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
刘文祥 吴 骁
在民国时期，国立武汉大学及其前身长期是华中地区的最高学府，它从刚刚创办的时候开始，就与中央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民国后期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与国立武汉大学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结，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国立武汉大学的珞珈山校园便非常充分地见证了这一点。
1928年6月，中华民国大学院决定彻底改组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在此基础上筹建国立武汉大学。年底，为了在武昌郊外建设新校舍，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初步拟定了150万元的建筑设备费，由中央政府和湖北省政府各分担一半，并先后得到了教育部和当时尚由国民党桂系军阀控制下的湖北省政府的批准。然而，1929年3月底，蒋桂战争爆发，4月初，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便控制了武汉。当时，武汉大学之前所申请的150万元建筑设备费，“实际领到的只有二十万元，加以省政府已改变，情势变迁，一切都有落空之象”[1]。早在当年3月5日，国民政府便已任命王世杰为国立武汉大学校长，5月22日，王世杰到校视事。在其正式就职前后，他曾先后前往上海、南京、武昌等地拜访财政部长宋子文、行政院长谭延闿、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等人，力求落实中央和地方政府分任半数的那150万元建筑设备费。11月，王世杰曾经在给湖北省政府的一封公函中提到，在武汉大学的建筑设备费先后经中央和地方核准后，“本年五月，国民政府蒋主席鉴于兹事之重要，曾电令贵府继续付款，俾照定案进行”[2]。这就说明，即使是在当时湖北政局已变的情况下，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对于桂系势力过去曾经大力支持过的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建设，仍然是继续予以全力支持的，在各种军政事务非常繁重的情况下，还抽空亲自电令湖北省政府继续为武汉大学拨款。
1929年秋，武汉大学因为珞珈山新校址内的坟墓迁移问题，与一些地方土著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其中有少数豪绅，不断向湖北省政府纠缠施压，要求武大立即停止新校舍建设，另觅校址，而这种无理要求一度得到了湖北省政府的支持，武大新校舍建设一时陷于前功尽弃的边缘。在这种局面下，王世杰力挽狂澜，除了坚持原则、毫不妥协外，也积极向各方求助，争取支持。当年11月20日，王世杰还专门就此事直接致函蒋介石，这封信的底稿全文如下：
介公主席钧鉴：
前者节麾莅汉停宿，即赴前线，深以未及承诣行营，面陈种切为叹。夏间杰由宁来鄂时，我公殷殷以完成武汉大学新建筑计画相嘱。数月以来，深惧有负钧嘱，遂竭全力进行一切。现本工事筹备已竣，正在招标兴工，倘无阻滞，预计十数月内，即可就武昌城外东湖之滨，完成一新式大学。惟新校址内，杂有少数坟墓，此间思想顽蔽二三土劣，不顾法律，时以抗迁相援，工事遂生障碍。现行政院已令饬鄂省政府，严禁阻抗，倘我公便更嘱省府，负责禁止阻抗，新校之成，计日可待，莘莘学子，将供拜我公之赐！且抗阻迁坟之习，不止妨碍造校，此风若长，一切革命的建设，如造路、辟市、开矿之类，将均不免感受障碍。我公一言之纠正，其所成全，将不仅武大一校已也！谨此布臆，敬祝健康！
王世杰肃上
十一月二十日[3]
王世杰在这封写给蒋介石的私人信函中，提到当年“夏间杰由宁来鄂时，我公殷殷以完成武汉大学新建筑计划相嘱”，说明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的建设工程早已得到蒋介石本人的高度重视，以至于在王世杰赴汉就任武汉大学校长之际，蒋介石还专门就此事特别嘱咐了一番。也正因为此，当武汉大学的珞珈山新校舍工程遇到重大障碍时，王世杰便在第一时间想到向蒋“求援”。虽然在武大校方的原始档案中，我们没有找到蒋介石给王世杰的回信，但时隔不久，国民政府文官处便于12月2日致电王世杰，全文如下：
武汉大学王校长鉴：准行政院函开关于贵校长呈复建筑新校不能变更地点情形一案，现据教育部呈请令饬该大学速照定案进行工事，并令湖北省政府对于不肯迁坟之陈云五等剀切开导，勿许抗阻，已如所请，分别令行等由，经陈，奉主席谕，电达武汉大学等因，特达。国民政府文官处冬印[4]
