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呼吁与支援抗战——“咬定牙关，撑起脊梁，抱必死之决心，争最后的胜利”
1937年7月7日，驻华北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就此全面爆发。丧心病狂的侵华日军，除了与中国军队作战外，还大肆屠杀平民，并刻意摧毁中国的文化教育机关。7月29日至30日，日寇几乎完全摧毁了天津南开大学校园，激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8月1日，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胡适、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与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七位学术教育界的领袖人士，联名致电国际联盟智识合作委员会，对日寇在华北地区犯下的战争暴行进行了严厉谴责：
日本在华北之军事侵略，现已蹂躏北平附近，并沦天津为废墟。日军除残杀数千非武装的市民外，并以炸弹燃烧弹，蓄意毁灭南开大中学之图书馆、实验室及宿舍之全部。南开为张伯苓博士三十年来辛苦经营之学府，为文化及人道计，鄙人等请求贵会对于此种野蛮屠杀，及肆意摧毁教育机关之行为，公开加以谴责，并请转达各国政府，对侵略国速采有效制裁方法，庶公道复彰，而此种惨酷行为，不致再现。[2]
从1936年到1937年，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全面战争的爆发已是迫在眉睫之时，武汉大学理、工两学院的师生也开始施展专业所长，为抗战进行积极的准备。1936年11月，武汉大学实习工厂接到任务，开始设计、试制防毒工具与钢盔等，化学系与机械系教师则负责烧制和试验过滤与中和毒气用的活性炭。全面抗战爆发后，从1937年9月起，学校还接受汉阳兵工厂的委托，由实习工厂加工制造了大量手榴弹，用于支援前线的抗战，直至当年年底停工拆机装箱为止。对于这项工作，王星拱校长极为重视与支持，据当时曾在武汉大学实习工厂工作的机械系讲师赵学田的日记所载，1937年4月下旬，王星拱校长曾邀请化学系与机械系的相关教师到招待所举行茶会，在会上宣读了教育部的训令和指示，并委派赵学田等三位教师到武昌公共科学实验馆为武汉各公立中学的理化教员作关于防毒面具的演讲。对于这件事，赵学田后来回忆说：“通过这次接触，我对王校长支持教师爱国活动的崇高品质有更深的印象。”[3]
据王星拱校长自己后来的回忆与总结，在抗战初期，武汉大学师生所进行的抗战工作，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学校方面。办理各种战时工作训练班，限令学生参加受训。
第二，教职员方面。首先，成立教职员战时服务干事会，内分机械修造、电信交通、土木工程、医药救护、防毒宣传、妇女工作、食粮管理等九组。其次，成立教职员射击会，学习打靶。再次，慰劳伤兵。每人照飞机捐额扣薪，捐制棉衣分送各后方医院。再次，献金。除由各教职员眷属自由捐献全部金饰外，每人以一个月实得薪额购置救国公债。
第三，学生方面。成立各种有关抗战的座谈会、研究会，发行各种抗战刊物画报，利用假期街头演讲，表演抗战戏剧等。[4]
除了积极引导武汉大学师生在物质方面直接支援抗战外，王星拱校长还经常对广大师生进行精神上的动员和鼓励。1937年9月27日，他在该年度的开学典礼上，就武大师生在抗战时期所应当采取的态度和趋赴的方向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这场振奋人心的演讲中，王星拱首先指出了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背景之下所举行的这一次开学典礼，与过去几年的一个明显不同之处——“今天是武汉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并补行九一八纪念的一天，各位想必都有深切的感想。在过去几年之中，上项典礼和上项纪念都是同日举行，但是今天和过去五年之中同样的一天是大不相同。在过去五年中，我们把眼泪咽下去，往肚皮里流，今年我们的眼泪是往外流了。不但流泪，而且流血。敌人的压迫，我们是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们要出气！蒋先生告诉我们说：‘出气是要吃苦头的。’我们又须牢记着：我们要准备吃苦头。”
接着，王星拱在简要地向新老同学强调了武汉大学的“精神”——“努力服务，用功读书”与“风纪”——“研究实学，恪守纪律”之后，便开始着重阐述“在抗战时期——非常时期——我们所应当采取的态度和所应当趋赴的方向”这一主题。
首先，“就采取的态度而言，我们——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们——在平常时期，都偏重理智之分析，但是在非常时期，我们应当偏重——至少应当兼重——情绪之奋发，和意志之坚定。我们都知道：人类心理的动作，可以分为三部分：理智，情绪和意志。理智是指导我们道路的，情绪和意志，是组成我们进行的力量的。我们的道路，是已经选定了，而且是敌人压迫着我们所必须走的一条路——抗战的一条路。（即是不求战而应战的一条路）现在要从情绪和意志的方面，增加我们进行的力量”。
