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运动的曲折
日益高涨的武汉学生运动，引起了当局者的不安，他们企图通过各种手段，控制学生运动的发展。因此，从1936年至七七事变爆发，武大学运进入曲折发展阶段。
当局为了瓦解武汉学运，一面公开加以“劝导”，一面派出心腹混入学生运动组织，控制学生。早在学生组织成立时就有不少忠实于当局的学生混入学联。这时，他们又大肆活动起来。一次，在学校的图书馆阅览室发现一名外来阅览者，经过询问，发现了其随身携带的武汉行营的特务证。于是，学校里有了复兴社分子、CC分子的活动身影。
虽然学校里有了复兴社分子、CC分子的活动身影，但学生们仍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进步学生通过与投机分子的斗争，成立了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王前选为总干事，李厚生、石秀夫、潘乃滨、魏同泽、李汝俊、谢文耀等选为干事，继续领导武大学运。救国会下设总务、文书、宣传、交际、纠察、事物、出版七股，共计干事17人。李厚生在之后不久，就主编出版了会刊《救中国》。同时，他们还扩大组织，成立了战时经济、国防化学、救亡教育、中日问题、时事问题、社会问题、军事工程、军事无线电、国防文学、战时国际法规的各种研究会，聘请教授指导。他们还组织学生参加军事训练，还派遣学生分赴工厂、农村等地进行抗日宣传。
正值学校学生运动恢复发展的时候，出现了“应城事件”。武汉大学的学生为声援“应城事件”与武汉市的学生一道参与了罢课运动。弄得校长王星拱一度准备辞职，教务长皮宗石一度无法收场。因为此事，皮宗石先生最后不得不离开学校。
新学联成立，学生运动又活跃起来。这时，政府当局为了防止学生参加学运，由教育厅下令各校进行补考。各校进步学生随即掀起了一场反补考的斗争。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尊重大多数学生的意见，决定罢考。补考那天，爱国学生包围了考场，不准补考。在考场门口，一位学生拿着一把菜刀，上面写着“杀奸刀”，迫使学校不得不取消补考。在武大的带动下，其他学校也出现类似的反补考活动。
为了进一步扩大救亡运动的影响，受北平学生南下宣传团的启示，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决定开展更广泛的宣传活动，走进工厂、农村。1936年4月1日，有武大学生参与，由陈敌章等领导的第一批宣传团300名学生，打着“武汉学联扩大宣传团”的旗子，向鄂城葛店镇进发。一路上他们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火种：向村民宣讲国家形势，控诉汉奸卖国求荣的罪行，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屠杀中国人民。他们还在街头村尾张贴标语，举行通俗易懂的演唱会，使沉寂的乡村出现了生机。4月5日，在王曦、郭仁涛的带领下，第二批宣传队来到葛店，带来大批文娱节目和标语传单。他们在葛店活动一周后返回。
葛店宣传周的活动，引起了政府的恐慌。4月8日，湖北省政府和武江警备司令部通令，要武汉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带领该校学联代表前来华中大学开会。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沈澄、教育厅长程其保等官场要人均到会。会议强令解散武汉市学联，从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从此，武汉学联转入地下。市学联主席陈敌章（此后更名为陈述元）被迫离汉。反动当局解散学联后，又到处抓人，不到一个月，就有50多名进步学生被捕。
正在这时，中国共产党派人前来领导武民学运，使遭受挫折的武汉学运又活跃起来。1936年夏，何功伟、陈约珥先后被派往武汉发展党组织。他们在学校先后发展密加凡、孙士祥等人入党，接着又着手恢复进步学生组织的工作。是年初夏，在汉口六渡桥慈善里成立了“武汉学生救国团”，领导成员全部是前市学联里的进步学生，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派李汝俊等二人参加。救国团成立后，为避免国民党的再次追查，仍以读书会的形式，在各校建立小组，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这年的5月30日是“五卅”运动11周年，学校救国团纷纷活跃在武汉三镇的街头巷尾，张贴散发传单，再一次轰动了江城。6月，国民党内部又面临着一场新的内战，学生们又行动起来，宣传反对内战，一致对外。