其中的“奉主席谕，电达武汉大学”一语，清楚地表明了当时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在此事上对行政院的处置方法明确表示认可的基本态度。正是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等中央高层的一致支持下，湖北省政府也只得改弦更张，转而重新支持武汉大学的新校舍建设计划，一场迁坟风波也就此平息。将近半个世纪过后，当王世杰在台北寓所回首珞珈建校往事时，还对武汉大学校友殷正慈提到，当年叶雅各教授曾率人强行迁走了若干坟墓，“当地居民愤而上诉，事情闹到中央了。其时政府已很开明，故总统蒋公，和当时行政院院长谭组庵先生（延闿），均予校方以大力支持。且各坟既已迁动，已无法将风水还原，事属无可奈何。经熊先生[5]奔走调停，群争渐息……”[6]
由上可见，早在1929年夏秋之际，蒋介石就曾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直接在精神和经济两个方面大力支持过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的建设工作，在此过程中，还曾直接支持武汉大学校方平息过一场一直“闹到中央”的迁坟风波，为珞珈山新校舍建设扫清了不少障碍。正是在以他为首的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于1931年底基本完成。1932年春，国立武汉大学从武昌东厂口旧校舍迁入珞珈山新校舍开学上课。
1932年6月底，蒋介石来到武汉，“因厌尘嚣，拟二十九日晨，赴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新校址一游，或设为分邸，就彼处办公”[7]，“该处已由省府布置就绪，备蒋长驻办公”[8]。不过，直到当年7月19日的傍晚时分，蒋介石才终于第一次来到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游览。[9]
1932年10月10日，正逢“双十国庆”，当天上午，蒋介石先是“莅湖北省党部扩大纪念周训话”，随后又来到武汉大学“召集教职员”，发表了一场名为《造成救国的学风》的主题演讲，而这也是他在武汉大学的第一次演讲，其部分内容如下：
……像现在我们的武汉大学，可以说在中国的中部是个最高学府，所以武汉大学实负有改造中国学风、挽救中国人心的责任。武汉大学的教师实是我们中国挽救危亡的第一位负责者……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在教育这方面，照着我个人的计划，国家将来的前途，统统要从教育做起，第一步就要把现在的学风完全变更过来，要成功真正的一个革命的新的学风，救国的学风，但这要我们最高学府——为一省的最高学府，居中国最中部的一个最高学府——就是武汉大学，来做一个模范。我认定把武汉大学做个模范，改造学风，改造人心，一定是事半功倍的方法，一定能按照我们的计划步骤，造成功一个新的湖北，造成功一个新的中国……
……就教育一方面讲，则改造学风，挽救人心，是要从我们最高学府武汉大学起头。今天在座的诸位教师有许多是从未见面，没有请教过的，今天是初见面，初相识，但兄弟是很忠实的希望我们武汉大学造成一个模范学府。我们同是担负救国的责任，大家用不着客气，应该言必由衷的大家贡献讨论，所以我就拿我这次到武汉三个月以来对于武汉大学所见所闻的，就客观的批评来贡献于我们学校当局和各位教职员……
我亲自观察武汉大学，初以为武汉大学是一定很注重训育的，学生出来是一定可以做各校模范的，但我细细观察的结果，却不是那末样，与我的初意完全不合……现在我们武汉大学，我曾亲来看过。我来看时是今年暑假时期，同一个朋友来看。那个朋友是外国留学生，他在政治上、教育上，智识经验都很不差。他观察一番就觉得很忧愁。他说：“学校很宏大，很整齐，可是学生不成一个样子。有的只穿了短裤，有的只穿了衬衣，都不穿外衣，衬衣、短裤又多奇形怪状，极不一致。还有拖着木屐，广东人不像广东人，日本人不像日本人。就衣的一方面看，已是不成样子，其他可知。无论学校规模怎样宏大，而精神跟不上教育，不注重精神，没有好的学风，是不能达到我们要求的程度。”他这一点批评虽然是批评我们武汉大学，可是我个人很感觉到不仅是我们武汉大学要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中国一般人无论那一个都要注意……
……我个人对于批评是绝对欢迎、接受的，我希望各位对于这一点批评也要诚心诚意的接受。现在我们国家已是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正是我们应该赶紧改造、挽救的时候，我们负有政治上、教育上责任的人们，大家赶快共同努力，设法挽救。我尤其希望教育界，尤其希望湖北最高学府武汉大学的教授、教师赶快努力，注重训育，使学生完成做人的模范，不失现代的人格，由武汉大学的学风感化湖北全省，感化全中国，进而由全国学界感化全国人心，使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都改造成为新的国民。惟有这样做去，才可以抵抗外侮，才可以安定内部，才可以挽救危局，才可以建立国家。这就是兄弟对于我们武汉大学很忠实的贡献，还要请各位教师和校长原谅。[10]
