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宣传，催醒国人
（一）1931年演讲宣传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教师们利用星期一总理纪念周的演讲，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进行大肆揭露，以警醒国人。在每个星期一总理纪念周，教师们都要进行演讲，基本上都与抗日有关。
1931年11月9日的周刊，刊登了陈通伯院长《实力的准备》的报告，呼吁国人振奋精神，要求政府充实实力。
1931年11月23日的周刊，刊登了周鲠生教授的《对日问题剖析》的报告。他说，日本侵入中国，可能出现四种结果：日本屈服、中国屈服、中日开战和调停妥协。他希望通过国际法及国际组织来阻止日本的侵略，但又认为日本决不会放弃东三省。因此，他要求青年要有抗战的决心，要做抗战的多方面准备。[1]
1931年12月7日的周刊，刊登了时昭瀛教授的《东省事变之史的解释》的报告。报告通过追溯事变的历史过程，说明了事件发生的必然性。
（二）1932年演讲宣传
1932年3月4日的周刊，刊登了学校东省事件委员会的《国难与银行存款》的报告。报告号召大家要正确认识战争状态下中国的经济形势，要努力筑起中国金融上的壁垒。
1932年3月22日的周刊，刊登了王星拱教务长的《国人今后应当努力的方向》的报告。报告通过分析当时的中日状况，提出了要与日本做长期的经济绝交，同时全国要通力合作拼命抵抗。
1932年3月30日的周刊，刊登了邵逸周院长的《国防军需的准备》的报告。报告认为中国与日本打仗，不仅应在血肉上与之战斗，而且要在智力、财力、工力等方面都有发展，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图3
1932年4月19日的周刊，刊登了周鲠生教授的《国联调查委员团与国联大会委员会》的报告。针对国联调查团的来校参观，周教授对国联面对的形势及作用进行了说明。强调中国一方面要作长期的抗战，同时也要注意国联的行动。他认为，国际宣传与外交活动对战争会有重要影响。
1932年4月26日的周刊，刊登了皮宗石教授的《关于国难会议的报告》。报告对为解决目前时艰，如何推进民主政治作了介绍。
1932年5月3日的周刊，刊登了张沅长教授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强调：“中国的学术界应该要研究同中国状况适合的学术，拿这学术来领导民众努力于心里的建设和物质的建设，朝创造和生产这条路上走去，培养民力，发展民智，做民权民治的基础。”[2]
1932年5月10日的周刊，刊登了周鲠生教授的《国际裁军会议》的报告。报告说明，世界各国都在高喊裁军，但都在增加军备投入。国联对中日关系的处置态度，将关系到国际安全。
1932年10月10日的周刊，刊登了周鲠生教授的《东省事件之国际形势》的报告。报告通过各国对日态度的分析，认为应该靠自己来长期抵抗日本，但借助国际的干涉也是不应忽略的。
1932年11月28日的周刊，刊登了吴其昌教授的《治学的态度和救国的态度》的报告。他说：“到现在，是‘同舟共济’，也可以说是为国家，同时也是为自己。现在要共赴国难抗日，但也应积极创造新的文化。只有新的文化产生，才能给中国以新的生命。”
（三）1933年演讲宣传
1933年1月16日的周刊，刊登了王世杰校长的演讲。演讲通报了山海关热河的战争形势，分析了日本侵略中国得不到国际有效援助的原因。一是世界经济凋敝；二是战债问题的纠纷；三是欧洲与远东问题有关系国家右派的得势。针对这一形势，他讲了全校教职员对国难及学校工作的态度。他说，对于救国的一般方针，要做长期的抵抗工作，大家一定要努力使中国整个社会的秩序不紊乱；学校是延续民族精神生命的工具，国难时期应该增加其效率；全校同学救国的见解是难得一致的，但无论哪种都不阻止。
1933年2月27日的周刊，刊登了周鲠生教授的《东省事件的新形势》的报告。他说，通过国联和19国委员会的调查，出台了一个调查报告，认为东三省是中国领土；“9·18”事变不是日本合法自卫的行动；满洲国不是独立的组织；提出了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建议。他又说，日本拒绝接受建议书的可能性很大，中国不能不有牺牲的准备，不能不抵抗。现在的形势，真是到了很严重的关头。[3]
