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驴选址”故事情节的诸多疑点及其对武汉大学校史认知的若干误导
从前文所揭示的基本史实出发，据此再来重新审视1993年的《李四光与武大》一文中关于李四光与叶雅各二人骑毛驴选址珞珈山的这个故事，就会发现其字里行间的诸多细节实在是非常可疑。
首先，对于武汉大学“新校舍建在武昌郊外的什么地方”这一问题，李四光绝非像该文所说的那样“开始心中并没有数”，而是非常明确地率先提出以武昌郊外、珞珈山西边的洪山附近作为新校址，只是后来由武大建筑设备委员会的多名成员集体更改为珞珈山南麓的“卓刀泉东湖嘴一带”，最后才被学校聘请的美国建筑工程师开尔斯再度更改为珞珈山-狮子山一带，而该文却声称李四光是在“开始心中并没有数”的前提下与叶雅各二人骑着毛驴来到珞珈山下，一眼就相中了这里，进而一次性地选定此处，这与基本史实显然是相违背的。
其次，如前所述，王世杰校长在1929年11月曾指出，在叶雅各向学校当局极力推荐“武昌东湖一带是最适宜的大学校址”之后，“李先生等亲去该地察看”，这个“等”字，就说明李四光当时是同建筑设备委员会的其他一些成员集体前往“东湖一带”考察的，然后又与大家一起初步选定了“卓刀泉东湖嘴一带”，不大可能会出现只有委员长李四光与秘书叶雅各这两个人撇开其他建委会委员、单独骑着毛驴前往珞珈山勘选新校址的情形。
再次，该文先是指出“当年的珞珈山一带属武昌郊区，荒山野岭，一片凄凉”，但接下来又说李四光和叶雅各骑着毛驴“来到珞珈山下，看到这一带的东湖美景，李四光这位曾经到过无数山山水水的地质学家也被陶醉了”。诚然，叶雅各的确说过“武昌东湖一带……其天然风景不唯国内各校舍所无，即国外大学亦所罕有”这样的话，不过，整个“东湖一带”的“天然风景”显然不能与偏处东湖一隅的某片“荒山野岭”简单地画等号，即使“当年的珞珈山一带”确有东湖的风景作为映衬，但其本身仍是“荒山野岭，一片凄凉”，试问“李四光这位曾经到过无数山山水水的地质学家”，什么样的名山大川和风景胜地没有见识过，怎么可能会为一座光秃秃的荒山附近的“美景”所“陶醉”，甚至还“激动得从毛驴上跳了下来”，声称“没有比这更漂亮的地方了”呢？！特别是李四光一开始选择的洪山这一校址离东湖湖岸尚有数里之遥，由此充分可见“东湖美景”绝非其选址时所考虑的首要因素。
最后，笔者在前文中引用了王世杰1929年关于武汉大学新校址的几段讲话，当年1月5日，他曾指出“新的校址已在卓刀泉划好”，5月22日，又指出“本校预备在洪山附近卓刀泉湖滨开始工作”。但令人困惑和遗憾的是，首次提出李四光与叶雅各骑毛驴选址珞珈山之说的《漫话武大》一书，不仅将王世杰这两次演讲的文字稿另拟标题，全文刊载，而且将上述原文中的这两处“卓刀泉”全部改成了“珞珈山”！[24]
以上这些分析，主要是从各种最基本的文字史料的角度进行的。由于在1993年的《李四光与武大》一文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中，李四光和叶雅各乃是仅有的两位“当事人”，那么，他们二人的子女后人对于此事的相关说法，无疑具有较高的可信度。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李四光先生的夫人许淑彬与他们的独生女李林二人对于他的回忆录，这两篇回忆文章一共8万多字，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过任何与武汉大学有关的内容，[25]可见李四光与武汉大学之间的渊源关系并没有给他的夫人和女儿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她们在这方面并无多少往事可忆。如今，李林女士早已去世，她的独生女、北京李四光纪念馆高级顾问邹宗平女士曾在数年前专门撰文回忆其外公李四光，其中仅有一句话提到了武汉大学——“除了在北大教书期间整修校园，他还曾应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出任国立武汉大学建筑筹备委员长，在东湖边上为武汉大学选定了一处风景优美的新校址”[26]。近日，笔者特地就此事请教了邹宗平女士，据她所言，她在幼时曾经听母亲说过，外公李四光当年在武汉工作期间，平日出远门时倒是经常骑毛驴出行，不过，她的母亲从来没有提起过叶雅各这个人。另外，笔者还曾亲自拜访过叶雅各先生的长子叶绍智先生，据他所说，他的父亲平时到郊野去考察时，一般都习惯于采取长途步行的方式，而在他本人的记忆中，似乎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骑过毛驴，至于李四光与叶雅各二人一同骑着毛驴来到珞珈山为武汉大学选址一事，他在幼时也从未听父亲提起过。
除此之外，为了核实此事，笔者近年来曾就此问题亲自请教过多位20世纪30年代在珞珈山长大的第一代武大子弟，包括国立武汉大学前校长王世杰之女王秋华女士、前校长周鲠生之子周幼松先生、前建筑设备委员会监造工程师缪恩钊之女缪敏珍女士、前理学院院长查谦之子查全性先生、前法学院院长及教务长皮宗石之子皮公亮先生、前文学院院长陈源与凌叔华之女陈小滢女士等人，尽管他们大多也曾听说过这个故事，但全都是最近20多年以来的事情，而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自己的幼年时代曾经听身边的武大长辈们提及此事。
