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活动的先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在东北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东北迅速沦陷，然而日本侵略者并不就此罢手，不断扩大事态，1932年大举进攻上海，1933年又虎视眈眈地向华北扑来。一向具有爱国传统的武大青年学生，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积愤，纷纷行动起来，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先声。

当“九一八”的炮声打响时，武大的学生们立即行动起来，强烈要求校务委员会打电报给南京国民政府，敦促国联依照制裁公约第16条，一致对日实行经济绝交，并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制裁日本侵略者。10月2日，武大学生与教师一起集会，商讨抗日救亡的具体行动。会上成立了武汉大学抗日救国会；决定出版抗日刊物，进行抗日宣传；组织“义勇军”从事实际的救亡运动。会后不久，武汉大学500名师生到国民党武汉行营请愿，要求发放武器，以备抗日。12月6日，武汉大学的学生会同其他学校的学生代表计150人，组织了示威团，策应北平南下示威团与全国其他学生代表赴南京进行请愿示威活动。同时，武大学生还开展了抵制日货活动。1932年9月，他们签名发誓，在东北国土未收复之前，坚拒购买日货。为支援前方的抗日战士，他们还开展了募捐活动。据校史记载，1931年到1933年，他们共募捐现款3600元，棉背心1016件，毛巾1300条。

在武大学生的带动下，武汉其他学校的学生也纷纷行动起来。湖北省立第二中学的学生何功伟为激发大众的忧患意识，印刷了大量的“田中奏折”，作为反面教材广为散发，以唤醒人民。他还组织了二中“抗敌后援会”，带领学生走上街头，进行抗日宣传。汉口第一男中的一些学生，将学校报栏改装为抗日宣传的基地。从报栏经常可看到关于当时形势的报道：“日寇又占领通州，进逼天津，华北告急！”“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了开门揖盗的塘沽协定。”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学生们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为了团结起来，学生陈宽、叶君健、李厚生（李锐）、郭佩珊、石秀夫、魏泽同、曾昭正等组织了各种同乡会、读书会。在读书会里，他们广泛阅读进步书刊，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以及《救国时报》、《大众生活》、《大众哲学》、《世界知识》等。在读书的同时，他们还展开讨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讨论红军应当怎样发展，国民党政府应当如何对待抗日等。他们为救亡而展开的各种活动，为一二·九运动在武汉的展开，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李厚生（李锐）、郭佩珊、石秀夫、曾昭正等都是工学院机械系的学生，其活动也最为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