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经济学科的壮大（1938—1949年）
1938年中日武汉会战打响后，学校被迫西迁四川乐山。经济学科仍属法学院，即法学院下面的经济系。陶因、刘秉麟先后任系主任，杨瑞六、韦从序、彭迪光、戴铭巽、王家相、朱景尧、陈俊等在此任教。
此时经济学科的壮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出现两名国家名师
20世纪30年代，学校经济学科有四位有名的学人，他们是杨端六、刘秉麟、陶因和任凯南。任凯南在学校迁往乐山前回湖南。20世纪40年代在前有基础上，产生了两位国家级名师，杨端六和刘秉麟，被称为“部聘教授”。
部聘教授的推荐和评选，由教育部指定30余人组成的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负责。名额定为30人，每学科1人。有些学科因未有人选而取消，最后剩下24科。中国文学、史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6个基础学科各设2人，其余18科各设1人，总人数则不变，仍为30人。部聘教授的推选共进行了两批。第一批在1942年8月。该批全国符合条件的候选人总数为156人。最后经学术审议会临时常务会议表决，共有30人入选。武汉大学的周鲠生、杨端六当选。第二批部聘教授推选在1943年12月，计有15人入选。武汉大学的刘秉麟当选。
图3 国立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后的法学院办公楼（文庙崇文阁），经济系即设于此处
杨端六（1885—1966年），男，原名杨勉，后易名杨超。湖南长沙人。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经济学家。1913年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1920年回国，先后在商务印书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任职。1930年任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先后担任法学院院长、教务长、经济系主任、文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等职。杨端六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主要讲授货币与银行、会计学、货币学、企业管理学、工商组织等课程。他的著作《货币与银行》于1930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一直作为教科书，以后每年修订，被列为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再版多次，作为国内大多数高校经济系的使用教材。杨端六是中国著名的财政金融专家和经济学家，在银行、货币、信托、商业、会计等学科领域取得开拓性的成果。他在武汉大学执教36年，著述颇丰，编著出版有《货币与银行》、《工商组织与管理》、《现代会计学》、《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中国近百年金融史》、《货币浅说》、《中国改造问题》、《公司概论》、《社会政策》、《银行要义》、《信托公司概论》、《记账单位论》、《商业簿记》、《现代会计学》、《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等。其中，《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填补了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研究的空白，成为重要的外贸参考书。1944年出版的《工商组织与管理》，是一本科学管理理论与工商企业的组织与管理知识兼备的被广泛使用的大学教材。
刘秉麟（1891—1956年），别号南陔，又名炳麟，湖南长沙人。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代理校长，经济学家。1917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20年毕业后赴英国留学，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商学学士学位，1922年毕业于伦敦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班。1925年回国，曾先后担任上海会计师公会会员，中国公学大学部教授、教务长、商学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兼会计系主任，上海大同大学教授兼商科主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主任。1932年8月，到国立武汉大学任教授。先后任法学院院长、经济学系主任、政治系主任、代理校长。刘秉麟讲授过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社会主义及社会运动、财政学、中国财政史、银行学、近代中国经济财政等课程。刘秉麟长期从事经济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专长于西方经济理论和中国财政史，著有《经济学原理》、《中国租税史略》、《经济学》、《近代中国外债史稿》、《各国社会运动史》、《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史》、《李嘉图经济学说及传记》、《亚当·斯密经济学说及传记》、《李士特经济学说及传记》等专著和《中国古代财政小史》、《亚当·斯密》、《李嘉图》、《公民经济》等小册子，翻译出版了英国马沙所著《分配论》和苏联《俄罗斯经济状况》等书籍。他所发表的许多研究经济学原理、国家财政、人口问题的论文，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武汉大学经济学科的奠基和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社会服务特别突出
服务社会是大学的第三个功能。抗日战争时期社会需求加大，经济学科利用自身的优势，开展了定期的社会服务工作。其中一项突出的工作就是通过开办短训学校，为社会培养急需的会计人才。
