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工员记忆里的“工分”
赵全保
20世纪60年代末，作为“知青”的我，从省城兰州来到陇东山区光荣插队，成了崇信县赤城公社周寨生产队的一名社员。从此，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挣工分养家糊口成了我的天职。
当时，对于社员们的劳动报酬怎么计算，工分是怎么回事，我是稀里糊涂的。后来我当上了记工员，才彻底搞清楚了工分的事情。
这个小小的记工员，社员们是看得很重的。他们不是想在记工员那儿得到什么好处，只希望记工员记工时不要漏记了他们一天的辛苦。那时周寨生产队配备了两名记工员，由于大部分时间社员们不在一处干活，因而两个记工员也就分别在两个劳动工地干活。
记工员每天都要对每个社员的劳动工时做出准确的记录，劳动工时以“成”或“分”为单位。社员们一般每天都是出早中晚三次工，记工员每日要对社员们的劳动进行三次记录。吃早饭前，大约劳动2个小时，记2成；早饭后至吃晌午饭，大约劳动4小时左右，记4成；下午大约劳动4小时左右，记4成。这个“成”，是社员出勤的工时记录，还不是工分。10成为一个出勤日。
由于每个社员的劳动能力不同，因而每个出勤日所得的工分也有高有低。那时，按照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周寨生产队采取三三制的工分制。即把社员按劳动能力分为三等，每一等又按劳动时的实际表现分为三个级。一般来说，身强力壮、劳动技能又好的壮年汉子，属于一等劳力；身体较弱、劳动技能一般的男劳力、身体健壮劳动技能较好的中青年妇女，都属于二等劳力；老弱病残者和未成年的男女社员，属于三等劳力。一等标兵（这是最高级别的劳力）一个出勤日是11分工；一等二级是10分工；一等三级是9分工。二等标兵，一个出勤日是9分工；二等二级是8分工；二等三级是7分工。每个等差是2分，每个级差是1分，以此类推。
还有一些劳作是加分，如看场是个比较特殊的工作，就是晚上睡在场房里，社员们轮流值班，每晚两个人。那时队里的粮库也建在场里，因此看场主要就是看守粮库。一般冬春季节看场担负的责任较轻，除了粮库，场里仅有些草垛，每晚记1成；在夏收秋收季节，场里往往还有没有打碾的粮垛等，看场责任相对重大，因而每晚记2成。
到了玉米快成熟的季节，由于山里野猪经常在夜晚出来吃玉米棒棒，对庄稼祸害很严重。因而，在这个季节里，每块玉米地里晚上要派两个人守护，叫作“看玉米”，看玉米一晚上记2成。周寨有一块玉米地“很硬”（按迷信的说法是经常闹鬼），人们都不愿意到那块地里看玉米。有个叫朱进财的壮年汉子胆子很大，自告奋勇去那块地里看玉米。我是不信神鬼的，于是也自愿与朱进财同去。队长决定给我们俩每晚记3成。(https://www.daowen.com)
每隔一段时间（大约半月左右），记工员把社员们的出勤记录进行整理汇总，交给会计，会计正式登记到社员分户的工分花名册上。
对于每个社员的劳力等级，是通过社员大会确定的，大约每半年进行一次。这天全体社员都集中在队部里开会，先是“自报工役”，就是每个社员对自己这一段的劳动情况，做一个自我评价，说说自己够上几等几级。然后由社员民主评议做出最后确定。会计按照每个社员的等级，按人把出勤日换算为工分。
到了年终决算分配时，会计把每户社员全年所得的工分总额算出来，作为决算分配的最基本的依据。那时生产队决算时，公社要派工作人员进行审核。生产队全年的全部农副产品，按照规定价格折算成现金。然后扣过公粮（国家农业税）、储备粮（生产队自留储存用于备战备荒）、公积金（用于发展生产）、公益金（用于社员福利事业），剩余的资金再加上副业收入，就是社员可分配的劳动报酬。给社员的可分配资金除以全体社员的总劳动日（10分工为一个劳动日），所得数据就是劳动日值。根据每家每户的工分总数计算出其应得的报酬总额，再把每户社员全年所分得的口粮以及瓜果蔬菜等实物照价计算，社员劳动应得的报酬总金额扣除分配的实物总价金额，多余部分用现金发给社员，叫作“找补工资”。也有少数社员因劳力少人口多等原因，应得的劳动报酬抵不过已分配的实物折价，就成了“超支户”。周寨生产队是个比较富裕的队，有一年大丰收，劳动日值是八毛二分钱，年终兑现时，最多的一户社员竟分得了五百多元现金，在当时是非常富裕的家户了。队里的口粮分配标准，基本口粮是按人头分配的；还有一部分是工分粮，即按照出勤日分配的，这部分口粮决算时才能确定，因此年终决算分配时，还要分一部分粮食，叫作“找补粮”。劳力多的富裕家庭往往是钱多粮也多；而劳力少人口多的那些家户，往往是没钱又缺粮。按照“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原则，队里每年都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对个别特别贫困的家户，发放救济款（救济款从生产队的公益金里列支）。救济款有高有低，我记得最高的是15元，最低的是5元。
那时，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差别很大，与周寨生产队同属一个大队，并和周寨生产队毗邻的狼窝坝生产队，是一个穷队，有一年劳动日值才是一毛一分钱，社员们辛苦劳动一年，分得的口粮远远不够吃不说，而且全队的社员都是超支户，倒欠队里的钱。
每年旧历腊月，各生产队的决算分配方案，经公社工作组审查通过后，就开始给社员兑现发工资。这时当地银行信用社的工作人员背着现金，服务上门，奔赴各个生产队给社员发工资。这样，在发工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收回一些贷款，同时还可以吸收大量的存款。
那时，周寨生产队的社员中，还有几个比较特殊的人。一个是周礼荣，他是队里的兽医，因而不参加一般的生产劳动。队里所有牲口的一般病，都由他治疗。他有时也去其他社队给牲口看病，所挣的钱要交给本生产队，作为队里的副业收入，队里给他记工分。还有一个叫朱敏璋的是民请教师，在公社所在地的小学教学，每月可领到十几元的民教补贴，本人除了留极少的零花钱外，其余的全部交给生产队，他的工分是参照和他年龄相仿的社员所挣的工分来计酬的。
随着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生产队的那种生产方式便退出了历史，与其相适应的社员劳动工分制也已成为历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