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总体规划的演变
刘文祥
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在20世纪30年代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其总体规划也经历了不断修改和调整的过程，回溯这一过程，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出建筑师开尔斯对珞珈山规划构想的演变，以及武汉大学校园规划过程中各种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
1929年初，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与美国建筑师开尔斯在上海确定了合作意向，随后建委会委员兼秘书叶雅各与开尔斯一同回到了武汉。建委会工程处绘图员沈中清后来回忆：
经与初步叙谈，情趣融洽。随后花五百元钱，包乘一架专机从上海直航武汉，飞越落驾山上空时低飞盘旋，俯视校区全貌。次日登山查看，开尔斯对于落驾山的地理形势极为赞赏，并提出了粗略想法：拟在落驾山北麓以狮子山为主要校舍建筑中心，各院系教学楼分别建筑在各小山上。落驾山南麓为住宅区，西边杨家湾为商业服务区……为了便于设计，开尔斯……要求将狮子山一带中心地区提前测量，尽早出图。[1]
开尔斯看到落驾山（珞珈山）的第一眼，便是从高空俯视，加之其作为建筑师的敏锐思维，使得在他的脑海中，注定从一开始便会有和武汉大学校方人士不一样的想法。与建委会所议定的珞珈山南麓平坦开阔的“卓刀泉东湖嘴一带”不同，开尔斯一眼就看中了珞珈山以北这片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这看似不过是山南山北的小小区别，背后却暗含着一种规划理念的巨大差异。开尔斯以建筑师的眼光，注意到了珞珈山北面地势起伏、山头林立的丘陵地带，并敏锐地意识到依托这一地势，可以非常出色地展开极富立体感的组团式校园布局。
一个客观事实是，在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中，没有一人具有建筑学或城市规划学的专业背景。在建筑设计和整体规划的专业问题上，建委会与开尔斯之间显然存在知识的不对等。不过，建委会对于开尔斯的专业判断极为尊重，这一点从聘请开尔斯的最开始便表现出来。自从开尔斯来到武汉并提出了以珞珈山北面的狮子山为中心建筑校舍的想法后，李四光、叶雅各、缪恩钊等建委会中与他直接打交道的人似乎都无异议，并且十分赞同——建委会工程处立即按照开尔斯的要求，先行绘制狮子山中心区的测绘地图。1929年6月，工程处完成了狮子山中心区的测量工作并绘制出等高线地形图送给开尔斯。开尔斯在收到地图后，也立即开始进行整体规划的设计工作。
我们再来看看1929年11月28日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所讨论通过的新校舍建筑计划大纲：
建筑计划大纲：
（1）地点：卓刀泉东湖嘴一带
（2）建筑物：以宏伟、坚牢、适用为原则，不求华美
（3）建筑内容：
（子）教室房屋二座
（丑）实验室房屋二座
（寅）寄宿舍三座（学生二座、教职员一座）
（卯）教职员住宅（以新村形式组织之）
（辰）发动机厂
（巳）小机器厂
（午）自来水
（未）煤气厂
（申）图书馆
（酉）演讲厅
（戌）办公厅
（亥）陈列所[2]
这一建筑计划大纲中所列的十二项建筑项目，又计划分为两个步骤进行，前八项为第一步建筑计划，后四项为第二步建筑计划。从这一建筑项目名单中，透露出许多重要的信息。不难窥见，在请来建筑师开尔斯之前，建筑设备委员会对于新校舍建筑的规划并无清晰的概念。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计划大纲中仅列出“教室房屋二座”，不仅较日后实际建设的教学楼建筑少了许多，且最为关键的是在这里所提出的教学楼建筑，并非按照学院分建，而是计划作为全校的公共教学楼。这一模式，大体依旧脱胎于东厂口旧有校舍的概念。从武昌高师以来，东厂口校园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大致仍是沿袭清末以来形成的传统院落式格局。在这一校园中，受到空间和格局的限制，学校的教学区没有也不可能出现各自相对独立的学院分区，只能是全校各院系共同使用有限的公共教学楼。在建委会成立之初，尽管委员们对于东厂口的旧有校舍极为不满，但他们只是希望在城郊山水秀丽、面积广袤的新校址建设一个新校园，而对于这个新校园的具体形态，并无清晰的、脱胎换骨的新概念。尽管没有确切文献记载，但从“教室房屋二座”这寥寥几字背后，我们或可窥见在开尔斯出现以前的此时，建委会委员们的脑海中隐约浮现出的那个模糊的新校舍图景，与日后开尔斯绘制在图纸上的校园格局，是大不相同的。