在“情绪”方面，王星拱认为，“无论有什么大难临头，我们不能存恐惧的心理。我们要把恐惧变成愤怒。从心理方面讲，恐惧和愤怒本是同一本能动作之消极和积极的两方面：恐惧是觉得对象可怕，愤怒是觉得对象可恨。恨到极点，自然无怕之可言”；从生理方面讲，一个动物对于强敌攻击的恐惧情绪，也能产生出一种“特别内分泌”，由此刺激而引发愤怒的情绪，进而产生出比平常高出十倍不止的抵抗力量，“这还是就分个而言，若是整个集团——像我们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的集团——的分子力量，都照这个比例增加起来，那真可以塞乎天地之间了”。
在“意志”方面，王星拱则认为：“我们只要有百折不回至死不变的意志，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任何危险都可以抵抗。”由于我们的抗战是为了“保护民族生存”和“维持世界公理及人道”而战，有着“至深且远的意义”和“至高无上的价值”，因此，“我们应当牺牲我们所有的一切，来依归这个至善的目标。……向着这个目标去进行，是我们的义务，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所有的一切，既应当都付在牺牲之列，自然更不能闹意气，争地位，图舒服，占便宜，以致损伤我们抗战的力量，妨害我们神圣工作之进行”。最后，王星拱还以物理学原理作比，生动形象地强调了意志的重要性：“我们常把光来比喻理智的分析，把热来比喻情绪的奋发。光和热是两种能力，这两种能力的效用，是不同的，光能指示路途，热能鼓动前进，同样底，我们可以把原子内储的能力——放射的能力——来比喻意志的坚定。这个放射的能力可以说是无穷尽的。我们有了坚定的意志，就和这种能力一样，可以发生无穷的工作出来。”
其次，“再说到我们所应当趋赴的方向：我们——尤其负着介绍及发展近代科学的人们——在平常时期，都偏重物质之创造和补充，但是在非常时期，我们要偏重——至少要兼重精神之锻炼和警惕。在人类生存条件之中，精神物质，不可偏废：无物质则无所依附，无精神则无所主持。国家自然也是如此。物质不发展至一定的程度，则必贫而且弱。然而没有精神为之主宰，为之推动，纵有物质，也是无用的。……固然，物质方面，如果能有充实的准备，自然是最好的事情；然而物质也不是唯一无二的必需因素。而且敌人也不让我们在物质上有充分的准备。惟其因为物质方面有缺乏的地方，所以精神方面，更不能不有艰苦卓绝的毅力，牺牲奋发的热心，来补偿它。我们这一次的战争，是拼命的战争，不是比武的战争。我们纵然打到死，也是不可为不义屈。有了这样的决心，最后的胜利，自然是属于我们的”。
就“物质”方面而言，王星拱还深刻地指出，“近代战争中所谓物质，不是专指军械而言，换言之，近代战争，不但是疆场上的军事战争，而且是全国人民的整个经济战争”。他敏锐地注意到了日本经济基础的“脆弱”之处——军事工业大量挤占了民用工业与国际贸易的份额，在别国领土作战及装备的相对先进导致其所需军费大大高于中国，等等，“凡此生产降低，贸易减少，租税加重，以及物价高涨，债券低落，等等情形，都是他们的经济致命伤，而且历时愈久，还要愈加严重”。而与之相比，中国的抗战则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占了经济落后的便宜——“我们的经济情形，没有经过近代的高度化和尖锐化。从短时间里行使力量这一点讲起来，这种情形，固然是一个缺陷。然而从长时间里拼命拖延这一点讲起来，这种情形，反来是一个优长。我们的经济力量，是浩大而散漫的，只要用有效的方法统制起来，集中起来，可以说是取之不禁〔尽〕用之不竭的。敌人也知道这些区别，所以他们总想在短时间内得着战胜国的地位，而结束战争”。而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速战速决的方式尽早灭亡中国的策略，我们应当以持久抗战的方针予以应对，“如果我们恐惧战争，也想早期结束，那正是上着敌人的算路。我们要打定主意，长期抗战，把敌人拖到筋疲力尽不能有丝毫侵略的意念的时候，方才放手”。
就“精神”方面而言，王星拱亦从国内民意与国际舆论两方面进行了剖析。对于前者，他指出：“我们这一次抗战，是整个民族之意志的表现，在历史上，无论什么战争，都比不上这一次抗战中这样的精诚团结，一心一德。男女老幼，士农工商，没有不提起日本人就痛恨切骨的。”对于后者，他认为西方列强大多是充分同情乃至切实帮助中国抗战的，“天下究有公论，我们为保护民族生存维持世界公理与人道及国际和平而战争，自然是全世界人类所共同赞许的。甚至于敌人国家里面的人民，也有大部分是同我们同情的，因为日本的侵略，是他们军阀要实现他们的世界主人翁的梦想。不是他们全国人民所诚意赞同的。他们的农工阶级，都要把金钱和生命拿出来供给军阀的不知意义所在的牺牲。他们的资本阶级，虽然也是主张侵略中国，但是不愿用武力的工具。至于他们的知识分子，外交人士更是知道世界大势，是不容允日本军阀这样悍然不顾一意孤行的，不过在积威之下不能说话罢了”。通过这些分析，王星拱最终得出结论——“我们这一次抗战，对于我们自己，是维护生存，对于世界上，是维持公理，就是对于敌人方面，也是吊民伐罪的王者之师。总而言之，全世界的人类，除了日本万恶军阀以外，都是和我们站在一条线上的。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在精神上自然得到极其恳挚的安慰，和热烈的鼓励。”
在深入、详尽的理性分析与概括总结之后，王星拱最后又向武汉大学的莘莘学子们大声疾呼道：“我们大学学生，应当作国民的表率。我们应当咬定牙关，撑起脊梁，抱必死之决心，争最后的胜利。我们相信：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国难袚除，民族复兴之光明的旗帜，是树在前途等着我们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