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周恩来在武汉大学几次演讲的正确时间
吴 骁
1993年出版的《漫话武大》一书，内有一篇名为《周恩来在武大》的文章，该文声称1937—1938年，周恩来曾先后三次来到武汉大学发表演讲，而且还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关于这三次演讲的一些具体细节，兹将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第一次演讲是在1937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周恩来在学生大礼堂（现为学生俱乐部）发表了《关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的演讲。尽管事先没有出通知或海报，但大礼堂仍被挤得满满的。周恩来以非凡的说服力和通俗生动的语言，讲述了国内外形势，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号召广大青年学生以饱满的爱国热情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师生们被他的精彩演讲深深吸引住了，礼堂内鸦雀无声。突然，传来一阵阵的空袭警报，敌机又要来轰炸了。周恩来临危不惧，镇定地指挥学生疏散，自己和警卫员则只在房子的木柱后面站着，等警报解除后又继续演讲。演讲结束后，师生们都不愿离去，很多人怀着崇敬的心情将他团团围住，请他签名。外文系一个学生没带笔记本，只带了一本《俄语一月通》的小册子，便激动地将此书送到周恩来的手上，周恩来高兴地在这本小册子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如今，“周恩来”三个道劲有力的字体和这本小册子还珍藏在学校档案馆。
周恩来到武大的第二次讲演是1937年12月31日上午。这一天，武汉风雨交加，寒冷刺骨，江面风大浪急。当时周恩来还住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八办”的同志担心他的安全，劝他改期到武大演讲。周恩来认为，“共产党人不能失信于民”，于是便乘坐清晨第一班轮渡过江。渡船在波涛汹涌的江中颠簸了近一个小时，才靠上武昌中华门码头。他和警卫员接乘小车赶往武大，路过大东门外时，恰遇一位因贴抗日救国标语而被流氓打伤的中年人。周恩来立即让小车把受伤人送进医院，自己则和警卫员冒雨一路跑步赶到武大。他来不及换下湿淋淋的衣服，准时走上设在大礼堂的讲台，以《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为题发表演讲。台下师生见此情景无不感动，纷纷脱下外套和棉衣递上主席台，恳求他换衣服后再讲，但他执意不肯中断演讲去换衣服。这时，一位老教授脱下自己穿的皮大衣直接走上讲台，一定要他穿上。周恩来激动地叮嘱老人：“老先生，不能这样，您老当心着凉！”老教授指着胸说：“老实不相瞒，鄙人往日心里结着冰，身着三层貂裘不知暖；今周先生一把火，化冰驱寒，目下心窝正冒热气哩！”台下的师生无不被这一情景感动了，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周恩来在演讲中指出……
周恩来在武大的第三次讲演是在1938年夏初，地点是在大操场。此时周恩来已住进武大，他一连讲了两个晚上，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宣传毛主席的著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
这一说法出现后，一直被武大方面沿用至今。然而，到了2012年，有一位从事党史研究的学者在某专业党史杂志的“史实考辩”栏目上发表了一篇名为《1937年秋周恩来没有在武汉大学演讲》的文章，文中明确指出：“1937年秋周恩来并未到过武汉，遑论亲临武汉大学演讲。”该文主要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一书中的相关内容为据，指出周恩来在1937年夏秋之际，先后在南京、陕西、山西等地活动，根本就没有来过武汉，直到当年12月18日，周恩来才抵达武汉，并于当月31日来到武汉大学发表演讲。该文还指出：
另外，前述几则资料都提到了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期间突然响起空袭警报这一细节。有史料表明：1937年下半年忙于华北、华东战事的日军并未空袭过武汉；在当年底国民政府一些重要部门陆续迁入武汉、武汉成为事实上的陪都后，翌年初“天气稍暖后”日机“才经常企图窜入武汉上空，武汉的空袭警报也经常发出”。
综上所述，1937年秋周恩来没有到过武汉，因此也就无从谈起在武汉大学演讲。武汉大学珍藏至今的周恩来签名（显然是没有日期落款）应当是1938年秋（时值武汉会战期间）的那两个晚上（吻合前述史料中周恩来在“秋天的一个下午”来到珞珈山的说法）中的一次周恩来到校演讲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所留。武汉大学方面在认定1937年秋周恩来到校演讲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时应当是存在着误判年份又兼从此误判出发推定史实的错误。[2]
