这样一所由国民政府直接控制下的国立大学里，武大学生中的中共外围组织——“抗战问题研究会”还能多次邀请周恩来、董必武、博古等中共高层领导来到学校发表演讲，宣传抗战，这即使是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开始全面合作的时期内，也是非常难得的，而这与王星拱校长的开明与宽容也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每当这些学生的活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密切注意和高度警惕，乃至种种限制和破坏，甚至人身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时，王星拱校长也总是挺身而出，想方设法地用各种方式保护自己的学生。比如，当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将抓人的布告贴到校园内时，王星拱就愤而指出：“学校是学术天地，我的学生出了问题由我负责，你们不得擅自进校抓人。”而当潘乃斌（后改名为潘琪）等“抗战问题研究会”成员被特务跟踪时，王星拱校长亲自找他们谈话，要他们赶紧离开武汉，并资助离汉的路费。等到这些学生安全离开武汉后，学校才贴出处分他们的布告，以掩人耳目。[15]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王星拱校长不仅自己多次在校园内发表演讲，从各方面详细阐述他对抗战救国的总体认识与基本态度，还经常主动邀请一些社会各界著名人士来校进行抗战宣传。自从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武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就日益高涨，特别是在1937年11月首都南京沦陷前夕，随着国民政府的绝大多数机关、部门和党政首脑要员先后移驻武汉，各大党派领袖、各地知名人士与社会团体也纷纷云集武汉，使之逐渐成为当时中国事实上的“战时首都”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所在。在这样的背景下，武汉大学的珞珈山校园，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亦可谓是风云际会，名流纷至——包括蒋介石、汪精卫、陈果夫、陈立夫、陈诚、李宗仁、周恩来、陈独秀、董必武、博古、王明、陆定一、沈钧儒、王世杰、罗家伦、陶希圣、郭沫若、萧军、冼星海等在内的众多军政要员或文化名人，均曾来过武汉大学发表演讲，或是从事与抗战有关的其他活动。用武大校友端木正的话来说，珞珈山上出现了“难得的名人风貌”，而这些名人，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校方直接出面邀请过来的。能有幸目睹如此之多的社会各界名人之风采，这足以令当时的武大学生受益匪浅，如端木正本人当年就曾聆听过陈独秀、汪精卫、王世杰、董必武等政界名人的演讲，还曾见过著名音乐家冼星海教武大学生唱歌。直到晚年，端木正还感慨道：“我至今仍深信，王星拱校长认为应该让青年学生多见识名人的风貌，是对青年学生增进学养的一种教育方式，这种想法是有教育价值的。”[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