蒋介石在这次演讲中对武大学生衣着方面的批评，很多年过后仍不断被一些校友所想起和提及，从这一有趣的小细节中，也可以看出蒋介石个人刻板严肃的性格特点。不过，对于蒋的这一意见，也有一些武大学生并不买账，到了1967年，蒋介石在台湾尚在世之时，还有一位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使用笔名专门发表了一篇名叫《木屐》的回忆文章，文中指出，当时有些武大学生因为“穿惯了”木屐，“就百无禁忌地无处不穿”，“甚至穿木屐溜进图书馆，上礼堂，进教室，渐渐地损及学府的尊严。学校讲话了，这才略有顾忌，但始终没有禁绝”。他还特别提到了蒋介石当年的批评意见——“有人到过珞珈山，曾经说过，武大什么都好，只是学生爱穿木屐，很不成样子”，然后又颇不服气地回应道：“可是我们学生自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尤其在夜阑人静燃烛苦读之际，水泥走廊上传来几声清脆的木屐声，反有点雨打芭蕉的感受，很富诗意。”[11]
由于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都非常钟情于珞珈山水，平日一有余暇，他们便会经常来此尽情畅游一番。如在1932年12月1日，正值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五周年纪念日，他在当天“下午与夫人往游洪山东林，在林中作野餐，以为结婚纪念。餐罢，同观武汉大学及省府硃石山，傍晚乃回汉口”[12]。在如此重要的日子里选择前往珞珈山一游，足见蒋宋夫妇对这片山水的无比喜爱。再如1934年10月8日上午，蒋介石从汉口渡江前往武昌出席“三省总部扩大纪念周”，“十时散会”之后，“蒋即往游珞珈山”。[13]1935年2月26日，蒋介石在处理完当天的一些军政要务之后，又在“下午偕夫人渡江游珞珈山，晚仍返汉”[14]。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1937年底南京的沦陷，武汉也就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战时首都。1938年春，国立武汉大学开始西迁四川乐山，逐渐人去楼空的珞珈山校园，便被国民政府借用于开展各种抗战活动，成为当时中国抗战的一个重要指挥中枢。从这时起，蒋介石便开始常驻珞珈山，在武汉大学校园里留下了更多的足迹。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举行，据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武汉大学前任校长王世杰当年4月1日的日记所载，“临时代表大会，今晚续在武汉大学图书馆举行，至晚十二时遂宣告闭幕。闭幕前，出席大会之若干人，联名提出一案，推举蒋中正为总裁，汪兆铭为副总裁，并由提案人推吴敬恒向大会证明。当经全体起立通过”[15]。就这样，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便成为蒋介石最终在国民党内获得最高权力地位的一大“福地”。在此次大会召开前后，蒋介石还在武汉大学校园内开办了珞珈山军官训练团（当年7月1日升格为中央训练团），并亲任团长，在学校的操场、礼堂、体育馆以及东湖中学校舍等处均检阅或训练过该团的参训军官。在此期间，他曾多次下榻于珞珈山北坡的听松庐。
在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和以往一样，为了舒缓情绪，经常与夫人宋美龄一道寄情于珞珈山水之间，其日记与档案中也多处留下了相关的记载——1938年2月21日，“下午，会报后与夫人外出，到武汉大学附近散步”；[16]3月17日，“正午，在珞珈山野餐”；[17]9月27日，“正午，到珞珈山东岛上卧云亭，与夫人野餐，山明水秀，足以消愁自适”；[18]10月1日，“上午，批阅办公后，到省府，会客毕，即到珞珈山听松庐休息。下午，登山岭眺望，散步于东湖滨，自谓忙里偷暇，略纾烦虑而已”；[19]10月2日，“正午，到养云山野餐后，回珞珈山休息”；[20]10月8日，“本日为旧历中秋，夜宿珞珈山，观月静坐，公谓当军事倥偬之中得此休息，非以图乐，乃是消愁，然而此心仍不能略忘战况也”……[21]由此，我们足以了解到，在这段时间里，蒋介石不仅是长住在珞珈山，并且经常抽空在校园内外散步，甚至泛舟东湖，聊以休闲。在国难当头，强敌进逼的紧张时刻，宁静悠然的珞珈山水，成为这位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心灵避风港，为他在军事倥偬之际提供了短暂而难得的“忧中之乐”。
直到武汉沦陷前夕，蒋介石仍在珞珈山驻留，指挥武汉保卫战的最后阶段。1938年10月16日，蒋介石在当天下午“与夫人在东湖边眺望，湖光秋色，别有风景，顿增西湖与故乡之感，江山未复，军民交瘁，言念国情，凄怆万千”。[22]这段略显伤感的文字，也成为蒋介石一生中留在珞珈山的最后足迹。十天后，武昌珞珈山即陷于日军之手，而蒋介石也在10月24日深夜乘机飞赴衡阳，此后便再也没有回到过这个曾经留下他众多重要人生回忆的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