到了1929年初，开尔斯的到来令一切发生了迅速的改变，这种改变的本质是新的规划理念带来的校园格局的根本改变。开尔斯来到珞珈山实地察看以后，对于建委会早前预定的校址——珞珈山南东湖嘴到卓刀泉这片平淡无奇的平地并无多大喜好，却对山北这片冈峦林立、地势起伏的丘陵地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这些山头几乎都是光秃秃的荒山，因此站在最高的珞珈山上看去，地势形貌一目了然。他注意到在这片丘陵地带中，狮子山居于中心位置，体量相对较大，而在狮子山的周边，环列着数座相对矮小的山头。在狮子山东头与珞珈山中段之间，又有一段山梁相连，由此在狮子山南坡形成了一个向西敞开的U形谷地。这样一个层次丰富、极具立体感的原始地貌，激发了建筑师开尔斯的灵感。就在当天，站在他第一次登上的珞珈山上，开尔斯便颇为激动地讲出了他的构想，这便是前文提到的沈中清的回忆：“次日登山查看，开尔斯对于落驾山的地理形势极为赞赏，并提出了粗略想法：拟在落驾山北麓以狮子山为主要校舍建筑中心，各院系教学楼分别建筑在各小山上。落驾山南麓为住宅区，西边杨家湾为商业服务区。”
与之前建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建筑计划大纲相比，开尔斯的想法从纯粹的纸上开列清单，开始落实到新校址的具体形貌。而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变化在于原先的“教室建筑二座”变成了“各院系教学楼分别建筑在各小山上”。这一变化的实质是开尔斯提出了全新的规划理念：新校舍教学区的建筑布局，将不再设公共教学楼，转而以学院为单位，各自“占山为王”，形成组团式布局。
开尔斯的这一构想得到了建委会的充分尊重，而他紧接着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将主要的学生宿舍安排在教学核心区内，构成狮子山建筑群的主体建筑之一。开尔斯计划将学生宿舍依狮子山南坡而建，而顶部保持水平，形成一个巨大的广场。
从视觉上说，这一想法是颇为震撼的。“在设计构思中的想象，如人们站在珞珈山北麓半山腰远眺狮子山建筑群，好像是整体似的一座十几层高，二百多米开阔的巨大宫殿，观瞻甚是华丽宏伟。”[3]然而，从布局上说，这显然极大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校园建筑，乃至于和当时被视为最先进的教会大学校园相比，也是颇为另类的。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前朝后寝”似乎已成定式。即便是同样由美国建筑师设计的燕京大学，在进入校门后，首先也是行政楼、教学楼组成的建筑群，走向校园深处才可见学生宿舍区。而开尔斯构想的狮子山建筑群，不仅将体量硕大的学生宿舍展露无遗地摆在山前，而且成为了通往图书馆和教学楼的必经之路，成了一个“前寝后朝”，这在当时而言，不能不说有些惊世骇俗。不过，他的这一想法似乎没有受到来自武汉大学校方的任何阻力，甚至于他所描绘的那“观瞻甚是华丽宏伟”的“巨大宫殿”的图景，倒确实是令建委会颇为欣赏。
图1是一张新校舍总平面蓝图。虽然图上没有时间落款，但根据图中内容，可以肯定这是目前可见的最早的珞珈山新校舍的规划图，制图时间约在1929年夏秋之际，也就是开尔斯获得建委会工程处提供的测绘图之后所进行的最初设计。这一设计完全循着“在落驾山北麓以狮子山为主要校舍建筑中心，各院系教学楼分别建筑在各小山上，落驾山南麓为住宅区”的最初构想而展开：饭厅、文学院、图书馆、男生宿舍、理学院等建筑沿狮子山东西向一字整齐排列，法学院、工学院则在对面的火石山，分别与图书馆、理学院相对应。工学院后方的珞珈山顶上的八边形，可能便是最初规划的水塔所在位置。而连接两山之间的那道山梁，则布置了生物大楼、大礼堂和行政楼。与大礼堂相对的是体育馆及其西侧的游泳池和网球场。