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电信网络诈骗是指犯罪分子通过电话、网络和短信方式，编造虚假信息，设置骗局，对受害人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诱使受害人给犯罪分子打款或转账的犯罪行为[1]。目前，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我国新兴技术环境下危害国家安全的突出问题[2]。“高考新生徐玉玉被诈骗致死案”“清华教授被骗1760万”等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频发，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引发全社会共同关注。
据360互联网安全中心最新发布的《2018年网络诈骗趋势研究报告》，2018年猎网平台共收到有效电信网络诈骗举报21703例，被骗总金额超过3.9亿元，人均损失为24 476元，较2017年人均损失增幅69.8%，创近五年新高[3]。其中，伴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推进、国际互联网和通信网络等平台的便利、通信技术和电子支付的迅猛发展[4]，越来越多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为了逃避国内相关部门的严厉打击，将诈骗窝点转移至境外，并跨境对我国大陆地区居民实施诈骗，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迅速滋生蔓延，其发案数量持续增长、涉案金额急剧扩大[5]。如2018年1月，104名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在老挝设立窝点，对我国大陆居民跨境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超过300起，涉案金额3 000余万元人民币[6]；2018年3月，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的张凯闵、林金德等85人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的被告人先后在印尼、肯尼亚等国参加针对中国大陆居民进行电信诈骗的犯罪集团，总计骗取185名被害人钱款2 900余万元人民币[7]。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急剧发展，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成为危害中国国民财产安全的重要犯罪形式[8，9]。鉴于此，国务院新一轮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已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并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源头治理，提出从金融、电信、互联网等多个领域共同开展整治措施，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全面提升部门监管和行业治理能力[10]。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在当今网络互联互通、普惠共享的时代，更应该从根源上防范跨境电信网络诈骗行为的形成。
当前，国内外学者多数从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法律制度差异、金融体制差异、经济及技术发展等宏观视角探究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形成原因。如Lin等指出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法律和司法制度的漏洞是有组织犯罪集团实施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主要诱因[11]。Etges等人指出经济基础薄弱、政府信誉缺失、供需关系不平衡等会促进跨国有组织网络犯罪的产生[12]。王世卿、杨富云认为新技术条件下，银行卡产业、通信行业的蓬勃发展以及电子商务与网上支付的兴起，促使跨境有组织经济犯罪越来越突出和严重[13]。王大为、温道军提出海峡两岸之间金融体制与司法体制的差异性以及电信、网络技术的发展是引发两岸电信诈骗犯罪问题的重要因素[14]。吴洪帅从犯罪分子和监管部门两个层面探究了海峡两岸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成因，他认为犯罪成本低、收益高、跨境作案风险低是促使此类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原因，而电信运营部门和银行金融部门监管缺位为跨境电信诈骗犯罪提供了极大可能性[15]。少数学者从诈骗者心理和行为机制出发研究跨境电信网络诈骗行为的形成原因。部分新闻报道提及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参与者以年轻人居多，部分是受到“海外工作招聘”等吸引而被骗加入组织。Zhang提出利益驱动、报复、自我保护是电信网络诈骗行为产生的主要心理动机[16]。宋平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研究表明不良的犯罪心理动机、成本低和回报高的犯罪心理诱因、侥幸心理等会刺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产生[17]。吴鲁平等通过对农村青年诈骗者的深度访谈，分析得出个人的金钱策略、技术策略和情感策略会影响电信诈骗行为的产生、延续与断裂[18]。在诈骗者行为机制研究中，现有研究侧重于电信网络诈骗中诈骗者的行为过程研究。如美国著名黑客Mitnick描述了诈骗者如何利用人类认知偏差和心理陷阱进行精准诈骗的手段，并且将网络诈骗划分为调查、发展信任关系、利用信任关系达成目的这三个阶段，最先对网络诈骗流程进行了探索研究[19]。Allen等在对网络精准诈骗行为流程进行深入分析基础上，提出诈骗者行为流程包括收集信息、拟定方案、建立关系以及实施诈骗四个步骤[20]。He等人指出网络诈骗行为主要包括收集信息、伪造身份、获取信任、欺骗好友等环节[21]。陈思祁等从团伙视角探究了电信网络团伙诈骗的产生、组织和实施的循环过程及影响因素[22]。蹇洁等从个体角度出发探究了其网络交易诈骗行为全过程包括产生动机、诈骗准备、发展关系、实施诈骗和敛财分赃五个核心环节[23]。倪春乐从信息流和资金流两个角度描述了跨境电信诈骗的犯罪流程，为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侦查取证提供了依据[24]。日益猖獗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给中国公民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严重的精神损害，遏制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刻不容缓。当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执法合作、行业监管、社会宣传等角度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策略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如Mon认为打击海峡两岸跨境电信诈骗犯罪，需要完善中国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的执法合作机制，并详细阐述了两地执法合作机制的内容、成果、挑战和前景[25]。Ge提出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加强合作，进一步建立合作机制，使情报共享、电子证据收集、视频会议作证、犯罪场所搜查、刑事逮捕和转移等合法化和正常化，共同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26]。Geng基于全球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重点关注我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外部环境因素及相关的内部治理因素[27]。熊安邦、吕杨提出海峡两岸共同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犯罪需要积极开展两岸警务合作，深入开展电信、银行等行业的专项清理整顿工作，加强反电信诈骗宣传，建立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犯罪工作的长效协作机制[28]。杜航指出有效侦查跨境电信诈骗犯罪，应加强相关行业监管力度，提升公安机关的侦查科学技术水平，建立多国协作平台，提升整体侦查效率[29]。何灏东、周衍提出打击跨境电信诈骗应该加强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专业队伍建设，建立跨行业合作机制，构建警方跨境侦查协作机制，多策并举形成电信诈骗防范体系[30]。刘彤认为有效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犯罪必须明确跨境电信诈骗中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该项犯罪活动进行严厉的刑事打击，同时完善国际合作、社会联动、民众配合等各种预防机制[31]。
通过对国内外关于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形成原因和打击策略等相关研究的阅读、梳理和总结，对当前研究现状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并发现主要存在以下两点不足：（1）在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形成原因研究中，主要是基于经验判断或个案分析提出宏观方面的诱因，而少数学者基于微观视角对电信网络诈骗成因的探索，虽然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向，但缺乏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行为形成影响因素的有针对性的和系统的研究。（2）在现有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策略研究中，主要着眼于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发生后的治理，虽然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并没有从根源上矫治和防范跨境电信网络诈骗，该类犯罪案件仍然持续高发。另一方面，法院判决书和相关案例的新闻报道记载了诈骗行为、心理的产生、发展过程，是公众认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行为的主要渠道，通过分析这些文献，学者可以从诈骗者的角度研究诈骗者的行为特征及其行为产生和发展的根源，但目前少有学者利用这些文本资料进行相关研究。
基于此，本文首先利用内容分析法对法院判决书、相关案例的新闻报道进行客观、系统、结构化的研究，分析诈骗者个体行为特征和具体影响因素，然后利用聚类分析法研究跨境电信网络诈骗行为的主要共性因素，并基于此提出从根源上防范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针对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