上述判断，无疑是符合基本史实的，那么，《漫话武大》一书中的《周恩来在武大》一文，又为何会犯下这种“误判年份”的错误呢？该文中所绘声绘色地描述的周恩来“1937年秋天”在武汉大学发表的所谓“第一次演讲”的具体场景，又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实际上，早在1982年，武汉大学中文系教师周姬昌就在《文物天地》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周恩来同志在珞珈山》的文章，文中没有提及1937年12月31日周恩来来武汉大学演讲一事，但专门指出了周恩来1938年曾在武汉大学发表过两次演讲，其具体内容如下：
就是在这一年里，周恩来先后在珞珈山武汉大学作过两次演讲。一次在夏天，另一次在秋天。据廖其康同志回忆：第一次演讲时，天气酷热，周恩来同志身穿白衬衫，戴着灰色鹅蛋形的硬顶凉帽。讲台设在武大主楼门前的石砌平台上（见本页上右图），桌上铺着白布。听众站在操场上。周恩来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抗日形势；二是统战政策。他号召广大青年奔赴抗日前线，直接为抗日服务。当时，台下的学生们递上条子，要求介绍延安情况。周恩来高兴地说：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是领导抗日的模范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后方，也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所在地。延安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苛捐杂税，更没有发国难财的，而且男女平等，是全国的抗日模范地方。他也如实地谈到延安的学校条件差和自力更生解决困难的情况。在讲演中间，敌机来了。一些进步师生，扶着周恩来同志要他到防空洞躲避一下。周恩来连声说“不怕，不怕”，毫无惊慌之色。在躲避敌机的时候，还为学生签名。一个学生带了本《俄语一月通》，周恩来同志就在这书的扉页上签上“周恩来”三字（见本页下图）。时隔四十多年，这本小册子，一直珍藏在武大图书资料室，给全校师生留下了珍贵的纪念品。
第二次演讲，是在武大的学生俱乐部里举行的，规模没有第一次大，内容大致相同。在这两次演讲以后，武大学生要求去延安的越来越多。周恩来对这些学生非常关心。有一次，还派廖其康同志亲自送二十多名青年学生经西安去延安。这批青年到延安后，有些进抗大，有些进陕北公学。后来都成了抗日的骨干分子。[3]
关于周恩来这两次演讲的具体细节，上文中明确指出系“据廖其康同志回忆”，而该文在前文中还曾说明，“当时在珞珈山寓所担任警卫工作的有随从副官廖其康和警卫员吴志坚。每次周恩来同志外出，都是这两位同志随卫”。因此，上述记载的可信度应该是比较高的。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周恩来在武大》一文对周恩来“1937年秋天”在武汉大学的所谓“第一次演讲”具体细节的描述，便不难发现，其中的躲避空袭警报与为武大学生所带的《俄语一月通》签名的两个关键情节，无疑是来自上述1982年的《周恩来同志在珞珈山》一文。但不知何故，前者在参考和利用后者的具体内容时，却张冠李戴地既弄错了时间——将1938年夏误作“1937年秋天”，又搞错了地点——将“主楼门前的石砌平台”（大操场前）误作“学生大礼堂”（现为学生俱乐部），在基本史实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并且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持续误导着广大关注此类问题的受众群体。
至于《周恩来在武大》一文所提到的周恩来曾于1937年12月31日来到武汉大学发表演讲，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与基本史实完全相符。1938年1月创刊的《战时青年》杂志，在其创刊号上刊登了周恩来当时的演讲词《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该文在标题旁有一说明：“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周先生在武汉大学讲演。这是陈用文君笔记的讲演录……”[4]（见图2）至于当天演讲的一些具体细节，中共武昌区委党史办公室1991年主编的《武昌革命风云录》一书，在《周恩来在珞珈山为团结抗战而斗争》一文中，曾有如下记载：
1937年12月31日，当时住在“八办”的周恩来应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的邀请，到武大演讲。
这一天，风雨交加，寒冷刺骨，江面风大浪急，过江十分危险。“八办”的同志都力劝他改期演讲，但他谢绝了大家的好意，却乘坐清晨第一班轮渡，在波涛汹涌的江中颠簸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达武昌。接着，他和警卫员乘坐小车直奔武大。汽车行至中途又遇见一位因张贴抗日救国标语而被一伙流氓打伤的中年人，周恩来让小车送他去医院，自己冒雨一路跑步赶到武大，来不及换掉淋湿的衣服，准时走上讲台。台下来听演讲的人见此情景，十分感动，争着脱下外套、棉衣，纷纷递上主席台，周恩来执意不肯换下身上的湿衣服。这时，一位姓赵的老教授抱着件皮大氅直接走上讲台，一定要他穿上。周恩来反而叮嘱他道：“老先生，可不能这样，您老当心着凉！”赵老教授拍着前胸说：“老实不相瞒，鄙人往日心里结着冰，身着三层貂裘亦不知暖，周先生今番一把火，化冰驱寒，目下心窝正冒热气哩！”[5]