1933年4月10日的周刊，刊登了韦润珊教授的《从地理观点上谈谈东北四省》的报告。报告认为，东北四省物产丰富，是中国的生命线。现在拱手让人，是不得了的危机。
1933年5月22日的周刊，刊登了查啸仙教授的《国耻与我们的责任》的报告。报告说，近百年我们有许多国耻，究其原因，一是我国民族意识不发达；二是我国学术，尤其自然科学不发达。我们必须认定国耻就是我们自身的耻辱，然后会有无上的勇气去做雪耻的工作。要做到雪耻，一要唤起民族意识，使全国人对于国耻均有十分深切的认识；二要推进学术，尤其自然科学，使之尽量发达。迈步前进，百折不回，这是全国中人人的责任，尤其是我们大学师生的责任。
1933年10月9日的周刊，刊登了周鲠生教授的《外交与国防》的报告。报告说，国联调查团的报告出来后，中国获得了精神上的支持，但日本退出国联，并与中国签订《塘沽协定》。于是，出现了排日和亲日两种观点。目前，中国的外交，仍要持多做少说主义。对于国防要有整个的国防政策，要有永久的国防计划。
1933年11月13日的周刊，刊登了郭斌佳教授的《现今满洲问题之核心》的报告。报告说，“满洲国”问题已经世界化，我们所希望的，就是世界各国，能够在远东，保持势力均衡的局面。
1933年11月20日的周刊，刊登了查谦教授的《国防与科学》的报告。报告说，近代的战争，已变为科学的战争。要国防的巩固，也不能不注重科学。
（四）1934年演讲宣传
1934年4月23日的周刊，刊登了刘異教授的《世界战争的动力与趋势》的报告。报告说，为争夺土地、财产及资源，人们发起了战争。但战争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是万恶的，是摧残人类毁灭世界一切的。过去的战争是人力战，现在的战争是机械战，未来的战争将会是化学战、电气战。作为学者应该为人类废除战争而努力。
1934年6月11日的周刊，刊登了周鲠生教授的《对日外交》的报告。报告说，如何解决中日争端，有通过国际缔结和约说、有联俄对日说、有消极不承认说、有直接交涉说、有局部交涉说等。但这每一说都是有局限性的，应该研究更为适当的办法。
1934年12月3日的周刊，刊登了周鲠生教授的《中国与国际联盟》的报告。报告说，国际联盟有四件事情使中国最失望。一是不平等条约修改问题；二是中日事件问题；三是非常任理事落选问题；四是经费问题。四个问题最令人失望的是中日问题。
（五）1935年演讲宣传
1935年3月18日的周刊，刊登了周鲠生教授的《欧洲政局与远东和平》的报告。报告说，对于远东事件，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远东有其特殊情形，应该特殊解决；另一种认为，远东与世界及欧洲是连为一体的，应该考虑远东以外的情形。周教授坚决主张远东问题一体解决。
1935年5月7日的周刊，刊登了郭斌佳教授的《从日美考察团说起》的报告。报告说，日本政友社来访，目的是推动中日提携。郭教授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切实解决东省事件；日本要以互惠通商；废除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投资采取开明政策；对于华北要恪守条约等。对于美国的来访，郭教授认为与日本完全不同。美国在华贸易、投资及经济关系等都与日本不同。
1935年11月11日的周刊，刊登了吴其昌教授的《历史上国难的教训》的报告。报告说，历史上的国难有三类，出现三种情况。一是突破国难，进而中兴；二是挡住国难，保持国力；三是不克国难，沦陷亡国。吴教授说，无论何种外族的力量，多不能征服中华民族。亡中国者，只有甘心出卖祖国的汉奸。历史的教训要记心头：要肃清汉奸；要团结内部；要自力更生；要统一意志；要决心牺牲；要彻底认识全民族的伟力；要坚决自信全民族复兴的成功。
（六）1936年演讲宣传
1936年3月30日的周刊，刊登了谭声乙教授的《原动力与国力》的报告。报告说，人力、火力、风力、水力等这些皆为原动力，所谓国力即一国人平均使用原动力之大小。我们应该提高原动力来增强国力。同期的周刊，还刊登了邬保良教授的《战争毒气与个人防御》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毒气的要素、种类、简易治疗、防御方法及战争毒气的将来。
1936年4月27日的周刊，刊登了杨端六教授的《战时经济的特征》的报告。报告说，战时经济的特征有三个：一是国民经济的权利和义务极不公允；二是子孙的负担加重；三是个人完全失去经济自由权。这就是欧洲战争时的特征，我们现在也应努力适应这一特征，否则战争是打不赢的。