【注释】
[1]《本校第十九周年校庆暨三十六年度开学典礼校长报告》（1947年10月31日），《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374期（1947年11月1日）。
[2]参见《国立武汉大学公函》（第373号），《本校关于建筑珞珈山新校舍处理纠纷的文件（一）》，武汉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武汉大学档案，全宗号6，年代号1929，分类号L7，案卷号24；《为建筑案咨复湖北省政府公函（一）》，《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37期（1929年11月24日）。
[3]参见《本校关于建筑珞珈山新校舍处理纠纷的文件（二）》，武汉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武汉大学档案，全宗号6，年代号1929，分类号L7，案卷号25。标点为笔者所拟。
[4]参见《本校关于建筑珞珈山新校舍处理纠纷的文件（二）》；《国民政府来电》，《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39期（1929年12月8日）。其中后者抄漏了“已如所请，分别令行”中的“分别”二字。
[5]即时任国立武汉大学事务部主任熊国藻。
[6]参见殷正慈：《谒王校长雪艇先生谈珞珈建校》，国立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编印：《珞珈》第54期（1977年12月1日），第4～5页。
[7]《蒋中正召集将领会议》，《申报》1932年7月1日。
[8]《蒋中正开始在汉办公》，《申报》1932年6月30日。
[9]《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5）》（民国二十一年六月至七月）（吴淑凤编注），台湾“国史馆”2004年版，第528页。
[10]《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7）》（民国二十一年十月至十二月）（王正华编注），台湾“国史馆”2005年版，第88～118页。
[11]参见竹仁：《木屐》，《珞珈》第16期（1967年10月1日），第9页。
[12]《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7）》，台湾“国史馆”2005年版，第502～506页。
[13]参见《三省总部扩大纪念周 蒋委员长出席训话》，《申报》1934年10月9日。
[14]参见《蒋昨游珞珈山》，《申报》1935年2月27日。
[15]《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民国二十二年五月～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230页。
[16]参见《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1）》（民国二十七年一月至六月）（叶健青编辑），台湾“国史馆”2010年版，第182页。
[17]参见《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1）》，台湾“国史馆”2010年版，第275页。
[18]参见《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2）》（民国二十七年七月至十二月）（萧李居编辑），台湾“国史馆”2010年版，第338页。
[19]参见《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2）》，台湾“国史馆”2010年版，第374页。
[20]参见《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2）》，台湾“国史馆”2010年版，第379页。
[21]参见《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2）》，台湾“国史馆”2010年版，第408～409页。
[22]参见《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2）》，台湾“国史馆”2010年版，第440页。另据《蒋中正总统五记·游记》一书所载，1938年10月，“十七日下午，散步东湖湖滨，伫立眺望，曰：‘湖光秋色，别有风景，顿增西湖与故乡山水之感。呜呼！江山依然，风景如故，战况国情，凄怆万千，深信上帝必有以佑我中华，转危为安也。’”参见黄自进、潘光哲编辑：《蒋中正总统五记·游记》，台湾“国史馆”、世界大同文创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