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势恢宏的武汉大学狮子山建筑群
吴 骁
众所周知，武昌珞珈山是武汉大学的所在地，也是这所著名高等学府的标志、象征甚至代名词。珞珈山位于武汉大学校园的东南角，海拔118.5米，为武昌东湖南岸临湖最高峰，方圆540亩，约占武汉大学整个校园面积的1/10。与这座高高耸立的庞然大物比起来，隐藏在建筑众多、植被浓密的校园各处的其他十多座体量极小的小山丘，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一般人在武大校园中穿行，虽然到处都能感受到地势的高低起伏，却很难意识到，自己在不经意间路过的那些斜坡，可能就是一座座有名字的“山”！不过，除了珞珈山之外，武大校园里还有一座小山，相对于其他更小的山丘来说，还是比较显眼的，那就是位于珞珈山西北数百米处、现今海拔55米的狮子山。
在武汉大学校园内，狮子山可谓是一座“飞来峰”。鳞木化石、腕足类化石和南麓一公里长的逆掩断层表明，由四亿年前泥盆纪砂岩组成的狮子山主体，是在一亿四千万年以前的一次地壳变动中，被从不远的北方推来，落在两亿七千万年前形成的砂质页岩上的。在东湖西南岸与珞珈山北麓之间，有一片由十余座高低起伏的小山丘所形成的“丘陵”地带，尤以狮子山相对高耸，自成中心。1928年底，刚刚改建成立的国立武汉大学，原本择定了珞珈山南麓地势平坦的“卓刀泉东湖嘴一带”作为新校舍建设地点，但不久后，学校从上海请来的美国建筑工程师开尔斯来到珞珈山实地考察一番后，提出了新的构想——以珞珈山西北面的狮子山为主要校舍建筑中心，各院系的教学楼则分别建在邻近的各个小山上。这一想法随即被采纳，这就在事实上改变了学校之前的选址决策。正因如此，狮子山这座“飞来峰”便成为了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建设乃至日后校园景观的核心区域。
与珞珈山一样，狮子山也是东西走向，其东坡比较平缓，西坡相对陡峭。起初，开尔斯主要为武汉大学设计了分别以图书馆、理学院和工学院大楼为中心的三组建筑群，其中就有两组位于狮子山上——图书馆位于狮子山顶，理学院则位于狮子山的东麓。狮子山原本海拔65米，其最高点在后来建成的法学院大楼一带。根据开尔斯的设计要求，其山顶在施工建设的过程中被削低了10米，并且开出一片平坦的广场作为建筑基地。由于狮子山是石头山，爆破炸出的石头可就地取材制成混凝土，从而节省了不少材料费和运输费。
据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绘图员沈中清回忆，在开尔斯的规划设计中，狮子山顶的一组建筑群“以图书馆为中心，它的东翼是文学院大楼，西翼是法学院大楼，图书馆与东西两翼采取对称平衡中央突出的手法。图书馆的南面是狮子山的南山坡，在山坡上布置学生宿舍，利用地形紧抱（8000m2投影面积）山坡而建，自楼前路拾级而上宿舍屋顶平台，共计踏步95级。假定学生宿舍的外地面标高为±0.00，屋顶平台标高为14.00，文法两学院大楼外地面标高亦为14.00，图书馆的外地面标高为15.50。这样，宿舍屋顶平台就成为图书馆和它两翼的楼前广场”，“法学院大楼的西边是学生饭厅，外地面标高为11.00，为了适应地形的变化，学生饭厅与法学院大楼偏斜15°”，“在设计构思中的想像，如人们站在珞珈山北麓半山腰远眺狮子山建筑群，好像是整体似的一座十几层高，二百多米开阔的巨大宫殿，观瞻甚是华丽宏伟”。[1]而位于狮子山东麓的另外一组以理学院大楼为中心的建筑群，与文学院大楼和学生宿舍之间仅有区区数十米的距离，从远处望去，在观感上亦是浑然一体。
图1 由开尔斯设计的分别位于狮子山顶及其东麓的两组建筑群（1930年）