图1 20世纪30年代的武汉大学学生食堂（上层为临时礼堂）（1937年12月31日，周恩来第一次来到武汉大学发表抗战演讲即在此处进行，其主题为《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1938年秋，周恩来还在此地就抗日形势与统战政策问题发表过一次演讲）
图2 1938年1月，《战时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刊登的周恩来1937年12月31日第一次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讲的演讲词——《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
非常明显，《漫话武大》中的《周恩来与武大》一文对周恩来1937年12月31日在武汉大学演讲一事的相关描述，正是来源于上述《武昌革命风云录》一书中的《周恩来在珞珈山为团结抗战而斗争》一文。只不过此次演讲实际上是周恩来第一次来到武汉大学发表演讲，而并非是《周恩来与武大》一文所说的“第二次讲演”。
另外，1937—1938年，周恩来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讲的次数，显然远远不止三次。对此，前引《周恩来在珞珈山为团结抗战而斗争》一文，亦有如下记载：
此后，周恩来多次在武汉大学或附近的学校机关中作过演讲。仅1938年的夏、秋两季，据武汉大学周大璞教授和廖其康（周恩来的随从副官）的回忆，周恩来在武大的演讲就有三次。如他在武大居住时，常到国民党在武汉大学举办的一个“军官训练团”里去讲课或同师生交谈。一次他决定去训练团讲解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原准备安排在白天，由于要参加政治部的重要会议，就改在晚上进行。这天晚上，武大操场上挤满了听讲的人群，除训练团的师生外，还有武大部分师生员工和中学教师。周恩来从傍晚七点钟开始，一直讲到夜晚十一点。夏天的天气十分炎热，他利用了两个晚上，反复阐述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号召革命青年为抗日建国的伟大事业作出贡献，并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那富有激情的语言，使每个听众无不为之感动。又如一次演讲时，武大学生递条子，要求他介绍延安情况。他如实回答后，更激起了学生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有一次正在演讲，忽然拉起了警报，周恩来迅速组织人群隐蔽；演讲完后，师生们不肯散去，纷纷挤到前面，拿出笔记本、书籍，请他签名留念。现在武汉大学档案馆内还保存着周恩来当时在一个学生的《俄语一月通》上的签名。[6]
图3 1938年夏，周恩来在武汉大学大操场作抗战演讲时给武大学生的签名
很显然，该文所述的后一次演讲，来源于前文曾引证过的1982年周姬昌发表的《周恩来同志在珞珈山》一文，主要是廖其康的回忆。而将毛泽东的著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连续讲了两个晚上的那次演讲，则应该是出自于“武汉大学周大璞教授”的回忆了。
综上所述，周恩来第一次来到武汉大学发表演讲的时间应该是1937年12月31日，其主题为《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地点为武汉大学狮子山顶学生饭厅二楼的临时礼堂（现樱顶大学生俱乐部）。根据武汉大学教授周大璞的回忆，1938年夏，周恩来曾在武汉大学工学院（现行政大楼）前的大操场利用两个晚上的时间讲解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另据周恩来随从副官廖其康的回忆，同样是在1938年夏，周恩来还曾在大操场演讲抗日形势与统战政策，其间曾躲避空袭，并在武大学生的《俄语一月通》一书中留下了签名；1938年秋，周恩来又曾在学生礼堂就抗日形势与统战政策问题发表过一次演讲。除此之外，在1938年的“武汉抗战”期间，周恩来还多次在珞珈山军官训练团授课，[7]在此不再赘述。总之，《漫话武大》一书中的周恩来在“1937年秋天”第一次来到武汉大学演讲这一说法是明显错误的，理应在武汉大学日后的校史研究与宣传中予以彻底纠正，而不能再继续沿袭这一错误。
【注释】
[1]参见《周恩来在武大》，刘双平编著：《漫话武大》，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7页。
[2]以上内容参见方海兴：《1937年秋周恩来没有在武汉大学演讲》，《红广角》2012年第8期。
[3]周姬昌：《周恩来同志在珞珈山》，《文物天地》1982年第1期。
[4]参见周恩来：《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战时青年》创刊号第1期（1938年1月10日）。
[5]《周恩来在珞珈山为团结抗战而斗争》，中共武昌区委党史办公室主编：《武昌革命风云录》，1991年，第155～156页。
[6]《周恩来在珞珈山为团结抗战而斗争》，《武昌革命风云录》，第157～158页。
[7]可参阅陈家珍：《回忆珞珈山军官训练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71～772页；赵旭：《崇高的形象 博大的襟怀——回忆1938年夏周恩来在武昌珞珈山军官团的一次讲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1991年7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