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土”的那些人和那些事
赵全保
秦晋高原，也叫黄土高原，就是我们常说的黄土高坡，包括山西、陕北和陇东。
崇信县处于黄土高坡的沟壑地带，除过南北二塬的一些塬地和汭河两岸的川地外，大部分土地都是山屲地。
20世纪60年代末，作为知青的我，响应中央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来到崇信县南部山区的赤城公社周寨生产队插队。
这个生产队大都是山坡地，粮食产量很低。由于前几年把几块山坡地改造成水平梯田成效显著，很快成为地县两级的先进单位。
这年地县两级蹲点工作组又号召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也就是把山坡地改造成水平梯田，简称“改土”。县农业局蹲点干部老陈说，我们常喊“改天换地”的口号，其实“改天”非常难，“换地”则完全可以做到。把贫瘠的山地都换成肥沃的水平梯田，我们的粮食至少可以增产一倍以上。
队里组织了“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俗称“改土专业队”。我们兰州来的知青和部分城市居民都参加了“专业队”，副队长朱进怀是“专业队”的总负责。
我们改的第一块地叫“大屲”，也叫“八亩屲”，是这个生产队里最大的一块山地。这块地不仅面积大，而且坡度也大。要修成水平田，得分成三块，每块地下首的堰边墙都得打一丈以上。
当时刚种完玉米，其他农活都不多。我们基建队的全体成员，生产队和蹲点的全部干部，再加上十几个不是基建队的社员都上了改土工地。工地上将近五十多人，热热闹闹。
主要工具是铁锨、镢头和独轮推车，这里的人们将独轮车称作土车子。我们四人一组，一把镢头两把铁锨再加一辆土车子，就是我们改土的全部家什。另还有一个打堰边墙的专业组。
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对技术性较高的庄稼活不会干，而干改土这样的纯体力活，还是可以的。不过那个土车子，的确不好掌控。
我们这一组两男两女。张明兴，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很壮实；妇女队长朱葡萄，二十四五岁，瘦小精干，她无论铲土、挖土还是推土车子都样样拿手；再就是我和兰州女知青牛秀英。
我对铁锨镢头的使用都很熟练，唯独没有推过土车子。干了一个上午，我们各自发挥所长，挖土、铲土、推车轮着干。我看朱葡萄这样一个瘦小的女人家，都把土车子推得很自如，也想试着推一下。朱葡萄和张明兴都说我不能胜任，但我还是执意要推，朱葡萄便笑盈盈地把土车子交给了我。满满一车土，按道理说没多重，况且又是下坡路。可当我推上还没走上两步时车和人都失去平衡。由于坡比较陡，车向着左前方翻了个滚，倒光了全部的土后侧着身子不动了。而我呢，却摔了一个大跟头，又侧身滚了两滚。我想那姿势肯定是很滑稽可笑的，不然人们为何都大笑不止。虽然我已经爬了起来，但还有几个妇女仍然抱着肚子、弯着腰或蹲在地下笑着不停。我闹了一个大红脸，这实在太丢人了！摔得晕头转向的我起身后赶紧寻看土车子怎么样了，结果被张明兴早就拉了回去。
这时恰好送开水的人来了，朱队长发令让大家休息一会。早就饥肠辘辘的人们赶紧拿出馍馍吃了起来，有人带着搪瓷缸子舀开水泡馍吃，也有人还带着冬梨当蔬菜吃。我也从布袋里取出两个混合面的蒸馍和一根葱，大口地吃了起来。张明兴送给了我一个冬梨，朱葡萄也拿出冬梨往牛秀英手中塞，牛秀英刚开始还不好意思地推辞着，后来也就接过吃了起来。
我三下五除二地将两个馍馍一个梨填到肚子里，然后又去练习推土车子。我先是推着空车试着跑了几个来回，虽然翻了几次车但基本上掌握了推车的要领，接着又装了少许的土，试着推了几趟，土车子慢慢地听从我的指挥了。
朱队长走到我跟前说:“不急，慢慢练一练就能掌握了，我们都是从小推着土车子玩大的，不用学自然能推。这样的车你以前肯定见都没见过吧？”
我笑了笑说:“是，的确没见过。”
经过两三天的练习，我完全制服了这个调皮的工具。
有一天，朱葡萄不知从哪儿又借来了一辆土车子，她把这辆车子推走，我们就赶紧装另一辆车子，两辆车子她一人轮换着推，而我们几乎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恰巧这天县上几个领导来工地上视察，还跟着县广播站的记者。第二天广播里就传来了《一女推双车》的新闻报道，朱葡萄由此出了大名。(https://www.daowen.com)
每天快收工时，朱队长和工作组老于就用皮卷尺测量各组挖的土方，然后计算进行登记，年终作为评选先进的依据。我们这一组一直遥遥领先。
经过几天的锻炼，不论是抡镢头使铁锨，还是推独轮土车子，我都已经很拿手了。不过半年后土车子就被淘汰了，改土工地上全部换成了架子车。