1930年3月，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正式开工，其主要工程由当时负有盛名的汉协盛营造厂中标承建。经过将近两年的艰苦施工，到1931年秋，一期工程基本完工。在狮子山上下，山顶的文学院大楼、学生饭厅与南坡的学生宿舍大致同步落成，其东麓的理学院主楼及东西两翼附楼稍后竣工。在其余校舍建筑尚未动工的情况下，文学院、法学院、图书馆以及学校行政办公室均集中暂设于文学院大楼内，工学院则暂附于理学院大楼内。由于狮子山建筑群的核心建筑——图书馆大楼尚付阙如，其半山腰上规模庞大的学生宿舍也就暂时成为了该建筑群的视觉焦点所在。1932年初，武汉大学全体师生喜迁新居。1935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的杨鸿年，数十年后回忆起自己当年随学校搬入珞珈山新校舍的经历时，如此写道：
山上男生宿舍为四层楼房，分四单元。每两单元交接处，就有一座四层楼高的大门，门上有阙。因为阙在楼上，离地即为五层，加上飞檐绿瓦，自下仰视，在当时真可谓天上宫阙。
每单元又分为四斋，共十六篇〔斋〕，以天地元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长〉辰宿列张为名，称天字斋、地字斋等等。因为宿舍靠山而筑，地势所限，各房间多少不一，越在下层房间越少，而以四楼诸斋房间最多……每日晚饭后，同学三五成群，漫步于青山绿水之间，颇有身在仙境之感。这样校园，当时可称全国一流，甚至可说全国第一，同学学习情绪，从而大大加强。
……说到校舍建筑，老校长声称，第一要求坚固，校舍建成之后，希望能够维持二百年。二要美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采取了一些中国传统装饰宫殿的办法来装饰校舍，结果也就将学校装扮为一座宫殿了。特别是男生宿舍，既高入云间，又门、窗百千，游人竟有比之为布达拉宫者。珞珈山也就成了武汉的一个风景区，来武汉者无不以一睹为快。[2]
图2 1931年秋落成的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部分建筑
1932年9月初，曾经为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设计场馆的著名建筑师刘既漂慕名参观了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对于校园核心地带尚未全部完工的狮子山建筑群，他高度称赞道：
图3 位于狮子山上的男生宿舍与文学院大楼（右）
除却教授住宅及女生宿舍之外所有建筑物都列成一排，最妙是排在一座枕木式的山上，换而言之，把整个山变成一个伟大的建筑物，这一点十分值得赞美，好像西藏拉麻庙之危立悬崖一样，这种少有的天才，构思是否出诸美国建筑师的设计，抑或出诸武大当局的规定，我没有询及指导者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是武大全部建筑最精彩之一点。[3]
在狮子山上下已经完工的各处建筑中，刘既漂最为欣赏的便是在山顶东西相望的文学院大楼与学生饭厅。对于前者，他认为“这部建筑的外表完全脱形于北京的城门楼子，斜线的屋角，成方的小窗，四四方方的一件大东西摆在山顶上，远望好像和宿舍联成一体，在外表的美观上，它能给我们于相当的好感”。至于后者，他又特别指出：“这部建筑我认为很满意，光线空气都很适当，楼上也是食堂，现在暂时充作礼堂，外表亦很美观，高度的屋顶上加造两排横窗，这种构造在中国新建筑中确实是件新闻，外表虽然没有门面，走檐的双柱，多窗式的屋面，及丰富的屋角云头，尽够使观者忘却食堂之无门面，这是建筑师的心得！”[4]
不过，在恢宏与美观的背后，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的这批建筑也存在着不少缺憾。比如说，按照开尔斯的原有设计，武汉大学所有中式屋顶建筑的屋角均为起翘比较平缓的北方样式，然而，承建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的汉协盛营造厂，却没有严格按照图纸进行施工，而是根据南方地区根深蒂固的建筑习惯，将文学院大楼、学生饭厅以及学生宿舍顶部三座亭楼的屋角全都做成了翘而尖的南方样式。由于开尔斯先生远在上海，代表其负责监工的德籍工程师石格司又未能发现并纠正这一细节上的错误，等到开尔斯1932年春终于有机会亲临武昌珞珈山现场察看由自己一手设计的武汉大学新校舍时，一期工程的所有建筑均已落成，屋顶上的脚手架也早已拆除，尽管开尔斯对此大为不满，但木已成舟，势难挽回。不过，开尔斯对这一细节问题仍然极为在意，以致于他宁可牺牲整个校园建筑群在屋角方面整体风格上的协调一致，也要在后续的诸多建筑中坚决地纠正这一失误。在他的极力坚持下，狮子山顶续建的图书馆、法学院，狮子山下的体育馆以及珞珈山北麓的工学院、华中水工试验所等二期工程建筑的屋角最后全都被纠正回北方式的平角。