而体育馆、理学院、工学院、大礼堂合围的盆地，就是校园内的大操场。医学院被放置在理学院北面的廖家山南坡，农学院则偏居校园最西北角的湖边地带。“以新村形式布置之”的教职员住宅区，位于珞珈山东南麓的山坡上，而在其旁边的珞珈山东山头，则准备建设女生宿舍。在这一布局中，一横两纵的三大轴线十分清晰：由游泳池、体育馆、大操场至大礼堂的东西轴线（以下简称横轴线），由医学院、理学院、工学院至水塔的东侧南北轴线（以下简称东轴线），以及由图书馆、男生宿舍、游泳池至法学院的西侧南北轴线（以下简称西轴线）。三大轴线的确定，对于珞珈山新校舍的规划建设而言是极具意义的标志性节点。从此，那个模糊不清的新校舍建筑计划大纲，与东湖之滨这片冈峦林立的荒郊野岭之间，在这一横两纵之间开始了实实在在且不再动摇的结合。尽管在后来的数年间，建筑计划一再发生了远超出开尔斯和武汉大学最初预想的巨大变化，三大轴线的长短也各有伸缩，但一横两纵的骨架，却再未有根本改变。
图1 1929年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设计平面总图（图片来源：武汉大学档案馆）
1929年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所收录的“新校舍设计平面总图”（图2），是目前已知的绘制时间第二早的总平面设计图，时间大约在1929年底，比图1的首张总平面图的绘制时间稍晚数月。与之前那张整齐严谨、纵横有序的规划图不同，这张图所发生的一个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建筑布局不再完全方正，而是应地形变化而曲折起来。原先从廖家山穿越狮子山、火石山直达珞珈山顶的东轴线大为缩短：北边廖家山上的医学院和南边珞珈山上的水塔，均不再被设置在这条轴线上。而狮子山上西起学生饭厅，东到理学院的一横排建筑群，也不再严整排列在同一水平线上，而是顺着山势的弯曲而呈一个微微曲折的“S”形。而校园的西边，为了顺应地形以及街口头—珞珈山马路的走势，球场和游泳池也不再延续横轴线的严格东西向排列，而改为了东北—西南向排列。此外，原先准备布置在火石山上的法学院，也被移到了狮子山上，与减为一栋的文学院分列图书馆左右。不过，男生宿舍被增加为六大栋，向西一直排列到了狮子山的西头。
图2 1929年底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设计平面总图[4]
1930年的“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设计平面总图”，是新校舍一期工程落成以前的最后一张规划图（图3）。与前一版本相比，这张图的设计又发生了一些新变化：珞珈山西边山顶上的水塔被取消（后来移往东边兴建）；校园西侧的建筑布置因当时校界的划定而大为缩减。而在这一版本的规划图中，最大的变化是校园东侧东湖边的设计。开尔斯似乎是看到西侧受到限制，难以施展，于是计划将横轴线向东延伸到东湖边，利用侧船山、半边山一带的湖汊布置花园水景。
图3 1930年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设计平面总图[5]
从1931年开始，《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上的平面图不再是规划图，而是实际校舍的反映。从新校舍的建设进程看，开尔斯的总体布局构想大体得到了尊重和延续，比如1936年新增的华中水工试验所，就被布置在了工学院正后方——东轴线的南延线上。不过因经费限制，许多项目的建设规模都不断缩水，如男生宿舍的六栋很快又减为四栋，图书馆的三栋减为一栋，理学院的五栋减为三栋，农学院、医学院原先那宏伟的建筑群设计方案则干脆被完全取消了，至于大操场东侧的大礼堂等三大建筑，则始终没有经费开工兴建。由此再回看开尔斯1929年即确定的三大轴线，在体育馆开工以前，事实上只有东西两条纵轴线得到了实现，而横轴线尚停留在纸上。
