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建筑师开尔斯二三事
刘文祥 吴 骁
很多人都知道，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的早期规划，以及诸多美轮美奂、中西合璧的民国建筑的设计方案，皆是出自一位名叫开尔斯的美国建筑工程师之手。只是，关于这位开尔斯先生，在世人的印象中却显得颇为模糊——在国内，不仅关于他的文献资料极为稀少，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而既往的一些关于开尔斯的描述，也有不少以讹传讹的失实说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从业的外国建筑师群体已是群星璀璨。其中，以茂旦洋行及建筑师亨利·墨菲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建筑师，在全国各地主持设计了大量中国传统宫殿式大屋顶风格的现代建筑，曾引领了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一股复古潮流。与大名鼎鼎的墨菲相比，开尔斯显得有些名不见经传。但从美国所留存的一些文献资料中，我们仍可以还原关于这位武汉大学校园总设计师的一些历史信息。
开尔斯从小家庭优渥，父亲老开尔斯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后来在芝加哥成为一名著名的律师。1882年1月24日，在老开尔斯去世的前一年，他的第七个孩子出生，或许是出于对这个小儿子的喜爱，这个男孩获得了和他父亲一样的名字——弗朗西斯·亨利·开尔斯（Francis Henry Kales）。幼年丧父的开尔斯遗传了父亲的聪颖，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曾先后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并最终于1907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理学学士学位。从大学时代起，开尔斯便开始了他足迹遍布世界的丰富经历。他从1905年起，先后到过埃及、土耳其、夏威夷、菲律宾、中国香港、泰国、日本等地，并在1915年来到上海，首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1921年，开尔斯与一位名叫Noto Miyazaki的日本女子在长崎结婚。
图1 40岁时的开尔斯与他的日本夫人Noto Miyazaki（美国国家档案馆供图）
从开尔斯的人生足迹中不难看出，他年纪轻轻便见多识广，尤其对东方世界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或许也是驱使着他后来将其生命中最重要的时间留在中国的原因所在。而他早年游历世界各国的经历，也对他日后设计武汉大学校园建筑产生了影响。
在设计武汉大学新校舍工程之前，开尔斯在中国建筑界只有一次短暂的露面。1925年5月，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在报上刊登《孙中山先生陵墓建筑悬奖征求图案条例》，面向全球公开征集孙中山陵墓的设计方案。至当年9月，有关专家从全部40多件应征作品中，评选出了头三名，以及不发奖金的七份“名誉奖”。被定为头奖的即是后来付诸实施的吕彦直方案，而在名誉奖中，位列第三的即是开尔斯所提交的方案。开尔斯的设计方案为一座宝塔形，中央为一座底座加高的多边形塔，四角另有四座方形小塔，这一设计方案的灵感，来自北京香山碧云寺孙中山衣冠冢的金刚宝座塔，以及伊利诺伊州的林肯墓地。
1928年6月，中华民国大学院决定在改组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的基础上，筹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李四光首先提议应在武昌郊外另建新校舍，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对此建议表示“极端赞成”，并指令成立一个以李四光为首的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当年11月28日，武大建筑设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正式确定在武昌郊外的落驾山（后改名为珞珈山）南麓的“卓刀泉东湖嘴一带”建设新校舍，此外，会议还决定由委员长李四光负责聘定工程师。随后，李四光便前往上海物色工程师人选，最终相中了开尔斯，并邀请他一同前来武昌考察武汉大学新校址。
李四光等人当年去上海后究竟是如何认识开尔斯的，由于史料缺乏，我们至今仍不得而知。令人充满疑惑的是，当时在中国负有盛誉的著名外国建筑师已为数不少，武汉大学为何独独看中了名气和资历相对较为普通的开尔斯？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大胆且冒有很大风险的选择，也实在是一个难解之谜。
据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绘图员沈中清回忆，建委会委员兼秘书叶雅各等人在上海认识开尔斯之后，“经与初步叙谈，情趣融洽。随后花五百元钱，包乘一架专机从上海直航武汉，飞越落驾山上空时低飞盘旋俯视校区全貌。次日登山实看，开尔斯对于落驾山的地理形势极为赞赏”。另据王世杰在1929年11月所说，开尔斯当时在珞珈山一带实地考察之后，“亦力称该地为极好的校址，因为在建筑上说，那一带都是些不甚高峻的山，山石可以利用，水的供给亦好，泉水湖水都可用”。不过，对于武汉大学新校舍的具体建设地点，开尔斯却提出了有别于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的一个“粗略想法”——“拟在落驾山北麓以狮子山为主要校舍建筑中心，各院系教学楼分别建筑在各小山上。落驾山南麓为住宅区，西边杨家湾为商业服务区”（沈中清语）。此建议很快就被建筑设备委员会采纳，于是，武汉大学的新校址就这样由珞珈山南麓改到了山北，而开尔斯也随之成为为武汉大学最终确定新校址具体范围的关键人物。
