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年华，黑暗遭际

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已然没有了好的钢琴老师，“所以当时上海的音乐会都是我弹伴奏，比如周小燕先生的声乐音乐会、钱学森爱人蒋英女士的声乐音乐会、韩中杰的长笛音乐会、杨秉孙的小提琴音乐会等等。那个年代我每周都在台上，突然变成了大红人”。周广仁虽然形式上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当教师，但对于留学一直心怀念想。一位跟她合作过室内乐的法国大使馆参赞建议她赴法留学并帮她联系了手续，于是她向院方提出申请。贺绿汀院长回答说：“我理解你，但是现在学校的老师走得太多了，我们现在太需要你了。你还是留下来吧，国家会培养你的。”1951年，周广仁受文化部委派到北京集中，将作为中国艺术家代表团成员，与小提琴家马思聪，声乐家喻宜萱、郭兰英等一起出访捷克斯洛伐克。这年3月，他们参加了“布拉格之春”音乐节。除了伴奏，周广仁还作为钢琴家演出独奏，作品包括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和马思聪的《鼓舞》。回国后，她又马不停蹄地参加中国青年文工团，在团长周巍峙带领下出访东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和平友谊联欢节。在钢琴比赛单元，周广仁凭借一曲《牧童短笛》荣获三等奖，这是新中国钢琴家第一次在国际比赛上得奖，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届世界青年和平友谊联欢节对周广仁的最大影响，是使她第一次接触到钢琴演奏的“重量演奏法”。“我在国内学习的演奏法讲究纯手指运动，比如梅·帕契（即梅百器）的方法……钢琴家约瑟夫·迦特对我说：‘你演奏得非常好，乐感也很好，但方法是旧的。’我从他那里首次知道了‘力度演奏’的概念，就请他给我上课。他给我上了三次课，比如弹巴赫的创意曲，要讲究肩膀、胳膊、手腕各个部位的统一力量……‘重量演奏’也是苏联钢琴学派的特长。”1956年，技术精进的周广仁参加了东德举办的第一届舒曼钢琴比赛，获得第八名。1962年，她又作为“中国青年艺术家演出团”成员到港澳演出，为张丽娟、郭淑珍、施鸿鄂伴奏。这一年，周广仁做了一件对中国当代音乐史带来巨大影响的事情，那就是义务给四川学生但昭义上课，课毕还留他吃饭。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常饿肚子的但昭义只有在周广仁老师家里才能吃顿饱饭——40年后，但昭义培养出了陈萨、李云迪和张昊辰。

20世纪50年代周广仁在北海公园演出

1957年“反右”，周广仁因丈夫陈子信被划为“右派”而受牵连，被荒谬地“取消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资格”长达20年。陈子信原系中央乐团乐队队长，拉小提琴，被文艺界称为“最年轻的老革命”，1968年4月12日因不堪批斗而自杀。“他有胃病，但我从来没有陪他去医院，要是现在，我一定请假陪他……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来，音乐演奏教学全停了。钢琴也封了，没砸烂就算不错了。整天所谓闹革命哪、学习哪、批判哪、检查哪。我们下放的是一个部队农场……劳动就是改造。当时农场里种的是水稻。田里的稻子在长的过程中，根部需要不停去挠，得拿手去挠。时间长了，手指生痛。知识分子挺聪明，有人拿废铁丝做成爪子形状的，想用它来代替手。不行！说这是逃避劳动，思想改造不彻底，都得用手去挠。结果我的手指就给挠伤了，这只左手从那时起失去了控制。”

1962年赴港澳演出的周广仁（右）与顾圣婴合影

1972年，中央五七艺术学校成立，校址设在北京沙河朱辛庄，音乐专业招收了70名学生，都是北京郊区公社一个个挑来的根正苗红的孩子，全部学钢琴。周广仁担任钢琴组组长，算是重返本行，白天教课，晚上编教材。因为彼时外国作品一概禁止演奏，所以周广仁与同组的李其芳等老师采用革命样板戏及革命歌曲音调旋律，先后编了两册《钢琴初级教材》。这两本教材以各种形式翻印再版多次，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在特殊年代，周广仁及同人们可以说最大限度地延续了钢琴的一线生机，为学习钢琴的人们提供了珍贵的练习依据。