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　国防部门与企业间量子利益的冲突

美国国防部和硅谷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二次世界大战，但国防部直至最近才完全委托私营部门作为其技术实力的后盾。自2000年年初以来，阿什·卡特（Ash Carter）在题为“保持技术优势”^[211]的文章中提出的有关技术和商用的预测已变为现实，国防部开始致力维系与商业界的密切联系。卡特认为，通过“与市场力量合作而非对抗，利用商业化来保障国防需求”，不断发展的独立“产业和技术基地”将成为载体，使美国军方“成为世界上最早将商业技术适用于国防系统”的部门。当卡特2015年就任美国国防部长时，他能够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212]

引起关切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科技界最近就大型国防合同提出抗议。今年早些时候，十几名谷歌员工辞职抗议公司参与Project Maven项目，令谷歌登上头条，该项目由国防部资助，用于开发无人机拍摄以实现人工智能监控。超过3 000名谷歌员工在此问题上展现了道德立场，在致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的信上签名，最终导致公司决定不再续签合同。^[213]

最近，微软公司员工也对Azure Government发起抗议，Azure Government是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在美墨边境对强制分离的家庭使用的面部识别软件。该软件亦引发了一封由100多名员工签字的公开信，信中表示：“我们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由业内的许多人士组成，他们认识到创造强大技术的人身负重任，必须确保其创造之物被用行善而非行恶。”^[214]

虽然此类科技巨头中发声抗议的人数较少，这些例子仍应让国防部停下来反思其赢得量子竞赛所需的来自产业界和科技界的忠诚度。我们今天看到的蓬勃发展的企业创新创业的技术文化是20世纪60年代反战反文化的产物。^[215]

国防合同具有内在的政治属性，最重要的是，国防部必须牢记，科技公司对量子计算的追求并非出于爱国和忠诚。当前依赖科技体系而取得的成功最终将取决于国防项目能否作为科技公司可行的商业模式加以运作，同时确保有适当的系统保障创建的技术受到负责任的监管。^[216]

这场竞赛并非仅由利润驱动：与其他许多技术一样，量子技术是消费者和防务部门共同梦寐以求的目标。在美国，国防部（DoD）严重依赖硅谷蓬勃发展的风投文化的强劲势头，以便先于竞争对手取得量子优势地位。但从长远看，这种依赖关系是否会成为劣势？^[217]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技术纠缠”。卡特认为，维持技术优势地位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美国军方有权拒绝向竞争对手提供新技术的相关信息。然而，如今负责量子创新的技术社区是高度协作且不断移动的，运转在全球化的经济中。^[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