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学生参与抗战宣传及厂矿西迁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但在1938年上半年以前，武汉事实上成为战时首都，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战宣传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在这一时期，国立武汉大学的青年学生，也投入到了这一时代洪流中，深入到武汉周边地区工矿企业，到工人中开展抗战文艺宣传。

1937年冬，著名音乐家冼星海来到武汉大学，与武大同学们交流抗战文艺宣传，随后于11月26日带领武汉大学学生救亡歌咏队，与著名戏剧家洪深率领的上海救亡演剧二队，遵照时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周恩来的指示，乘坐汉冶萍公司轮船前往黄石地区，开展抗敌文艺宣传工作。^[1]抵达黄石后，他们住在石灰窑中窑江边的振德中学，这里距离石灰窑主要的工矿企业，如大冶铁厂、利华煤矿、华记水泥厂等都比较近。在接下来的十天时间里，冼星海率领的武大学生歌咏队和洪深的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在黄石港、石灰窑、下陆、铁山等地的工矿企业和村舍中举办了多场演出，表演抗敌话剧、合唱救亡歌曲等。12月5日以后，救亡演剧二队返回武汉，冼星海和武大学生歌咏队留在黄石地区，转赴大冶铁厂的冶雄体育会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此后白天他带领武大学生队分赴工厂、矿山、学校、伤兵营、壮丁队和黄思湾附近农村，教授救亡歌曲，散发用红绿纸印好的歌单、传单；晚上在振德中学开办救亡歌咏教授班……经过短短几天紧张的教唱、培训与组织筹备以后，12月8日下午二时在冶雄体育会广场举行了‘港窑湖各界民众救亡歌咏大会’。”^[2]在冼星海的带领下，武大学生歌咏队在黄石地区开展了深入工人民众的抗敌文艺宣传，为武汉大学与汉冶萍厂矿的交流历史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8年初，国立武汉大学一、二、三年级学生西迁四川乐山，而四年级学生则留在珞珈山本部直至毕业。而抗日战争爆发以来，陆续有华北、华东地区因战事而学业中辍的流亡学生来到武汉大学借读以完成学业。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天津沦陷，河北工学院停办。当时在校学生柯俊辗转来到了国立武汉大学，成为武大民国二十六年度理学院化学系四年级借读生，并于1938年6月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此时，柯俊原在河北工学院的老师姚南枝正供职于“国民政府”经济部，姚南枝向经济部长兼工矿调整处处长翁文灏推荐了柯俊前去供职，随后柯俊便成为了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技术员。此时正值武汉会战期间，日军步步紧逼，形势日渐危急，武汉及周边地区的大量工矿企业正在经历被称为“东方敦刻尔克”的战略大转移。刚刚离开武大校园的大学毕业生柯俊，也投身到了这场攸关民族存亡的西迁运动中。

工矿调整处当时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组织协调武汉及周边地区民营厂矿的内迁工作。汉冶萍公司在鄂境内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大冶铁厂等厂矿，主要由钢铁厂迁建委员会负责拆迁。但在具体拆迁过程中，钢迁会与武汉卫戍司令部、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以及工矿调整处等多方仍展开了合作，而工矿调整处技术员柯俊也具体参与了汉冶萍厂矿拆迁和爆破工作。工矿调整处业务组组长林继庸在大冶各厂矿拆迁工作基本完成后曾表示：“此次督拆迁大冶厂矿工作繁重，应付困难，本处所派李副组长景潞、柯组员俊两员，辛劳月余，处置有方，其劳可念。”^[3]此外，柯俊等工矿调整处职员还在武汉会战期间，对于经过钢迁会拆迁后仍有残留设备原料的汉冶萍厂矿，再尽全力进行了拆迁转运，同时又以大局为重，在面临艰难抉择的关头果断作出了正确决定。“汉阳铁厂尚留有2500千万之汽轮发电机一座、锅炉三座，因迁建会来不及拆运，即由李景潞率领技术员孙东根及华成电器厂工人前往拆迁……时间已是10月20日，机件已拆得180余吨，而且装上了木船，预备于21日装载于三北公司凤浦轮运往宜昌。不料事出突然，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吴蕴初的天原化工厂由国外购得三效蒸发器全套，重数十吨，于21日早晨由香港经粤汉路运抵武昌……民生汉口分公司人员已在21日完全撤退。当时武汉江面只有三北公司的一艘凤浦轮。李荃荪和柯俊商酌之下，认为天原如无蒸发器就无法复工，工矿调整处无发电机还可另行设法。当时已闻武汉西部的金口即将封锁，武汉形势万分吃紧。两位技术员权衡轻重，不以机件属于自己还是属于其他厂家为标准，而是以大局为重，从对整个工业之实际需要为出发点，决定把凤浦轮上装发电机的吨位让给天原厂。”然而由于另装发电机的木驳在沦陷前夕的武汉已找不到动力拖行，“不得已，木驳乃于10月23日晨风放先行”，柯俊等人乘坐满载的凤浦轮，于当天下午离开武汉。遗憾的是，装载汉阳铁厂发电机的木驳行至城陵矶时遭遇日军空袭，被炸沉于江中。“然天原电化厂得因此而保存物资，后来在渝卒能复工，所产盐酸、烧碱、漂白粉等，足以供给后方皂烛、造纸、染炼工业需用，而天盛耐酸陶器厂、天厨味精厂，亦赖以维持恢复，对于后方化学工业之树立，关系甚大。”^[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