为了迎接新的战斗，1936年上半年，武大的一批学生又秘密进行了组织，李厚生、郭佩珊、石秀夫、谢文耀、刘西尧（刘锡尧）、魏泽同、李汝俊、彭秉朴、鲍光华、李震声等人，组织成立了“九一八公社”，由郭佩珊、李汝俊负责。1936年秋天，先前入学的杨克穆、叶君健、彭秉朴等人毕业离校了，但朱九思、万国瑞、姚树森、陈尚文、聂之俊、朱祖仁、丁佩珩等人考入武汉大学，壮大了革命队伍。9月，武汉大学青年救国团在化学系实验室秘密成立，青年教师刘彝凉、蒋文骥、唐世博，学生李厚生、郭佩珊、石秀夫、谢文耀、刘西尧（刘锡尧）、魏泽同、李汝俊、鲍光华、李声振、钱祝映华、潘乃斌、姚树森、万国瑞等参加会议。郭佩珊、谢文耀、魏泽同、姚树森被选为负责人。青年救国团的成立，为武汉大学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群众、思想及组织基础。
青年救国团成立后，首先要求改选学生救国会，以补充新的血液。姚树森在新生中进行宣传，李厚生等在机械系里开展活动。经过选举，学生救国会的十几个干事，大部分为青年救国团成员。祝映璜、郭佩珊被选为总干事，李厚生、魏泽同、李汝俊、谢文耀、刘西尧（刘锡尧）、潘乃斌、姚树森、鲍光华等被选为干事。
学生救国会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的不安。它们不断派人在校内寻衅滋事。1936年的下半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张公甫来校插班，经常对学生救国会的同学进行挑衅。一次，张公甫与学生救国会的干事鲍光华因政见不同，发生争执，鲍光华因人高马大将张公甫痛打了一顿。国民党政府借题发挥，要求严惩打人学生。虽然老校长王世杰曾经与湖北省政府有一个君子协定，学校事务由校方负责，军警不得干涉。但国民党军警根本不予理睬，要求抓人。迫于压力，王星拱校长不得不将鲍光华开除。
正当国民党消极抗日之时，华北危机日益加重。愤怒的学生再一次冲在前面。1936年10月31日，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发表了《反对日军在天津演习宣言》，他们怒吼道：“5年前，日寇在东北演习，接着我们便看到东北的沦亡；5年后，日军在华北演习，接着我们便看到华北的丧钟；5年的痛苦，5年的愤怒，如今我们再也忍受不住了。”疾呼：“反对日军在华北演习！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给日军的演习以方便和协助。”
为使救亡运动持久深入，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组织了时事座谈会、社会科学座谈会、文艺座谈会、新文学研究会、世界语研究会、歌咏队、话剧团等学生组织。李厚生主编的《救亡壁报》，内容短小精悍、丰富多彩。潘乃斌、钱祝华主编的《武大学生》由生活书店公开出版。歌咏队在理学院的阶梯教室唱响一首首救亡之歌，其中《五月的鲜花》最为动人。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战斗不歇。如今的东北沦亡了七年，我们天天在痛苦中煎熬，失掉自由更失掉饭碗，屈辱地忍受那无情的皮鞭……再也忍不住这满腔的怒恨，我们期待着一声怒吼，吼声惊起这不幸的一群，被压迫者一齐挥动拳头。震天的吼声惊起不幸的一群，一起挥动拳头。”
为了战时的需要，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还开展了军事露营，以文艺和演讲的形式走上街头，还到附近的豹子懈、黄石港、大冶矿区等地进行宣传。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之时，国民党政府却在西南准备打内战，这激起了武汉学生的愤怒，立即准备开展大游行。国民党军警大肆抓人，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干事姚树森被捕，武汉大学校园布满特务、校警。学生运动转入地下。
尽管如此，救亡运动仍在持续。1936年11月，武汉秘密学联在中共武汉临时工委的领导下成立。武汉大学的李厚生、万国瑞参加会议，李厚生还主持了会议。会议决定出版秘密刊物《武汉学联》，李厚生、万国瑞负责该项工作。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武汉大学的学生在学生饭厅举行了纪念活动，魏泽同主持会议，郭佩珊作了武大学生救国会的工作报告。其他学生也纷纷上台演讲，宣传抗日。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通过“兵谏”扣留了蒋介石。武大的学生公开予以庆祝，李厚生、潘乃斌主编的《救亡壁报》，及时报道了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