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烟中的宝贵友谊——“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默缄”
在抗战初期，王星拱和他的同乡、同事与终身挚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之间的那份超越政治、党派纷争与思想、意识形态分歧的宝贵友谊，亦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1937年8月23日，因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将陈独秀提前释放出狱。9月中旬，陈独秀来到武汉，其间与王星拱过从甚密。11月21日，王星拱特地邀请陈独秀来武大演讲。在这场题为《怎样才能够发动民众》的演讲中，陈独秀提出，“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第一，必须解除民众自身的痛苦”，“第二，必须让人民有经常的组织”，“第三，必须让人民有政治的自由”，[17]使在场的很多学生听众深受感染和教益。
这次演讲结束后不久，王星拱校长在校园里碰上了政治系学生端木正，便问他听了这场演讲没有，感觉怎么样，端木正回答：“很满意，名不虚传。”王校长接着又说：“这次我请仲甫[18]来，两边都不讨好，只要同学满意就好。同学表示希望听他，我只要能请各界名人来，不论是哪个党派的，也不论是哪个学科的，让青年人多见识一些有成就的人，对学生的修养有好处。”王校长的这番话，令端木正感慨万千：“我听了肃然起敬，这是位教育家！他为了对同学有好处，不计个人的得失。回想当时的会场，就是民主修养的课堂；听众中有几个是当时陈独秀的同党同派？但是从会场的秩序和气氛看出，武大师生的兼容并包精神充分体现出来，没有人扰乱会场，更没有人叫倒好。”[19]
1938年1月，正当陈独秀在武汉为宣传抗战而积极奔走时，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明、康生等人，出于所谓“反托派”的政治需要，竟公然诬蔑其为“日本间谍”、“托匪汉奸”，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极大震惊。面对好友横遭冤屈，王星拱义愤填膺，很快便挺身而出，与其他几位对陈独秀的人品、个性比较了解的人士一起，公开出面为其辩诬。从1938年3月16日起，《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等重要报纸，均在显著的位置发表了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傅汝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训练团教育委员会主席段锡朋，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高一涵，国防参议会参议员陶希圣，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周佛海，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梁寒操，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张西曼，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林庚白九人联名的公开信，信中声称：
中国共产党内部理论之争辩，彼此各一是非，党外人士自无过问之必要；惟近来迭见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独秀先生平生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默缄，特此代为表白，凡独秀先生海内外之知友及全国公正人士，谅有同感也。[20]
王星拱等人的仗义执言，不仅谴责了王明、康生等人的无耻谎言，表明了“独秀先生海内外之知友及全国公正人士”的正义立场，在武汉三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让此时正在蒙受着不白之冤的陈独秀本人，因及时地得到了包括王星拱在内的诸位友人的鼎力援助，心中倍感宽慰与温暖。
【注释】
[1]本文节选自吴骁、程斯辉：《功盖珞嘉“一代完人”——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略有修改。
[2]《对日军残暴行为请加以谴责 蔡元培等致电国联 并吁请各国加以制裁》，《中央日报》1937年8月2日。
[3]以上内容参见赵学田：《怀念王星拱校长》，武汉大学成都校友会主办：《王星拱校长纪念专刊》，1996年，第13页。
[4]以上内容参见王星拱：《抗战以来的武汉大学》，《教育杂志》第31卷第1号（1941年1月），第6页。
[5]以上内容参见《本学期开学典礼校长训词》，《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287期（1937年10月4日）。
[6]以上内容参见《高中以上学校学生战时后方服务组织与训练办法大纲》，《武大1937年制定大学生抗敌后援会章程》，武汉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武汉大学档案，全宗号6，年代号1937，分类号L7，案卷号45。
[7]参见《呈为呈请实施国难教育事》，《武大1937年成立学生救国会的章程》，武汉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武汉大学档案，全宗号6，年代号1937，分类号L7，案卷号46。
[8]以上内容参见《抗战与教育》（总理纪念周校长讲演），《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292期（1937年11月15日）。
[9]转引自《抗战时期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武汉大学乐山校友会编：《武汉大学乐山纪念堂》专刊（内部交流），1993年，第14页。
[10]参见《竺可桢全集》第6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35页。
[11]端木正：《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校友总会、武大武汉校友会合编：《武汉大学校友通讯》（1993年第2期、1994年第1期合刊），第93页。
[12]转引自《武汉大学学生实施抗战教育》，毛磊、刘继增、袁继成等：《武汉抗战史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页。
[13]参见《武大停课问题 王校长谈并无其事》，《大公报》1937年12月5日。
[14]王星拱：《抗战以来的武汉大学》，《教育杂志》第31卷第1号（1941年1月），第6页。
[15]参见武汉大学校史编辑研究室：《武汉大学校史简编（1913—1949）》，1983年（内部发行），第116页。
[16]参见端木正：《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校友通讯》（1993年第2期、1994年第1期合刊），第92页。
[17]参见陈独秀：《我对于抗战的意见》，亚东图书馆1938年版，第24～31页。
[18]陈独秀，字仲甫。
[19]参见端木正：《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校友通讯》（1993年第2期、1994年第1期合刊），第91页。
[20]《为陈独秀辩诬 傅汝霖等九人致本报函》，《大公报》1938年3月16日。另外，此公开信于3月16日见报后，林庚白立即致函《新华日报》：“本日大公报登载为陈独秀辩诬一函，列有贱名，查该函于友人持示时，经告以陈独秀为倡导新文化之有功者，吾人本中华民族和平，宽大，之精神，与东方政治家之立场，对于其人格，予以维护，原则上自可赞助，惟该函措辞，颇涉于共产党所指为托派者之语气，非国民党同志应有之口吻，当提出修正文句，乃倾读该函，并未更易一字，本人生平在政治上之主张，态度，素极坦白，雅不愿苟同！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于该函之内容，完全不能同意，应不负任何责任！敬乞贵报予以披露为幸。”（参见《来函照登》，《新华日报》1938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