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时监督，不断加压
1931年9月，学校全体校务会的成员电吿中央政府，请求联盟国家一致对日经济绝交。同时，以王世杰校长名义，请求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等大学联合商议组织国际宣传机关抗日救国。
1933年5月28日，日本不断向平津进军，学校东省事件委员会立即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去电文，反对签订协议。
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钧鉴：日军进逼平津，而屈服妥协之传说，忽喧腾中外，务望仍抱定誓死抵抗宗旨，不签城下之盟；否则强敌乘于外，内乱炽于中，宋明亡国之祸，即在目前，不炽诸公何以善后，心所谓危，不敢不告。
武汉大学东省事件委员会
1935年12月，在华北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学校教职工于24日发起倡议，决定成立学校教职员救国会。27日在文学院会议厅召开会议，在学校东省事件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武汉大学教职员救国会”。通过了教职员救国会章程，选举周鲠生、范寿康等九人为执行委员。救国会成立后立即给南京中央政府发电，表达对时局的意见：
图5
南京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行政院蒋院长钧鉴：
自东北沦陷国难日深，中央隐忍图存，退让已达极境，乃日本犹复任令在华军人，节节进逼；少数汉奸，公然依附外人，藉口自治，不惜更举我关内数省土地，拱手送人。凡有血气，莫不深讨。青年学生，激于义愤，进行请愿，风起全国。咎由外交失策，不在学子之多事，政府诚宜因势利导，严令各地军警当局，不得摧残爱国运动，自伤元气。根本要图，尤在重整外交阵容，放弃退让政策。在临邦未将东北四省交还以前，绝对不与谈经济文化军事之合作；并请政府于最短期内，採适宜有效之方法，以收复失地。至于外交情势，并应公开与国人，俾人各有发抒所见，并为国事准备牺牲之机会。现今外寇深入，谁无同仇敌忾之心，中央如有抵抗到底之决心，全国人心未死，必能分工合作，一致为政府后盾，以救危亡。否则中央政策必不见谅于国民，岂惟青年铤而走险，恐国事更不堪问矣。迫切陈词，诸维鉴纳。
图6
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救国会，同叩。
以后，于1935年12月30日，1936年1月4日、9日，在文学院会议厅召开教职员救国会第二、三、四次会议。
1936年1月，面对日益严峻的中日形势，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救国会再次向国民政府去电，提出对时局的意见书。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救国会意见书：
行政院蒋院长钧鉴：
同人等痛感国事之日蹙，国难之日深，激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大义，凛于“栋折榱崩”，侨将压焉之危罹，谨本赤城，献其鄙见，如有可采，乞予实施，国家幸甚。
（一）关于外交者，约分三点意见：其一，请我政府根本放弃“退让政策”，及“中日亲善政策”。窃思年来政府所以采取“退让政策”者，实因积弱已久，武备不修，势力不足以抗衡强暴，收复失地，故欲借退让政策，以为缓衡，而得卧薪尝胆，埋头准备，以为“廿廿沼吴”之计，此委曲求全之苦心，自为国民所共亮。但事至今日，敌方已窥破我计，不容我有卧薪尝胆、准备复仇之机会，故至目前，“退让政策”已由“复仇”变为“自”的杀意义矣。至于“中日亲善”，在九一八以前，原不失为一策，至九一八以后，则绝无并等亲善之可言。对于此两点，恐全国国民，无一人不誓死反对，应请我政府重行考虑，改弦更张。其二，在东北四省邻邦尚未交还以前，绝对不应与谈经济、文化、军事之合作。未侵略我领土之邻邦不与之谈合作，而独与割我四省领土者谈合作，在九一八以前不谈中日合作、而独于九一八以后谈合作，是则明明奖励我邻邦来劫夺土地也。事之痛心，宁过于此，且谈经济合作，是不啻奉送华北之煤、铁、棉花，供邻邦造炸弹以轰炸我全国也。谈文化合作，并学校教科书而亦须修改，是不啻代彼邦预先制造“顺民”、“奴妾”、“鹰狗”也。谈军事防共之合作，是不啻合晋陕甘宁青新疆蒙古而一并奉送也。其三，此后外交应随时公开。关于此点，时贤论之已详，外交绝对公开，则为国民者，随时可以替政府分忧，可以为国家效劳，上下之情相通，自无怨讟可兴，无误会可起。国交情形明了，自免无谓恐慌，自弭无端纷扰……凡此种种，愿我政府熟思之。
（二）关于国防者，窃维我国军备种种，既与敌人相差太远，无法可作正式交绥，则亦惟有采取阿比西尼亚抵抗意大义之方法，化整为零，用“散兵战”、“游击战”、“惊扰战”以困之，务求避免主力之接触，而诱其深入，分其部队，各个包围解决之。好在地势可得天助，以中国幅员之大，民庶之众，敌方兵力，断断不够分配，如我能此仆彼兴，人自为战，彼之兵力，将有疲于奔命、无所措手之苦。如是能支持一两年之久，则彼之经济，行将解体，此即元末汉族亡元之法也。如采取此种战术，所牺牲者惟有一二都市耳，中国本无重工业都市，即被损毁，恢复亦易，此层无可顾虑。但今后宜即日停止一切都市建设，移其费以建设内地军事基础，及组织训练一般民兵，此则须及早预备，刻不容缓耳。
（三）关于处置爱国运动，及训练青年问题者。窃思学生爱国运动，方法虽或未能尽善，而动机则绝对纯洁，此真国家民族赖以生发之种子，诚宜因势利导，使纳于正规，而为国家增加力量。今中央有鉴及此，召集全国学生代表晋京听训，意至善也。同人等甚愿于此机会，略献切实有效意见：在青年热血正沸之时，如徒以空言相责，彼将愈感苦闷，风潮将更延长，一二野心不逞之徒，反得乘间借口，从而利用鼓动，似非万全之策。今宜乘其爱国情绪激昂之时，指导其作实际报国工作，即使志愿参加军事工作之学生，得就近加入当地军营，受实际军事战斗之训练，或加入兵工厂，为军火制造之实习。如是则爱国之青年，得报国之路而心安，别有用意者，将无所施其伎俩。不特釜底抽薪，学潮可以无形消弭；即国家储才备用，亦为当务之急。此则于国家及青年，两有裨补呢。
同人等管窥之见，略如上陈。所言虽属粗枝大叶，而自问尚能代大多数国民意见，谨请。
政府鉴其之城，采其原则。是否有当，伏候钧裁。
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救国会同人恭具
（节选自涂上飙编著《国立武汉大学初创十年（1928—1938）》一书，长江出版社2015年出版。）
【注释】
[1]《国立武汉大学周刊》，1931年11月23日第二版。
[2]《国立武汉大学周刊》，1932年5月3日第二版。
[3]《国立武汉大学周刊》，1933年2月27日第一版。
[4]《国立武汉大学周刊》，1932年1月13日第二版。
[5]黄绍纯著：《醴陵的孔雀袁昌英》，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110页。
[6]《国立武汉大学周刊》，1933年3月27日第四版。
[7]黄绍纯著：《醴陵的孔雀袁昌英》，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