近年来，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认为武汉大学文学院大楼的屋顶做成翘角，象征着“文采飞扬”，法学院大楼的屋顶做成平角，则意寓“法理严正”，似乎这一切均是建筑设计师匠心独具，有意为之。但在事实上，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既是对开尔斯先生设计原意的错误揣测与严重歪曲，也不符合当时的建筑厂商在这一点上根本就没有将其设计方案严格贯彻落实的基本史实。对于这种说法，我们大可反问一句——如果文学院屋顶的翘角寓意是“文采飞扬”，法学院的平角是“法理严正”，那么，同属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的学生宿舍和学生饭厅屋顶的翘角又该作何解释？二期工程中的图书馆、工学院、体育馆、华中水工试验所等建筑的屋顶又为什么要做成平角？另一方面，民国时期所谓的“文学院”和“法学院”，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仅包括文学或法学单一学科的学院概念完全不同。就全国范围而言，当时各个大学的“文学院”，大体上相当于是所有人文学科的集合，而“法学院”则一般是将除商学外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都包括在内。就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而言，其文学院一共设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史学、哲学四个系（其中哲学系一度更名为哲学教育系），法学院则下设法律、政治、经济三系（1930—1933年还一度办有商学系）。如果说文学就应该讲求“文采飞扬”，法学就需要“法理严正”，那么，同样隶属于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历史、哲学、教育等学科，难道也都能够用“文采飞扬”来一并概括？同样附设于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政治、经济等学科，又岂可用“法理严正”来以偏概全？
除此之外，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在极力追求美观的同时，在很多方面却忽略和牺牲了建筑最基本的功能——实用。前文中所提到的1932年9月来校参观的建筑师刘既漂，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武汉大学的这批校舍建筑在某些方面的美观性，但另一方面，他也一一指出了学生宿舍与文学院、理学院大楼部分房间在光线、教室声响效果等方面的诸多不足之处，认为其中的某些设计“反乎现代建筑原理”。他直言不讳地批评道：“武大建筑的整个设计的原则，应该由内部分配的设备为主，外表的美观应为客，换而言之，先把实用的问题解决后然后再谈美观。武大的建筑，正得其反，内部一切分配，都跟着外表美观而迁凑，这一点，为最大的错误。”[5]
无独有偶，193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派人视察了武汉大学之后，于当年7月20日发来训令，既高度肯定了“该校新建校舍，环境优美，并力能注重设备，于教学研究，殊称适宜”，同时也指出了新校舍的一些具体缺陷，如“该校理学院教室，光线多欠充足，各实验室亦嫌狭小，宿舍门窗向壁设置，未能利用天然美景，以后新建筑固须注意美观，但同时犹须顾及实用方面”。[6]不论是来自学术界还是政府主管部门的批评意见，对于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各项后续工程的建设，似乎还是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的。从那以后，武汉大学陆续兴建的图书馆、工学院、体育馆等建筑，相对于一期工程中受诟病较多的学生宿舍、理学院等建筑而言，在美观与实用的结合方面可以说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改进。