嘉定虽地处川西，但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只是文化相对落后、商业知识贫乏。为增加平民的商业知识，学校办起了商业簿记补习班。由学校商请当地商会，通知各商店选送青年1～2人，进入补习班学习。上课时间定为每日下午7—9时，由经济系的师生讲授课程。所需文具，由学校提供。补习期限为三个月。
短训学校中，影响最大的应是以杨端六教授为主任的会计夜校。由于当时会计人才十分缺乏，而各机关及商场都非常需要，1941年学校决定由法学院举办会计夜校，培养急需的会计人才。夜校以杨端六为主任，聘请戴铭巽、向定、陈恩沛、朱景尧、姚梅镇、解毓才、尤钟骥、刘烈铭等教师分别讲授会计学、簿记学、民商法概要、应用文、商业通论等各项课程。4月2日开学，7月5日结束，共三个月。此期招收高级生32人，初级生69人，共101人。经过学习，严格考试，高级生中有24人、初级生中有33人，考试成绩合格，准予结业。这些合格的学生也先后到税务局和各商铺工作，并深得用人单位的好评。
1942年，会计夜校继续举办第二期。杨端六仍旧为主任，聘请马同勋为教务主任，戴铭巽、姚梅镇、朱景尧、尤钟骥、贝有麟、张吉甫等教师分别讲授会计学、簿计学、民商法概要、应用文、商业通论、商业地理等课程。4月1日开学，7月1日结束，共三个月。经过考试，进入高级班的学生36人、初级班的学生42人，共计78人。经学习，合格的学生，有的分到乐山直接税分局，有的回原单位就业。
1943年，会计夜校（又称补习学校）继续举办第三期，杨端六继续兼任主任，聘刘师尚、戴铭巽、朱景尧、刘修荣、尤钟骥等教师为学生讲授会计学、簿记学、民商法概要等课程。高级和初级两班共招收105人。高级班以学习会计为主，初级班以学习簿记为主。两班最后经过考试，合格者51人。
（三）人才培养规模加大
首先是本科生的规模加大。从乐山时期招生的情况来看，经济系招生规模明显大于前一个时期。1938年经济学系招收53名（内含借读生7名、旁听生1名、女生8名）；1939年经济学系招收62名；1941年经济系招生68名；1942年经济学系招生98人；1943年经济学系招生44名；1944年经济学系招生44人；1945年经济学系招生69人；1946年经济学系招生129名。从招生人数上看都大大超过前期的规模。
学生入学后，其培养也有严格的规范要求。表1是经济学系第二至第四学年的课程安排：
表1
续表
上述安排，学生除了学习公共必修、专业必修及选修课程外，还须学习党义、体育及军训课程，不计入学分。必须修满132个学分，也可增修学分，最多不超过10个学分。
其次是研究生的逐步扩大。适应战争的需要，研究生培养单位在不断增多。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增多，招生也在不断扩大，无论是在专业上还是数量上。当时经济学部中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史门、会计门、财政金融门都进行了招生。从数量上看，20世纪40年代，上述各门都招收了不少研究生，现按年月分述如下：
1940年招收3名研究生。他们是：黄仲熊，湖南醴陵人，入学时年24岁，由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考入，进入财政金融门学习；余长河，湖南攸县人，入学时年25岁，由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考入，进入经济政策与经济史门学习；文浩然，湖南益阳人，入学时年22岁，由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考入，进入经济政策与经济史门学习。
1942年招收2名研究生。他们是：姚贤镐，湖南衡阳人，入学时年25岁，由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考入，进入财政金融门学习；何广扬，浙江义乌人，入学时年24岁，由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考入，进入经济理论门学习。
1943年招收3名研究生。他们是：尤钟骥，江苏江都人，入学时年24岁，原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进入财政金融门学习；甘士杰，湖南长沙人，入学时年26岁，原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进入财政金融门学习；谢国璋，四川隆昌人，入学时年25岁，原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进入经济理论门学习。
1944年招收4名研究生。他们是：丁良诚，湖北京山人，入学时年26岁，原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进入经济理论门学习；黄滋，湖南邵阳人，入学时年26岁，原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进入经济政策门学习；袁徵益，湖南新化人，入学时年25岁，原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进入会计学门学习；谭本源，四川广汉人，入学时年31岁，原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本科毕业，进入财政金融门学习。
1945年招收4名研究生。他们是：曾启贤，湖南长沙人，入学时年24岁，原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进入经济理论门学习；朱馨远，湖北汉阳人，入学时年26岁，原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进入经济政策门学习；鲁庭椿，浙江平湖人，入学时年24岁，原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进入会计门学习；万典武，湖北汉阳人，入学时年24岁，原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进入财政金融门学习。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学校从乐山迁回珞珈山。此时是张培刚担任经济学系主任。经济学科在他的领导下不断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