另外一个事实值得注意：从街道口至珞珈山校址的马路，在校址内的一段，是在新校舍动工之前即已修建的。当时只为从工程成本角度考虑，并未与后来的校舍规划相协调，因此其走向并不规整，为东北—西南走向。这一段斜向的马路，插进校园核心区的中央地带，虽从交通的角度并无任何不便，但在规划者眼中，却必然带来如鲠在喉的不快。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男生宿舍下到这条路边的山坡地带被校方绿化造林成为花园，以及此路以南顺着马路方向建成数个网球场以后，开尔斯似乎意识到这条马路的存在这一愈加牢固地既成事实，恐将威胁到他的校园东西横轴线的实现。而横轴线上的体育馆、游泳池、大礼堂等建筑，校方迟迟无力兴工，更加加剧了这一趋势。当时，大操场南北两侧的理学院、工学院是严谨相对的，操场东侧尚无建设，但大礼堂居中的规划一直画在纸上。开尔斯意识到横轴线尤其在西侧的谷地中有湮灭的危险（见图4），因而紧要的是先以体育馆来突出轴线西端点的位置，保证以后有修正道路、回正横轴线的可能。于是在1935年，当开尔斯终于等来了武大体育馆的设计任务时，便决定改变之前将体育馆紧靠在操场西侧的设计，而将其西移至狮子山西头的学生饭厅之下。这一规划，从1936年发表在《建筑月刊》上的校园中心区规划平面图上可以清晰看见。体育馆的西移，表明开尔斯又放弃了在大礼堂东侧至东湖边施展横轴线的不切实际的想法，转而回到了最早的想法——在大礼堂以西，以狮子山、火石山之间的谷地来布置横轴线。只不过与1929年最早的设想不同，开尔斯决定将体育馆这一重要建筑移至这条轴线的西端，用以凸显这条轴线的起点。从这一布局不难看出，开尔斯试图用体育馆的这一位置，来再次强调布局横轴线的重要性，并试图扭转几年来这片谷地中歪斜的建筑布局，为接下来横轴线的修正埋下伏笔。因此在1936年的中心区规划图中，尽管开尔斯依旧保留了原有的那条看上去歪斜横插进校园核心区的道路，但新增了横轴线所在的以体育馆东门至操场西侧中点的马路，与原道路交叉。而这一交叉点，又恰好与图书馆中轴线所在的西轴线相交，于是在此形成了一个校园中心花园（见图5）。这一想法，可以说是1929年夏最早的一版规划与1929年底第二版规划的一个折中方案。
图4 1935年珞珈山校舍核心区平面图[6]
图5 1936年国立武汉大学校园核心区设计平面总图[7]
开尔斯的愿望固然美好，以体育馆的布局来试图实现东西轴线的布局也不可谓不高明。可惜很快抗战爆发，珞珈山新校舍的建设只能戛然而止，大礼堂以及大操场看台的建设都化为了泡影，而体育馆东门向东的这条笔直的马路，以及其上的中心花园，也都只能永远定格在1936年的这张图纸中了。在开尔斯脑海里的横轴线，最终只有宋卿体育馆一座建筑孤零零地矗立在狮子山西山脚，与其他校园建筑之间显得有些疏离。而从宋卿体育馆这略显孤独的身影中，自1929年以来珞珈山校舍规划不断改变背后的些许无奈，或许可以隐约窥见。
【注释】
[1]沈中清：《工作报告——参与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设的回忆（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简史）》，1982年3月，武汉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年代号1982，分类号X22，案卷号6。
[2]《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本校及武汉政治分会有关武大建筑设备委员会文件》，武汉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6，年代号1928，分类号X7，案卷号6。
[3]沈中清：《工作报告——参与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设的回忆（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简史）》，1982年3月，武汉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年代号1982，分类号X22，案卷号6。
[4]参见《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十八年度）》，1930年。
[5]参见《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十九年度）》，1931年。
[6]参见《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廿四年度）》，1935年。
[7]参见《建筑月刊》第4卷第2号，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