综上所述，我们大体可以断定，在1993年首次提出李四光与叶雅各二人一同骑毛驴来到珞珈山为武汉大学选定新校址这一说法的《李四光与武大》一文，在没有搞清楚相关史实、也没有可靠凭据的前提下，最终采取了文学想象与虚构的方式来陈述这一历史事件。如果该文属于纯粹的文学作品之范畴，我们大可一笑了之。然而，作为该文原始出处的《漫话武大》一书，其《后记》却明确写道：“武汉大学……发生过许多载入史册的事件，更有数不清的轶闻趣事。对武汉大学的方方面面进行系统的介绍，让所有想了解武大的人更加了解武大，让所有热爱武大的人更加热爱武大，这是我编写《漫话武大》的宗旨。”[27]不仅如此，在该书出版17年后，其编著者又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此书，并以“武大校史专家”的面目出现，将该书定位为“通俗版的校史”，他明确指出：
在《漫话武大》一书中，我对武大校史做了很多考证，查阅了武大档案馆和中国高等教育史的大量资料。二十多万字的书稿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校史上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考证，如“蔡元培与武大”、“胡适与武大”、“蒋介石与武大”、“李四光与武大”、“毛泽东与武大”、“周恩来与武大”等，第二部分精选辑录的主要是各界名流、武大的老校长和名教授在不同时期精彩的讲演和报告……《漫话武大》把武大百年历史上大家感兴趣的很多轶闻趣事作了系统的整理，后来被广泛引用。[28]
在“考证”和“系统的整理”名义下编造出来的“很多轶闻趣事”还“被广泛引用”，并不断重复和扩散，于是，久而久之，这个纯属杜撰的“传说”，也就慢慢地被绝大多数不明真相的人误认为“信史”，甚至是本校校史上的一个“常识”了。
当然了，李四光和叶雅各等人当年究竟是不是骑着毛驴来到珞珈山下为武汉大学选定新校址的，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不过是一种具体的交通方式的选择而已。事实上，作为一名必须常年在荒郊野岭进行科学考察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平日在面临各种交通不便的现实情形时，确实经常会选择骑毛驴的出行方式，既然如此，在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址选定前后，他完全有可能真的曾经骑着毛驴来到过珞珈山下，这一点毋庸讳言。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而主要在于——1993年出现的《李四光与武大》一文，以文学创作的方式，围绕着骑毛驴这一问题凭空编造出了一些与武汉大学选址珞珈山的真实过程大相径庭的虚假情节，如果广大受众对此信以为真，将其视为真实的历史细节，甚至长期将这种文学虚构当作客观“史实”或曰“信史”来继续传播，那就极不妥当了。
在笔者看来，《李四光与武大》一文中关于李四光、叶雅各骑驴选址珞珈山的短短一段文字，实足以在三个方面误导人们对于这段历史的具体认知：
第一，完全违背了武汉大学当年选址珞珈山的若干基本史实，主要是将这段先后有多人参与和主导，曾经两易其址，几经波折，经过“三步走”之后方才最终定址的曲折历程，轻描淡写地简化为两个人骑在毛驴上的“一锤定音”与“一步到位”，从而对原本相对复杂的客观史实作出了不切实际的过度简单化处理。
第二，单单重点强调了李四光与叶雅各这两位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的领导人物为学校新校址的选定所作出的贡献，却基本忽略了建委会其他成员一同参与考察、讨论与决策的集体贡献，更不用说对于珞珈山新校舍总建筑师开尔斯最终敲定校址的决定性贡献完全一无所知，这在客观上便是将开尔斯先生的慧眼独具，张冠李戴地套在了李四光先生的头上。
图8 美国地质工作者Frederick G.Clapp（1879—1944）于1913—1915年间在武昌郊外的洪山往东面拍摄的郊野风景。图中近处的山体为小洪山，亦即李四光1928年7月率先提出的国立武汉大学新校址所在范围。图片右侧的一小片水域为官桥湖（东湖的一小部分），湖边的那片平地即为1928年11月由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选定的“卓刀泉东湖嘴一带”。图片中心小洪山后面的那座小山头即为落驾山（珞珈山），图片最左边的小山丘为狮子山，狮子山下方的水体即茶叶港，上方则为东湖的主体部分郭郑湖及远处的磨山，而落驾山与狮子山之间的那片丘陵地带，即为1929年2月由李四光聘请的美国建筑工程师开尔斯来校后所建议的新校舍主要建设地点。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落驾山-狮子山一带均为光秃秃的荒山野岭，虽可外借近旁的东湖之景，但其自身的“风景”仍是乏善可陈，尚待开发。