1933年8月，狮子山山顶的总图书馆工程开始平定地基，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二期工程就此全面开启，主要由上海六合建筑公司、汉口袁瑞泰营造厂等中标单位承建。就狮子山上下首尾相望的两大建筑群而言，山顶中心的总图书馆于1935年9月落成，图书馆西侧的法学院大楼于1936年8月竣工，其东麓的理学院扩建工程则于1936年6月完工，至此，开尔斯最初所构想的“好像是整体似的一座十几层高，二百多米开阔的巨大宫殿，观瞻甚是华丽宏伟”的武汉大学狮子山建筑群最终成型。
图4 1936年底的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
在开尔斯最早的设计方案中，武汉大学图书馆为一主二从三座中国宫殿式建筑，其中央主楼最初设计为攒尖式屋顶，两侧的附楼则为歇山式屋顶。后来，大概是由于经费预算的限制，原拟修建的三座大楼最终被缩减为一座占地呈“工”字形、由一座主楼和前后两翼的四座附楼联结而成的单体建筑。图书馆的整体外观为中国传统宫殿式风格，屋顶采用了别具一格的八角歇山顶样式，整个建筑的上半部分形似一顶皇冠，下半部分则由四对西式双联廊柱托起前面两座附楼的中式歇山顶，其细节又采用了西式的罗马柱、石拱门等，充分体现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成为武汉大学校园内最为雄伟壮观的标志性建筑。
在狮子山山顶空间比较狭小的地基上，设计师刻意将图书馆位置后移，采用基柱托起建筑后部，用环廊与地面相接，从而使图书馆的前方更加平坦宽阔，背面也更显高峻宏伟。图书馆东西两侧的文学院大楼和法学院大楼，其外形大体一致，堪称一对“姐妹楼”。这两栋大楼均为绿色琉璃瓦庑殿顶的四合院回廊式建筑，在中式的大屋顶中间开有天井，四面直立的清水墙体上各加有四根一米宽的斜角大立柱，使墙面呈现出传统的城墙形状。略有不同的是，文学院大楼平面呈“口”字形，并利用四合院中的地面空间加设了一间大教室，而法学院大楼则在四四方方的主体部分北面又加建了两层楼的大教室，使其平面大体呈“凸”字形。文学院大楼与法学院大楼左右基本对称，相对矗立，可谓左辅右弼，忠实地拱卫着图书馆大楼，使之更显雄伟气势。图书馆下方依山而建的学生宿舍，屋顶则是一片非常开阔的平台，与图书馆外地面的高差仅有1.5米，共同构成了一个面积广阔的山顶广场。文学院、法学院、学生宿舍及其三座亭楼，以及法学院西侧的学生饭厅，紧紧地围绕着图书馆这个中心，犹如众星拱月，并与周边的体育馆、理学院、工学院等建筑遥相辉映，相得益彰，成为武大最具标志性的核心校园景观。
狮子山东麓的理学院大楼，其中央主楼采用拜占庭式的穹顶与希腊十字平面的楼体，局部屋檐饰以中式绿色琉璃瓦，东西两翼以环廊相连的附楼则是中国传统的单檐庑殿顶楼阁，一楼还做成了类似城台的造型，从而与中央主楼共同组合成了又一处“中西合璧”、颇为美观的建筑群。但遗憾的是，这几栋建筑正是刘既漂所批评的“内部一切分配，都跟着外表美观而迁凑”的典型，很多房间的通风、采光、视线以及声响效果都很成问题。有鉴于此，该建筑群后来在扩建时，便放弃了之前的一些华而不实的设计手法，只是在前排两侧附楼的后方新建了两座造型较为朴实的西式平顶楼，并在外墙、阳台、屋檐等处略施一点简单的中国传统建筑装饰元素而已，虽然同样是中西杂糅的外形，但与前期建筑相比，则已是更多地让外观适应于实用了。
1931—1949年曾任教于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的著名女作家苏雪林，晚年在台湾时，曾多次撰文回忆武汉大学的校园风物，其中自然少不了要重点提及这座美丽校园内最具标志性的狮子山建筑群，如在《忆武汉大学图书馆》一文中，苏雪林开篇便写道：