开尔斯接受了武汉大学新校舍的设计任务后，主要校舍的建筑设计由他本人亲自操刀，结构设计则请有关专业同行协作解决，主要邀请了上海华懋地产公司的波兰建筑师列文斯比尔（Abraham Levenspiel）和汉口景明洋行的德国建筑师石格司（Richard Sachse）等人。其中，列文斯比尔曾参加过上海电厂、锦江饭店北楼、香港九龙半岛饭店等工程的建设。由于开尔斯和他的日本夫人平时习惯在上海居住，主要业务也在上海，在武汉没有办事机构，因此，武汉大学新校舍的设计工作，他都是在回到上海之后进行的。考虑到自己不能常来武汉照看业务，开尔斯便委托景明洋行的石格司作为他的全权代表，负责来工地解释图纸中的疑问，检查施工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并处理施工中出现的问题。开尔斯与武汉大学订立的设计费按照工程造价的5%计算，其中约有2/5要分别付给他的协作同行与代表。
当时，开尔斯的身体已不大好，而且颇显老态，当年47岁的他，竟然被沈中清误认为“当时已是六十左右的高龄”。武汉大学校友杨鸿年在多年后回忆起开尔斯时则指出，“此人后来我曾见过，身材高大，两鬓花白，衣着朴素，看上去就是一个脚踏实地、认真工作的人”。事实上，开尔斯的规划设计工作的确是认真负责且细致入微的，就像王世杰校长后来向武汉大学师生所介绍的那样，“工程师并且指出何处应植能经数百年的百果树，那一处又要植那一种树，总求要能与房屋一样的耐久，这就是求坚固的明证”。
1929年10月，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审议通过了由开尔斯提交的武大新校舍建筑计划概图，并正式聘请其为本校建筑工程师。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于1930年3月开工，1931年底陆续完工。1932年2月，武大从武昌东厂口老校舍搬迁至珞珈山新校舍。3月7日，武大全体师生首次在新校舍集会，王世杰校长向大家简要介绍了一下新校舍建设的大致经过，并特地提到了开尔斯先生，他充满感激地告诉武汉大学师生：
关于设计方面，是由李仲揆先生和美工程师开尔斯先生负责，叶雅各先生也尽力不少。在这里，我们最要感谢的是开尔斯先生。他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他不计较报酬，而完全把兴趣寄托在艺术方面。他每每为了图样的设计，站在这个冷峭的山头上一两点钟之久。在从事于理学院建筑的一月之前，他因为过度辛苦地工作，竟然在上海病了。这一病下来就有两年之久，到现在还未完全痊可。病中几乎危急不起，可是我每回到上海去看他的病的时候，他的病室里总是满满的陈列着关于武大校舍的图案。最近他在上海听说武大全体迁到了新校舍，他竟又扶病到汉口来了。我们到汉口去会他，他的房里依然是满陈着武大校舍的图案，并且同时还在力疾从事图书馆建筑的设计。他给予我们的帮助实在大得很！假使像平常一般市侩式的工程师，专门计较报酬的厚薄，那末我们的建筑也许更要发生许多困难了吧！在这个星期内，他或者会到我们这里来一次的。
王世杰直到晚年寓居台湾时，仍然对开尔斯当年为武汉大学的珞珈山新校舍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念念不忘。1977年10月，武汉大学校友殷正慈去拜访王世杰老校长，王世杰在回忆武汉大学往事时，还特别提道：“当年建校，有一位美国人，不可不提。他就是开尔斯先生……所有设计图样均出自于他的大手笔”，并且高度称赞其“成就不凡”。
在以文学院、理学院、学生饭厅、男生宿舍为主体的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全面完工之后，建设规模更为庞大的二期工程中的图书馆、工学院、法学院、理学院（扩建）、体育馆、水工试验所等主体建筑，仍然继续由开尔斯进行设计。到1937年初，上述建筑均已陆续建成。然而，随着当年7月全面抗战的爆发，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建设尚未全面完成，便被迫中断，当时，开尔斯尚有不少校园及建筑规划方案来不及付诸实施，亦只能就此束之高阁，其后也再无任何实现的机会，留下了一些永远的遗憾。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开尔斯仍然留在租界“孤岛”内。1942年夏，他离开上海，取道莫桑比克回到美国，不久后又移居加拿大魁北克。1957年2月9日，开尔斯在蒙特利尔去世，享年75岁。
众所周知，开尔斯所主持设计的武汉大学校园建筑，是以中国明清北方宫殿式建筑为主要风格的。但若仔细观察，我们从中仍可以看出许多其他的元素。比如在学生食堂的屋顶设计中，开尔斯将原本的歇山屋顶屋面做了两次抬升，形成了一个三层叠摞式的复杂结构，使得屋架下的空间得以加高，形成了两层的礼堂空间，而从外观上看，这一建筑造型显然并非中国古代北方官式建筑的做法，而带有华南地区甚至东南亚建筑风格的影子，这很可能是开尔斯从他早年在中国香港、泰国工作和游历时所见当地建筑造型中得到的灵感。又如外观为拜占庭建筑风格的理学院主楼，其室内教室的立柱，采用了古埃及纸莎草柱的样式，这也很可能与开尔斯青年时代游历埃及的经历有关。
此外，武大校园的核心地标建筑——图书馆，其屋顶造型颇为别致，是一个传统歇山顶增加四条戗脊，形成一个平面为八角形的八角歇山顶，且正脊正中还加上了一个宝顶形状的脊刹，这一造型别致的八角歇山顶，在中国古代建筑中颇为罕见，在此之前，笔者所知仅有厦门南普陀寺大悲殿，采用了相同的造型。由于厦门是中国近代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南普陀寺又是近代厦门的地标性景观之一，经常出现在外国人拍摄制作的厦门照片、明信片中，因而我们有理由推测，开尔斯设计武汉大学图书馆屋顶造型时，有可能借鉴了厦门南普陀寺大悲殿的屋顶造型。
为了感谢和纪念开尔斯先生对珞珈山新校舍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武汉大学后来曾授予其名誉工程师的称号，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只有他一个人曾获得过此项殊荣。斯人虽已永远离去，但由他一手设计的诸多经典建筑群，至今仍在东湖之滨、珞珈山麓巍然屹立，成为武汉大学的美丽校园中最为出彩的一道风景线，以及这所崇高学府永恒的标志与象征。
（本文主要根据武汉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武汉大学档案、武汉大学基建档案中的有关内容以及美国国家档案馆藏开尔斯相关档案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