第三，诚如十多年前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一期节目所言：“李四光先生当年是否是骑着毛驴，还是徒步进行考察并不重要，真正让人们牵肠挂肚的是七十多年前，珞珈山下、东湖之滨的自然风光是否和今天一样美丽动人？”该节目随后给出的答案便是——“当时的珞珈山十分荒凉，没有树木，全部都是石头和坟场……当今天武大的学子们走在这花香满园的校园里，可曾想过这里曾是野魂孤鬼出没的乱坟岗，可曾把它与荒山秃岭画上过等号！”[29]事实上，非常明显，绝不是因为当年一片荒芜的珞珈山“风景优美”，所以才吸引了李四光、叶雅各等武大先贤选择将此处作为新校址，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了武汉大学来到这里开拓洪荒，辟山建校，修筑黉宫，植树造林，这处原本乏人问津的寂寞荒山，才得以在最短的时间里迅速变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校园之一。因此，《李四光与武大》一文中所谓的李四光因“陶醉”于当年珞珈山一带的“美景”故而为武汉大学选址于此的说法，可谓是颠倒了基本的历史因果关系，完全将当年的武大先辈们艰苦创业，改造和美化自然环境，化荒野之地为学府佳境的汗马功劳一笔抹杀了。
总而言之，通过对1993年的《李四光与武大》一文中关于李四光、叶雅各骑毛驴为武汉大学选址珞珈山这个故事里的某些失真细节描述的剖析与证伪，我们所得到的最大启示便是——在进行历史研究与叙事的过程中，必须非常严谨地从最基本的史料出发，努力做到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同时，也要严格区分文学创作与历史研究之间的界线，而决不能“史实不够，想象来凑”，最终堕入“历史发明”的歧途，造成“以文乱史”的不良后果。此外，广大文史研究者在搜集、阅读、甄别和使用史料的过程中，也应当高度小心谨慎，切莫轻易将文学想象误认为史实记载，以尽量避免自身受到误导，并进而避免自己在受到误导之后的二次传播中继续误导广大同行学者及社会公众。
谨以此文，纪念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领导下的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选址武昌珞珈山地区88周年。
【注释】
[1]《李四光与武大》，刘双平编著：《漫话武大》，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2]以上内容参见陈群、张祥光、周国钧、段万倜、黄孝葵编著：《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后记”，第397～398页。
[3]事实上，1928年6月由蔡元培决定的包括李四光在内的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人选共有9人。参见《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第九次常会议事日程》（1928年6月19日），《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月报》第1卷第1期（1928年7月），“会议录”，第57～58页。
[4]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于1931年底完工，并于1932年5月26日举行落成典礼。参见《本校布告》，《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128期（1932年5月24日）；《本校新校舍落成典礼王校长报告词》，《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129期（1932年5月31日）。在2009年出版的《李四光传》第三版中，武汉大学新校舍落成的时间被改为“1932年10月”，年代虽已改正，但月份依然有误。参见陈群、段万倜、张祥光、周国钧、黄孝葵编著：《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第355页。
[5]陈群、张祥光、周国钧、段万倜、黄孝葵编著：《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110页。
[6]驾山：《李四光与武汉大学》，《长江日报》1983年11月13日。
[7]以上内容参见李进才、娄延常：《李四光与武汉大学》，湖北省李四光研究会、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力学专业委员会编：《李四光学术研究文集（一）》，地质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125页。
[8]《李四光与武汉大学开办》，景才瑞、邓宗琦主编：《李四光学术研究》，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239页。
[9]《本周纪念周校长王世杰先生报告》，《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36期（1929年11月17日）。
[10]《本校第十九周年校庆暨三十六年度开学典礼校长报告》（1947年10月31日），《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374期（1947年11月1日）。