朋友，你看见过北平文华武英殿没有？见过大前门和天坛没有？国立武汉大学便是模仿中国宫殿而建筑的。文法两学院有点像大前门，而夹在中间的图书馆则颇类天坛，银灰色的墙壁，碧绿色的玻璃瓦，远挹湖光，近揽山色，居高临下，气象万千，北平帝皇居也许比这个更为壮丽，但却没有这样天然风景的陪衬。[7]
在《怀珞珈》一文中，她又如此写道：
天空漆黑，遥望狮子山顶的大学本部，万窗齐辟，灯火辉映，好似一座金刚钻缀成的牌坊，气象庄严之极，也壮丽之极。这是我们乘凉时永不能忘的印象。民国三十九年，我再赴法邦，寄迹世界闻名的花都。战后法国政府为吸收游客增加国富计，将巴黎着意打扮起来，每星期有两三次铁塔、凯旋门、圣母院、圣心堂及一切有名建筑，齐放光明，但我总觉得不及武汉大学夜景之美。我何以有此偏见，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恋旧心理当然是一理由；实际上巴黎各建筑都笼罩在十丈软红之中，先就有一股子尘俗气，武大则屹立湖山佳处，背景是那么高旷清远，灯火光中，愈觉玲珑缥缈，看起来自然给人一种神仙楼阁之想了。[8]
图5 武汉沦陷期间，侵华日军发行的以武汉大学狮子山建筑群为背景图案的明信片
图6 从武汉大学行政大楼（原工学院大楼）楼顶远望狮子山建筑群
数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狮子山上的图书馆、文学院、法学院的名称前早已被武汉大学师生加上了一个“老”字，当年的学生宿舍后来也被称为“老斋舍”（不过狮子山东麓的理学院倒是个极少被冠以“老”字的特殊例外）。这批兴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建筑，历经近百年的风雨沧桑和多次大大小小的修缮，其外观仍基本保持原貌。另一方面，狮子山上下由第一代珞珈人所种下的各种花草树木，早已是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将这座昔日的寂寞荒山装扮得绿意盎然，同时也给这个建筑群换上了一幅更加色彩斑斓、生机盎然的美丽“背景”。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武汉大学的狮子山建筑群，始终巍然屹立在校园的核心地带，永远都会是这座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之一”的高等学府中一道最为经典和永恒的校园风景线。
【注释】
[1]参见沈中清：《工作报告——参与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设的回忆（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简史）》，1982年3月，第9～10页，武汉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年代号1982，分类号X22，案卷号6。
[2]杨鸿年：《珞珈琐忆》，台北市国立武汉大学校友会编印：《珞珈》第124期（1995年7月1日），第52～53页。
[3]刘既漂：《武汉大学建筑之研究》，《前途》第1卷第2期（1933年2月）。
[4]参见刘既漂：《武汉大学建筑之研究》，《前途》第1卷第2期（1933年2月）。
[5]参见刘既漂：《武汉大学建筑之研究》，《前途》第1卷第2期（1933年2月）。
[6]参见《教育部致国立武汉大学训令》（7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页。
[7]苏雪林：《忆武汉大学图书馆》，国立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编：《珞珈》第34期（1972年4月1日），第12页。
[8]苏雪林：《怀珞珈》，《珞珈》第35期（1972年7月1日），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