打堰边墙，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活儿。打堰组的组长是一个姓张的壮年汉子，人们都叫他张大师，这个组的人员都是他精挑细选来的。听说要增加一个打墙组，一些男女年青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地头练习打锤子。结果那天选打墙组人员时，我却被意外地选上了。几个小伙子很不服气地对张大师说:“我们天天练习打锤子都选不上，从来没见老保练习过，他怎么能选上呢？”
技术员老张说:“那没办法，刚才大家都看到了，老保就是比你们几个打得好。”
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住的那家院子里，就有一个打墙的锤子闲放着，我每天晚上都要偷偷到屋后练一阵。
在打墙组，我学会了瞄线、定位、安墙头板等所有的打墙技术。不久又成了朱队长的助手，搞一些测量和改土规划等工作。
我从小就养成了早起的习惯。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四点左右起床，先顺河畔上下跑跑步，然后在学校的篮球架子上做五十多个引体向上，这才挑上一担肥料上山。每天到改土工地最早的就是朱队长和我。
就在我们修第五块地的时候，下了一场雷雨，把大屲那三块水平梯田从中间冲出了一条大沟豁。那天开社员大会，讨论组织一个抢修大屲梯田的突击队，要求每天晚饭后不计工分到大屲参加两个小时的义务劳动，而且上山时还要顺便挑一担粪，让大家自愿报名。我首先报了名，接着有十几个青年男女都报了名。最后由十八个青年组成了一支突击队，每晚加班三个多小时，干了十多天才补修好大屲梯田，而且还开挖了一道水路，确保再发洪水也冲不坏梯田。
大屲修成的三块水平梯田，面积比原来小了许多，经过测量只有六亩。但地平雨水足，再加上粪肥施到位，第二年小麦单独计产量，六亩多地打了两千七百多斤小麦。当地农民高兴地说，这块地过去亩产一般就是七八十斤，最好的年景也超不过百斤。
周寨生产队由于改土成绩显著，县上提出了一个口号:“远学大寨，近学周寨”。因而来周寨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周寨生产队改土工地的领导也升了格，王有周由生产队的副队长变为大队革委会主任。他在驻队工作组的帮助下不仅入了党，而且还成了县委委员。这时公社也选我到崇信县红专学校参加农业技术员培训班，培训班还没有结束，我就被公社叫了回来，在赤城信用社当了一名会计。
不过我的改土情结并没有结束。
一天下午我回周寨，路过狼窝坝，看见改土工地上很多人正在这里进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几个周寨生产队的社员看见了路过的我，便笑着跑过来将我拉到工地上和他们一起干活，说是要检验我还会不会干活，到底“变修”了没有？我也只好和他们干到收工才一起回家。
1975年我在黄寨营业所工作，这一年全县各公社都把改土工作抓得很紧。黄寨由公社的章副书记抓改土工作，全公社集中一起修水平梯田。塬边的土地面积大，改土工地场面也很壮观。公社机关行政干部几乎全都上了改土工地，业务单位也抽出一定的人员参加改土。那时银行营业所和信用社在一起办公，我年龄较小，天经地义就得上改土工地，这样又干了近半年的改土。
1976年我又调回县人民银行工作。1977年春，县直机关各单位抽调人员参加木林公社的改土，我们单位抽了三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位。
改土工地是一个很大的山屲，土崖下面有许多小窑洞，据说是大炼钢铁时挖的。这些小窑洞就是我们的宿舍，窑洞里没有炕，我们只好顺地铺上一些干草，将带来的被褥铺在草上睡觉。
这次改土工地规模巨大，到处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高音喇叭歌声嘹亮。劳动时男人们的吆喝声，女人们的嬉笑声，还有洪亮节奏感强且带有地方曲调的打夯号子声，场面蔚为壮观，振奋人心。虽然工具仍然是铁锨镢头架子车，饭菜是干粮米汤和咸菜，但来到这里的人们，可能受到气氛的感染，仿佛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
改革开放后，改土工作断断续续地一直没有停止过，直到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的改土终于停了下来。
对了，当年我们还给改土起了一个壮美的名字——修理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