[11]以上内容参见《致李宗仁函》（1928年7月13日），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80～881页。文末注明该文系“李四光代作”，“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12]参见《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纪》，《新闻报》1928年7月21日。
[13]《武汉大学提出建设计划》，《申报》1928年7月23日。
[14]《本周纪念周校长王世杰先生报告》，《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36期（1929年11月17日）。
[15]参见《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本校及武汉政治分会有关武大建筑设备委员会文件》，武汉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武汉大学档案，全宗号6，年代号1928，分类号L7，案卷号4；《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事录》，《国立武汉大学周刊》创刊号（1928年12月3日）。
[16]《本周纪念周校长王世杰先生报告》，《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36期（1929年11月17日）。
[17]沈中清：《工作报告——参与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设的回忆（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简史）》，1982年3月，第5页，武汉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年代号1982，分类号X22，案卷号6。
[18]参见《武昌郊区洪山珞珈山附近图》，湖北省档案馆藏民国湖北省政府档案，全宗号LS31，目录号15，案卷号455。
[19]参见《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十八年度）》，1930年。
[20]《国立武汉大学补行开学典礼志盛》（十八年元月五日），《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6期（1929年1月10日）。
[21]《王校长莅校欢迎会志盛》（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23期（1929年5月27日）。
[22]沈中清：《工作报告——参与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设的回忆（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简史）》，1982年3月第7页，武汉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年代号1982，分类号X22，案卷号6。
[23]参见《湖北省政府关于武大建筑新校舍征收落驾山土地的布告》，武汉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武汉大学档案，全宗号6，年代号1929，分类号L7，案卷号523。
[24]参见《国立武汉大学补行开学典礼志盛》（十八年元月五日），《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6期（1929年1月10日）；《王校长莅校欢迎会志盛》（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23期（1929年5月27日）；王世杰：《履行新的使命，担起中国文化中枢的责任——在国立武汉大学正式开学庆典上的祝词》，王世杰：《“我不是来维持武汉大学的，而是要创造一个新的武汉大学”》，刘双平编著：《漫话武大》，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第162页。
[25]参见许淑彬、李林：《石迹耿千秋——回忆李四光》，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26]邹宗平：《爷爷李四光的几件事》，《百年辉煌 继往开来——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建系10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
[27]刘双平编著：《漫话武大》，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后记”，第409页。
[28]刘双平：《我的“武大”情缘》，《南方周末》2010年1月28日。
[29]参见《李四光与武大校园》（2002年），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CCTV4）大型电视文化栏目——《走遍中国》，央 视 网：http：//www.cctv.com/lm/783/31/691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