1936年5月4日的周刊，刊登了叶峤教授的《毒气作战与团体防御》的报告。报告讲了毒气的作用、毒气战的条件及毒气战的方法。对于毒气的防御，包括自备氧气、物理消毒及化学消毒三种。
1936年5月25日的周刊，刊登了余炽昌教授的《为适应战时的运输——铁路上应有的准备》的报告。报告说，战时铁路运输的特点表现在：铁路运输要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要增大其效能，保证其速度；要有防御、修复功能；要保证机车的数量。因此，要保证机车的畅行无阻；要增加机车速度；要减少机车的停顿；要有效地组织保证。
1936年6月1日的周刊，刊登了胡稼胎教授的《战争之哲学观》的报告。对于战争，报告说，弱小的民族应该极力准备战争，造成势均力敌的局面，使任何国家对于战争，没有必胜的把握，于是人类才想方设法抑制欲望，而把全部的精力用到真善美三大理想上面去。这样一来，现在抵抗的战争应该有，将来侵略的战争或可无。
1936年6月8日的周刊，刊登了韦润珊教授的《作战与天时》的报告。报告认为，作战与天时很有关系，空战、枪炮战及毒气战等都与天时有关系。因此，在作战时，应该加强预备。
1936年6月29日的周刊，刊登了陶延桥教授的《活性炭》的报告。报告对活性炭的意义、必要性质、原料构成、活性原理、活性方法、活性成分及检验活性炭的标准情形等作了介绍。
1936年10月5日的周刊，刊登了普煦
教授的《国难与教育》的报告。报告说，目前的国难有外在和内在的原因。就内在来看，教育的不健全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国民的精神训练、人格陶冶的教育。因此，今后应以我国古代儒家之所谓“士”的修养作为我们精神教育的目标；应培养如宗教家那样的刻苦牺牲与服务的精神；须培养戒浮夸而重实学的风气；应培养一种积极的、乐观的、勇进的与奋斗的人生观。
1936年12月21日的周刊，刊登了周鲠生教授的《中日问题外交史之一页》的报告。报告说，美国的远东政策是失败的，究其原因：一是英国的消极态度；二是中国外交缺乏多方面的活动。因此，今后美英两国在远东的政策应采取一致行动，彼此合作，否则徒予日本以侵略的机会而丧失其本国在华的利益；中国外交应多方面的活动，尤其是侧面交涉，不能完全依靠国联或其他一国的政府；中国应随时随地实行抵抗外力的侵略。
（七）1937年演讲宣传
1937年3月22日的周刊，刊登了周鲠生教授的《外交之检论》的报告。报告说，对日外交有两个目的，一是避免战争而保全国权；二是为准备第一目的不能达到，广求与国，以补助军事上的缺陷。鉴于前期外交的失败，现在应谨慎处理，努力改进：调整策略，即外交由中央直接负责，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涉，由退让改为积极对抗；调整人事，将外交专家、政治家及有声望者派往外交战场；调整结构，要改良情报和裁撤小国使馆。
1937年10月11日的周刊，刊登了周鲠生教授的《对日抗战中之外交》的报告。报告说，政府对于抗战最近是在积极的准备，卢沟桥事件就是政府积极准备的结果。抗战如果坚持半年以上，将会出现有利战局。因为，日本军部并不能代表日本全国甚或资本家；中国现在举国一致，不怕内乱，不怕外患。
1937年10月18日的周刊，刊登了伍启元教授的《非常时期的中国财政》的报告。报告说，战时的经济是收入少而开支大，应该实行开源节流政策。通常战时国家的收入靠租税、国民自动献金、国业事业收入、出卖国有财产、发行公债和发行纸币。适应战时的需要，应该增加旧税、创设新税。目前较有希望的是转口税（国内关税和货物流通税）和一般财产税（按人或按物课税）。
1937年10月25日的周刊，刊登了范寿康教授的《关于这一次的抗战》的报告。报告说，这一次抗战的目的是求中国的自由平等和维护世界的正义；抗战的前途是乐观的，经过持久作战是会胜利的；对于同学来讲应力持镇定尊重犯律，但也应利用各种机会来尽应尽的责任。
1937年11月8日的周刊，刊登了钟兆璿教授的《抗战期中之对外贸易》的报告。报告说，为对付抗战时期的贸易逆势，应该努力生产、保护运输、管理外汇、统制进出口和实行物物交换。
1937年11月15日的周刊，刊登了王星拱校长的《抗战与教育》的报告。报告说，即使在战争的环境下，也应该围绕大学的主要任务，为近代化的事业，努力学习专门的知识，即教育不可中断；但在一班课程之中贯注抗战精神是应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